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淞沪抗战和南京守卫战见证了中国军人铁血抗战的精神，也暴露出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在对日作战战略上的缺失。一城一地的拼死防御不但让中国众多名城惨遭战争蹂躏，也几乎耗尽了中国军队的实力。
然而，中国政府和军队终于在战争中成长。当日本试图“发动攻略汉口之战，使其成为战争一决雌雄的最大机会”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终于认识到“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为此抛弃过去的教条，同时部分发动群众的抗日热情，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同时跳出城市防御的桎梏，将防御作战推进到武汉外围的广阔战场。
武汉会战这场抗战史上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会战，中国军民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中，以40万人的伤亡，造成日军近10万人的死伤，不但粉碎了日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也鼓舞了全国抗战的热情。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少将高参、后曾协助薛岳取得第三次长沙大捷的赵子岳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在武汉会战的战略决策:“综观武汉会战，我军不在武汉城内弹丸之地作困兽之斗，而在武汉外围的广阔天地进行灵活、坚强的作战，予日军以重创，作战逾4个多月，竟无一个整师被歼灭，这都是由于统帅部正确的战略决策而来的。”
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牺牲和胜利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近卫文的致命失策和国民政府的坚持抗战
1937年12月，日军攻克南京，日本对中国政府会乞降的幻想却因蒋介石的拒绝而遭破灭。日本首相近卫文一气之下，在1938年1月16日向全世界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在此后进一步声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日本“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停”。
战后的日本人认为，这是日本在战争中最为愚蠢的战略失误。没有任何退路的国民政府在1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迅速刊出蒋介石对日本近卫文声明的反应，措辞强烈地表明了中国将继续抗日的立场:“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用全力以维护中国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接受，同时，在日本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篡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对于日军而言，战争的接连胜利进一步激发了军队对中国的蔑视和对武力的狂热。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大本营就开始研究所谓“攻占汉口作战”。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对于攻占武汉的建议是:从历史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通过武汉会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以把蒋政权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1938年5月徐州会战一结束，日本方面即决定于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所有在中国大陆作战的部队停止回国调动，国内继续动员增兵40万人，并拿出32.5亿日元的作战费用预算。
日军规模庞大的“汉口会战”的另一个目的，正如日本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上所说，为了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不愿再见到“帝国雄狮百万受制于中国”。为此，日本“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文件这样记载。据战后发现日军文件证明，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增援武汉大战。
“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蒋介石由此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誓言“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国民政府调集全部海空军以及陆军120个师总兵力约110万人，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直接指挥。然而与淞沪、南京会战不同的是，蒋介石在1938年2月发表的《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中称:“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淞沪和南京的教训:“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1937年底，在淞沪会战、南京会战结束后，日军连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中国核心城市，占领中国政治经济最为重要的华北、华东要地，之后又占领山东半岛。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的军政机关却并没有立即西迁入川，而是先转移到武汉，使得武汉成为当时事实上的战时首都。自从华北和华东的众多大城市沦陷后，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尚未沦陷的大型城市。
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后，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多次与德国军事顾问研究有关防守武汉的决策问题。在淞沪、南京和徐州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对日会战中，国民政府的作战方式都是依托坚固工事下的防守，以至于日本人为了让中国军事失去德国的支援，声称“此次事变名为中日之战，实为日本人与德国打仗”。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国民政府在武汉周边开始修建作战工事，然而淞沪和南京会战，中国军队单纯通过阵地进行防守遭致的惨痛教训，让一些历经战火的中国军人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想法。
国民政府第54军参谋长郭汝瑰少将就表示，在武汉背水列阵“全不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如果再依照淞沪和南京的作战模式，聚集重兵于背水，“一旦环形防线被突破，几十个师都有被压迫于水际而被歼灭的危险”。在由陆军上将陈诚主持的武汉卫戍司令部召开的高级将领军事作战会议上，郭汝瑰认为，“武汉会战应置主力于外围，首先利用幕布山脉和大笔山脉的有利地形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而当敌人接近武汉外围时，中国军队在撤离武汉后，依然可以利用武汉的外围山脉险阻与敌人周旋。
这一作战核心，就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此时的蒋介石在吸取了淞沪、徐州会战的教训，听取了中共方面以及国民党内部许多将领的意见后，终于改变了以往死守一城一地的战略。由蒋介石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指出:“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皆知，更以中隔大将外杂湖沼，尤非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否则再按照南京的作战模式，则武汉“仅一片焦土而已……”
惨绝人寰的“焦土抗战”
就在武汉会战即将开始的时候，中原大地已经变成一片泽国。
1938年4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曾计划，以一个军自郑州沿平汉线南下，以一个军自南京沿长江西进，从北面和东面分两路夹攻武汉。后来考虑到两军战场过远，不便于统一指挥，决定以主力第2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北麓，占领信阳后转平汉线南下，进攻汉口。当1938年初徐州沦陷后,中国军队本来仍在顽强抵抗。然而当国民党名将薛岳以13个师共15万部队将日军土肥原师团两万人合围时，却因为蒋介石嫡系桂永清放弃兰封而功亏一篑。以至于蒋介石自己在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信中称，兰封战役“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
兰封后的6月6日，日军攻克开封。此时如果日军大举西进，不但将切断平汉铁路，南面威胁武汉，还极有可能西攻洛阳汉中，威胁到中国的大后方。当年的蒙古军队正是先行攻掠四川，从西南大迂回再向东南沿海进攻，从而灭了南宋王朝。面对这一巨大危险，第一战区的中国军队却已经没有力量抵御日本的攻击。
6月11日，蒋介石采纳了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的建议，挖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早在1935年晏勋甫在武汉行营任职时，曾根据“焦土抗战”的理论制定过“以水当兵”的计划。在迫不得已之时，通过黄河水将敌人隔绝在豫东，使之在短期内无法加速前进，同时也能避免将中原古城郑州变为战场。
花园口决堤之时恰逢黄河上游的雨季。这一“焦土抗战”的行为，以冲毁140万民房、淹没近2000万亩耕地、80万人死亡、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在中原地带造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的惨重代价，使河南皖北5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沦为一片沼泽，阻止机械化日军的行动，迫使日军无法利用淮河西进、利用平汉线南下。日军由此不得不放弃以主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的计划，改为以主力沿长江两岸向武汉推进。中国军队借此喘息之机调整了防线，以第一、第三、第五战区的部分兵力和第九战区的全部兵力，计130多个师，约120万人，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4省，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里的巨大防线。
红黑色的血:中国军民的决绝抵抗
6月11日，日本海军通告驻汉口各国领事，称溯江进攻武汉的作战已经开始。当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占领九江后伺机攻取南昌。他面临的对手是国民党名将薛岳。薛岳根据日军动向作出了“北守西攻”的部署，依托庐山天险，对日军南下进攻展开激烈的抵抗。
一名进攻南浔路的日军在日记上这样记载当时战况:“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武汉作战》中这样描绘中国军人的抵抗:“占领星子后，不停顿地连续战斗了30多天，战线仅仅推进了2公里半。而且，即使占领了西孤岭，前方仍然耸立着全轮峰、硝爪船等高大的群山。这些山峰上的敌人炮兵，每天都居高临下地实施准确地射击，连在火线后方进行饭后杂谈的记者们也遭到迫击炮的轰击。炸裂的弹片击伤了三位记者，他们的衣服上浸满了红黑色的血。”
另一个日军士兵则在寄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庐山是支那名胜之地，‘不见庐山真面目’，名不虚传。我师团在此遭到支那军精锐部队的坚决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小队长死亡很多，战斗仍在艰苦进行，与家人团聚的希望很小。”在中国军队的誓死抵抗下，日军第101师团第101联队被中国军队全歼，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也中炮负伤。
顽强抵抗日军的不仅仅是中国军人。日军面对的还包括已经觉醒并坚决执行坚壁清野作战计划的中国民众。日军某部队长田部圣大佐，在其《武汉攻略参战记》中写道:“我从南京溯江西进时，未曾料到日后生活的不便，仅随身携带了几本日本书籍和盥洗用品。初到湖口就发现依靠现地粮食物资来维持我军生活，几乎完全不可能，必须从内地(指日本)向战地输送粮食。居民全部出走，住房尽被破坏，可利用的几乎没有，冈村司令官的办公室兼宿舍也是被破坏了的房屋的一部分。”
冈村宁次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10月初，第27师团占领了箬溪一带，检查缴获的敌军官兵致其亲友的信件，内容几乎都是有关我军情况，以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一时期，第101师团检查反攻我军阵地而战死的敌军官兵遗体，发现死者父母的来信中，也都是鼓励他们为国家、民族奋勇献身的言词。”
万家岭大捷:薛岳全歼冈村宁次第106师团
中国军队顽强有效的抵抗，让日军南路沿江攻击武汉的计划被迫推迟。在久攻不下中国军队正面阵地后，冈村宁次以赌徒式的冒险，令日军第106师团利用中国军队防线上的缝隙，仅携带6天口粮，孤军深入后方，试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
然而日军的动向仅一天即被中国军队第4军发现。这支在北伐中于丁泗桥战役一战成名的“铁军”迅速缠住日军。此时的薛岳正调动部队刚刚包围日军第27军。当发现日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之后，薛岳迅速放弃日军第27军，转而攻击更加孤立的第106师团。薛岳先斩后奏，在尚未获得武汉军委会批准时迅速调集重兵包围第106师团，并再次未经蒋介石批准，动用蒋介石部署在庐山做敌后游击之用的第66军断绝日军后路。当身在九江的冈村宁次从空军侦察中发现薛岳的部署意图时，日军第106师团已经陷入10万中国大军的合围之中。
此时的日军第106师团突围遇到重重困难。日军在武汉会战中所用的五万分之一比例军事地图还是冈村宁次在1926年从军阀孙传芳处窃取而来，难以与万家岭当地的地形参照。而日军在崇山密林中试图借助指南针标定方向，却因当地有磁铁矿而导致指南针失灵。
“当我发现敌军来袭时，听到令人恐怖的迫击炮声越过我的头顶在前面50米的地方爆炸了。炮弹击中了马群，马群炸了窝般的在烽烟中乱冲乱撞。离开九江有数千匹马，到雷鸣谷时，一匹马也没有了。从第二天开始，我们中队就躲在水沟、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然而由于四周的山中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
原106师团的幸存者辎重运输兵那须良辅战后在《地狱谷中的三个星期》一书描述了日军当时的绝望，“战友们大都受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下。死在水沟的战友们，他们的脸色都变成茶色而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活着的人也都快变成了鬼。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月亮，我放声大哭。”
在蒋介石对薛岳务必在10月9日24时前全歼日军106师团，作为给“双十节”献礼的命令下，第106师团的防御阵地在10月9日彻底崩溃。薛岳第1兵团主力第74军第51师在师长王耀武指挥下，命令第305团团长张灵甫亲率敢死队，经浴血奋战占领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制高点，彻底断绝了日军退路。为拯救死伤惨重的日军第106师团，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以补充该师团战斗力。此举动在整个抗战中绝无仅有，显示出中国军队对第106师团的重大杀伤。
万家岭大捷的惟一遗憾是未能俘获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中将。战后一名日俘供认，中国军队“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人员，都全部出动参加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果你们坚决前进100米，师团长就被俘或者切腹了”。尽管如此，日军此次惨败，从时任第1兵团第32军141师师长的唐永良少将在一年后路过万家岭战场时所作的描述也可见一斑:
“万家岭战场周围约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了日军和我军的墓地。日军的辎重，马的尸骨、钢盔、马鞍、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等等杂物，俯拾可得。许多尸骨足上穿着大足趾与其他四趾分开的胶鞋，显然是日军尸骨。有的尸骨被大堆蛆虫腐烂后，蛆虫又变成了蛹，蛹变成了蝇，蛹壳堆在骷髅上高达盈尺……”“围绕着雷鸣谷刘村(今磨溪乡南田一队刘鞔鼓村)都是敌人的坟墓，人骨、马骨……此外沿山麓、沿道路、沿溪流，无处无日兵骸骨，若说五步一尸、十步一马，并不算过分，统计雷鸣谷刘村、哔叽街、万家岭一带战场，日兵骸骨至少在6000具以上，马骨至少在千具以上。”
成功的撤退奠定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的根基
万家岭激战前，江北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最后一个重要阵地田家镇，于9月29日失陷。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也正在这一天召开。10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党部发出指示，要求他们着手为武汉撤退作好宣传和舆论上的准备:
“现日寇正集中最大兵力进攻武汉，田家镇已失守，武汉不守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各政治机构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注意: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立即加紧说明我们应争取防御武汉之持久，但应强调武汉即使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保卫，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且一城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
尽管叶挺将军评价万家岭战役“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但此役未能让中国军队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保住武汉，却实现了蒋介石预定的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目的。
10月24日，日军对武汉形成了东、北、南三面包围的态势。同时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于10月12日在广东南海大亚湾登陆，并在10月24日切断了粤汉铁路，占领广州。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在坚持抗战而非妥协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机放弃某些据点的战略认识方面，国共双方所见略同。10月24日，蒋介石正式下令放弃武汉，并下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以破坏!”
鉴于上海的教训，国民政府早在1938年3月就开始拆迁汉阳铁厂。九江失陷后的7月30日，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连续载文，要求政府紧急抢救人力，抢救物资，绝不能留下资敌。武汉的工人阶级也发出呼吁，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保全一分工业就是获得了一分胜利的保证。”
10月17日，第五战区长官部部署最后撤退阶段的作战任务。与淞沪会战和南京会战后期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以大无畏的勇气和作战胆识，主力全部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历时逾4个多月的武汉大会战，中日双方动用了开战以来最大兵力，日军最终未能歼灭中国100多个师中的哪怕一个师，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两天的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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