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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保卫战最后阶段的真相
来源:《晋绥抗战》,作者:黄绍竑   2017-04-11 15:59:39

  太原会议及太原失守后的狼狈情况

  这时忻口战场经过相当激烈的战斗,对当面的敌人既无法歼灭也没击退,而敌人又陆续增加,不断进攻,我军很难维持。阎锡山打电报给我,同时也直接打电报给各总司令,要我同孙连仲即刻到太原去开会,讨论防守太原的部署。就在那日下午四五点钟,我带同一班卫士到达太原。我的指挥部人员则停留在榆次附近的鸣李村,我关照他们必要时向榆次以南撤退。孙连仲也同他的参谋长金典戎到达太原。

  会议是在太原绥靖公署会议厅举行的,由阎锡山主持。到会的除我和孙连仲之外,有忻口方面作战的卫立煌(注:卫立煌后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并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高级人员)和晋绥军的高级将领,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参谋长朱绶光、参谋处长楚溪春都在座。阎锡山把必须保卫太原的理由向大家说了。他的计划是:以忻口方面退下来的部队据守太原北郊的既设工事,并派一部守汾河西岸高山的工事;以娘子关撤退的孙连仲部据守太原以东的高山既设工事;以傅作义(注:傅作义后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并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高级人员)

  部署死守太原城

  在会上,我提出意见,不很赞同这个计划。我并非认为太原附近的既设国防工事不应固守,而是认为忻口和娘子关两方面的部队正在败退,恐怕在还没有占领阵地的时候就被敌人压迫到太原城边来。同时,那些所谓国防工事的可靠性,亦是一个谜。这是我在娘子关方面得到的坏印象。万一那些部队站不住脚,被敌人压迫下来,这许多人马,前方后方都混杂在太原城区的锅底里,其危险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太原是阎锡山统治山西二十多年的首府,是他毕生所经营的兵工业(太原兵工厂)和其他某些工业的所在地,也是山西集团官僚们多年积聚财富的集中地点,阎是不肯轻易放弃的。

  我认为太原城固然不宜轻易放弃,因为那时候失守一个省城,全国都会震动的。但我不主张以野战来支持守城,而应以守城来支持野战部队的休息整顿。也就是说,即使守城部队都作了牺牲来换取大多数野战部队休息整顿的时间,也是值得的。如果照阎锡山的计划,用所有的部队(除守城部队之外)防守北郊既设工事,以支持守城部队,即使都能按照计划占领阵地进行抵抗忻口方面南下的敌人,但我估计娘子关方面的敌人与忻口方面敌人是配合行动的,这样娘子关方面敌人没有一些阻挡就到了太原城的东南门,由南北两方面同时夹击太原城和据守北郊工事的野战军部队,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主张将娘子关方面的部队(那方面能掌握的只有孙连仲部和一些续到的川军)撤至寿阳县铁路线以南,和榆次县以东的山地收容整理,并与八路军联络。日军如直攻太原,则从敌人侧后予以袭击。日军如向南进攻,则沿同蒲路东侧山地逐步撤向太谷、平遥。忻口方面的部队,除派一小部守北郊既设工事作守城的警戒部队外(必要时撤过汾河以西),其余皆撤过汾河占领汾河以西的高山地区,监视敌人,从事整顿,必要时则侧击敌人。这样布置,则由忻口、娘子关撤退下来的部队,既可休整,也可牵制敌人攻击太原城,太原城也可作为城外部队的支援。

  我这些意见,孙连仲和卫立煌当初都是赞成的,而阎锡山仍坚持他的原计划。晋绥将领向来对阎的计划不敢表示异议。我更指出,忻口会战是费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才能进行的,怎能在大撤退之后又再匆匆进行另一场会战呢?时间是决不许可的。

  最后会议上就剩了我同阎锡山相持不下,其余的人都是在战场上多少天未睡的,就在会议厅打起呼噜来,不再管什么计划不计划、争论不争论了。会议开到了午夜一点多钟仍无结果,最后阎锡山说:"军队已经行动了,要改变也无从改变了。"原来阎锡山打电报要我们来开会的同时,已将他的命令下达给各部队总司令了。

  阎锡山说完上面那两句话之后,就对朱绶光、楚溪春、赵戴文轻轻地说:"咱们走吧!"他们就离开会议厅了。有些人还睡着不知道呢!楚溪春对阎说:"还未宣布散会,会上的将领还不知道呢!"阎说:"不用管了。"不久电灯忽然灭了,不仅太原绥署漆黑一团,整个太原城也没有半点灯光了。这种狼狈情况,是我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所未见过的。

  但我对蒋介石应有一个交代,便摸到长途电话室打电话给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巧得很,电话一挂就通了。我把娘子关和忻口战场两方面的溃败情形和太原会议情形告诉了钱大钧,要他转报蒋介石。钱问我太原能守多久?我说很难说,如果照今晚的情形来看会议无结果姑且不论,而高级将领多半不能回到部队去指挥,这样混乱是很不妙的。我告诉钱大钧我立刻要离开太原了,要他听以后的消息。那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的深夜两点钟。

  我打完南京的电话,走到绥署大门停车的地方,竟然静寂得怕人。指定给我使用的汽车找不见了,更没有其他的汽车,真使我心里着急。我想起傅作义以往和我打过不少交道,有相当的感情,他负守城的责任,当然还在城里,去找他或许还有办法。但当时满城漆黑,也不知道傅的司令部在哪里。

  我的随从副官周杰英劝我赶快走,迟了怕被封锁在城里就不好办。我带着十多个卫士摸到南门,幸城门还开着。这大概是因为阎锡山还有许多贵重的东西没有运完,汽车仍在进进出出。

  我们出城由公路走向汾河桥(太原汾河桥有两座,一在城南,一在城北),在桥上又遇到了很困难的问题。汾河桥桥面很窄,汽车只能单行。很多由太原满载物品的汽车要向西开,而那些回太原运东西的空车却要向东行,彼此不肯相让,闹成一团。有些司机已在车上呼呼睡着了,一点也不着急。我见这样情形,如果相持到白天(那时已是深夜三点多钟了),敌机一来轰炸,岂不都完了吗!于是我这个战区副司令长官就暂时充当汾河桥的交通司令。我拿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向那些空车司机说理,连劝带骂,弄了一个多钟头,要他们向后退让,因回空的车占少数,后退也比较容易,让那些载重的汽车过完,然后过去。我还在桥头派我的卫士执行这个任务。

  天快亮了,我同副官、卫士截住一部回空卡车,乘着来到太原西南数十里的开栅村停下来。第二日早晨到乡公所查问,才知道这地方离交城县不远。我们到县城打听,才知道阎锡山也到了那里。阎锡山那晚临走的时候,并未告诉我他将到什么地方去,在这里是无意中遇到他的。我去见他,把昨夜出城的经过概况说了。他问我:"你看太原能守多久?"我说:"很难说。我很担心城外的部队昨晚和今天是否能进入阵地站得住脚,守城还在其次。"他又说:"宣生(傅作义号)是守城有名的。那年他守涿州两个多月,抗住了数倍的奉军和优势炮火。我在城里储备了半年以上的粮食和弹药,太原的命运就寄托在他的身上。"我对傅作义过去的守涿州也是钦佩的,但是当时我想,相隔十年,时代不同了,而敌人又是气势方张的日军,是不是能同守涿州那样守得住,心里很怀疑,只是口里不便说什么。

  阎锡山要我住在他那里,好遇事商量。我住了一夜,告诉他娘子关撤退下来的许多部队还得去收容。他不说什么,随叫交通拨给我一辆卡车和一辆小轿车。次日一早我坐汽车由交城经汾阳、孝义向介休进发。在路上两次遇到敌机,幸而发现得早,不待扫射我已躲进路旁的沟里去了。虽然遭到扫射,人车都未受损。汾阳、孝义的老乡们还不知道太原的情形,仍然是熙熙攘攘来赶市集。我们到了介休,情形就不大相同了。那是同蒲铁路的大站,刚被敌机轰炸,车站毁了,正在燃烧着。停在站上的列车也炸得乱七八糟,死亡的士兵尸体不堪触目。车站的人员都逃散了,打听不到以北沿线的消息。在黄昏的时候,我找到了失去联络的卫士队,他们是在榆次将失陷的时候步行退到介休的。他们说,指挥部人员比他们更早些时候已乘火车南下了。这个卫士队就是我当时唯一能掌握的二百多人的部队了。我同他们在介休、灵石之间一个小村里住了一夜,次日出发,傍午到了灵石城稍北公路上靠近长途电话线的小村里。我就在那里进行收容,但是退到那里的都是零星失散的士兵,没有官长率领,集合不起来。

  显然可以料到,娘子关方面的部队,多半是由昔阳向和顺方向南进,或者是由榆次向太谷,或者是向沁县南进。铁路是敌机轰炸的目标,他们是要避开的。

  我用电话向各方面联络,想找阎锡山说话,报告东面的一切和探问太原城的情形。阎的声音很低,五台话也难听懂,最后只好由参谋处长楚溪春代为答话。楚溪春说太原城于十一月八日丢了。这是我离开太原城的第四日,也就是太原城只守了四天。当然这是出乎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意外,就我来说,虽意料守得不会太久,但也料不到会丢得这样快。阎锡山本人那时已由交城移到隰县的大麦郊,此后的行动我就不清楚了。

  在这里,还得回过笔来补写一些太原会议后和北郊战事以及其他的情况。这些材料是根据曾经亲预其事的人事后告诉我的。

  太原会议到深夜无结果,阎锡山同他的幕僚偷偷地溜走了,电灯也黑了,我狼狈逃出太原已如上述。据孙连仲后来告诉我,他摸到城门时,守城部队快要把城门堵塞了,说了许多好话,守城兵才肯把城门的堵塞物弄开了让他走出来。他的部队原指定是占领太原东边一带设有工事的高地,但由于时间急迫,部队收容了多少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占领阵地抵抗敌人了。于是他只好带领在身边的一些人渡过汾河在河西山地上乱跑乱窜。他遇到由忻口退下来的部队,也不占领北郊工事从事抵抗,而是向西北乱窜。又据孙部第三十师八十九旅旅长侯镜如说,第三十军和他的部队也未能占领太原以东指定阵地,就被敌人压迫向南撤退。当时未参加忻口会战的裴昌会师,虽奉命当晚开到阳曲湾据守既设工事作为掩护,也未到达就溃乱南撤了。所以原定据守北郊既设工事保卫太原的计划,由于当晚的混乱,根本不能实施。敌人从北面、东面直迫太原城,太原从而失陷,造成华北战场的最大损失。

  我在灵石住了几天,没有什么部队可收容,每日除了打电话给南京报告之外,就没有什么事可做。我在电话中同钱大钧说,山西的战局就是这样,我再在这里已没有什么作用,想要蒋介石把我调回南京。钱大钧还告诉我说,阎锡山对我很有意见,他认为忻口会战是由于娘子关方面的作战不力而致溃败失利的。我当然不同意阎锡山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但也不想辩什么。钱大钧同情我的处境,答应转报蒋介石,但说也须征求阎锡山的同意。我见在灵石没有什么事可办,遂决定退往临汾。临汾是晋南比较大的地方,山西省政府和绥靖公署的人都退集在那里(但阎尚未到)。在那里,我见卫立煌也退下来了。不久我得到蒋介石的核准和阎锡山的同意,乘专车离开山西回南京。山西以后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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