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中国内地,妄图“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三个月灭亡全中国”。据白崇禧回忆录记载:“敌进攻山西,企图夺取我华北天然要塞,消除陕甘根据地屏障,进而掠取我西安、汉中,威胁我抗战中心——‘陪都’重庆。”
日军主力在南口战役[1]之后,沿平汉线南下,试图寻找在保定的中国军队主力决战。号称“中国通”的板垣征四郎奉命防守侧翼,他伙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违背日军大本营和华北派遣军既定的战役规划,向绥远发起追击,就这样把战火引入了山西。
山西,雄踞黄土高原,地处华北心脏,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它东可控制平汉线,切断日本华北派遣军与关内关东军的联络,又可威胁平津地区;北可出平绥,切断国际援助线;西可扼制陕甘地区,占据十分有利的战略位置。同时,山西拥有丰富的煤炭、钢铁以及食盐、小麦、玉米等战略资源。因此,之前毛泽东便认为山西是华北战略的枢纽,对平津、华北乃至全国,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屏障和支撑作用。
为迅速实现占领山西这一战略目的,日军兵分两路向太原方向推进,一路由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与两个独立混成旅团组成,沿同蒲铁路推进,经雁门关直攻太原;另一路为日军的王牌军第5师团(即板垣师团),沿浑源、灵丘一线推进,妄图突破平型关,最终会师于雁门关。
抗战之初,“山西王”阎锡山便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山西、绥远、察哈尔的部队进行抗战。日本军方的拉拢和游说他未加理会,日本妄图“华北五省自治”的阴谋自然也未得逞。他提出的“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的范围,加紧自强”的口号,一时间风靡了整个山西。
1937年9月3日,国军李服膺的第61军与日军酒井兵团在山西天镇县交战,拉开了太原会战的序幕。
在飞机、坦克、大炮、装甲车的掩护下,日军步兵、骑兵3 000多人对李家寨、罗家山等外围主阵地展开全面进攻。日军首先用敌机低空轰炸和扫射中国守军,接着用重炮猛烈轰击,国军阵地几成焦土。在进攻中,惨无人道的日军还使用了毒气弹。日军持续攻击了三天三夜。
战场上,硝烟遮天蔽日,喊杀声、枪炮声、飞机轰鸣声、轰炸声日夜不绝。
眼看进攻受阻,日军只得改变战斗策略,绕过天镇迂回进攻阳高。得手后,日军折回再次围攻天镇,以期截断中国守军的后路。
驻守天镇的部队是第61军的第399团,他们当初接到的命令,是必须固守城池7天,以配合阎锡山能够从容布防“大同会战”。第399团团长张敬俊是山东人,素来以打起仗来不怕死的那股虎劲而著称。他知道以眼下自己的兵力和装备无法与敌相持7日,但也丝毫不惧。接到命令后立即召集全团官兵开动员会。在会上,他当场发誓:“就是和鬼子拼到最后一人,也要保证固守7天!”
日军轰炸机向天镇疯狂地投掷炸弹、燃烧弹、瓦斯弹,一时间,城内弹片乱飞、毒气弥漫,一片混乱。县长和公安局局长私下里曾找到张敬俊,向他恳求:“为让全城百姓免遭苦难,你们不要再守了!”张敬俊没有同意,他的任务是7天死守,不是投降苟活。官兵们把被杀日军的头颅砍下,高悬在城楼上以壮军威,对外宣称是“将活捉的日军砍首”。
天镇坚守战进行到第7天深夜,任务已经完成,军长李服膺权衡再三,下令第399团退出天镇。命令一到,已杀红眼的第399团将士们无不跺足捶胸,纷纷请愿再战,不愿弃城后撤。无奈军令如山,第399团只得从西门含恨撤出。
第399团以一个团的兵力,固守天镇达7天之久,这在当时国军兵败如山倒的不利局势下,确实是一个少有的奇迹。
随着国军的撤离,天镇随即陷落,晋北之屏障顿失。
山西重镇大同紧接着失陷,第二战区不得不做出新的战略调整,采取收缩防御的态势,将主力集结于雁门关、平型关、娘子关一线,沿内长城进行防御。北路日军进犯山西之后,首先杀向五台山下刘奉滨的第33军73师防守的灵丘。面对从察哈尔开来的板垣精锐部队,73师苦守了10天后,灵丘失守。日军乘胜兵临平型关。
从日军进攻平型关右翼阵地开始,阎锡山便不断调整部署,由关内到关外组织抗敌。阻击战斗持续了八九天,日军始终未能突破关口,双方形成胶着相持的态势。
9月25日,日军第6兵站新庄自动车队和第21联队辎重部队一部由东西两个方向向平型关前进。这两股日军进入赶来参战的林彪率领的第十八集团军115师的预伏圈,被歼灭千余人。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平型关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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