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九）撤退
来源：萨沙   2019-01-03 14:29:09

　　所谓保卫大武汉，其实只是一个口号而已。无论蒋介石，陈诚，白崇禧甚至毛泽东都知道，武汉不能死守。国军武汉会战的目的在于尽一切力量消耗 日军进攻的兵力，以使得他们没有能力歼灭武汉地区国军主力，同时不可能占领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但这一切的前提，在于击破日军的头号 作战目标，也就是日军试图歼灭国军主力。国军绝对不可以死守武汉，坚决要避免自己主力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是对长久抗战不利的，这样打就傻了。

　　所以，早在武汉会战打响之前，武汉地区的民众和工厂，物资已经开始做了大规模的搬迁工作。只是由于自然条件和运输能力的不足，到了武汉会战末期和结束后几个月，仍然有大量物资滞留在武汉和宜昌港口。由此，出现抗战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大撤退，武汉大撤退。

　　武汉大撤退的重要性

　　抗战是持久战，国军利用复杂的地形，老百姓的支持，广阔的领土和日军做拉锯战，最终拖垮日本，获得胜利，

　　但是除了以上的几点以外，持久战还必须具备三个最基本的条件：粮食，武器和大量兵员。

　　兵员不需要多考虑 ，当时仅仅四川就有5000多万人口，适合的兵员有数百万人之多。加上数千万迁移到西部的难民，兵员还是够得。

　　而粮食上，四川，湖北，湖南都是中国著名的粮食产地，所谓湖广熟天下足，而四川更是 盛产粮食的西部第一省份。其中湖北湖南可以提供一线作战战区的粮食供应，四川的粮食可以提供给大后方。

　　附注：湖南，湖北两省盛产稻米，两湖丰收，则天下粮足。《古谣谚·湖广谚》：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言土地广沃，而 长江 转输便易，非他省比。

　　那么唯一的问题，就在于武器弹药上面。

　　解放军第三号战将粟裕大将曾经回忆自己在井冈山的生活，当时他们每人只有3到4发子弹，所以不可能正面和国军对抗，只能打游击战。红军一般只能通过伏击战打国军，集中大量兵力打国军少量兵力。由于弹药缺乏，伏击的时候只能打2,3发子弹，然后立即要挺起刺刀冲锋。

　　剩下的一发子弹必须留在枪膛里面，做紧急时候使用。

　　所以，红军每战必须打赢，因为这样才能缴获弹药，如果没有弹药下一仗就无法打了。

　　谁都知道，这种打法相当危险，肉搏战中，如果双方训练相差不大，一般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在井冈山，红军伤亡是很大的，只是因为四周的军阀都在忙于火拼，井冈山又非常陡峭，红军才生存下来。

　　井冈山红军处于劣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武器弹药不足。

　　而抗战中的国军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炮弹缺乏，一些山炮只有十几发甚至几发炮弹，一旦发射完了就只能扔掉。

　　弹药的匮乏导致炮兵火力上根本无法跟日军抗衡，为这一点也不知道多死了多少人。

　　淞沪会战时候的桂军恐怕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桂系老兵往往都身经百战，个个有现在特种兵的身手。就是因为没有炮兵火力，桂系被迫只能用人海战术冲击日军坚固工事。

　　在冲锋中，桂军被日军陆军重炮和海军军舰炮大量杀伤，一战下来元气大伤，一些部队伤亡超过百分之五十。尤其桂军老兵伤亡很大，日军伤亡却极为有限。

　　要知道，这些桂军老兵往往是有着5,6年作战经验的，如果一对一和日军拼，基本百战百胜。

　　其实说到底，日军在上海工事大部分都是野战工事。比如土木结构的碉堡，根本没了不起，虽然机枪打不动，用日本那种玩具式的92步兵炮，一炮就轰掉了。但你一则没炮，二则有炮也没有 弹药，只能靠人命去拼，最终死伤成这样，多么可惜啊。

　　换句话说，没有基本的武器弹药，持久战争就没办法打。

　　如果强行去打，基本就等于让士兵去送死，是一种极为不人道的行为。

　　老萨最近看陈恭澍的回忆录，军统执行任务之前最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让执行人员有机会全身而退。

　　不然，就等于让手下去送死，是极为不人道的。

　　自然为国牺牲是荣誉，但也要死得值得才行。

　　连军统的特务都是这样，更不要说一个国家的统帅了，不能让人民随便去送死。

　　大家都知道，中国在抗战爆发前，不但武器生产能力薄弱，更要命的是武器工厂基本都在沿海一线，内陆地区除了刘湘的一个中型的四川成都兵工厂以外，几乎没有大型兵工厂。

　　而这个成都兵工厂甚至不能满足刘湘12万川军的基本弹药补给，川军上战场都是带着十几发子弹，更别说维持400万大军了。

　　抗战如果 爆发，不适合防御的沿海地区肯定要被日军占领，那么这些工厂就面临着搬迁。

　　如果这些工厂不搬迁，或者搬迁期间出现问题，那么不要说工业，连最基本的武器弹药国民政府也无法保证最低程度的供应，那持久战还怎么打呢?失败是必然的了!

　　当年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是张学良张作霖父子的沈阳奉天兵工厂。

　　张家父子为了这个兵工厂花费了长达10年的心血，和巨大的财力物力投入。到了918前的1929年，辽宁兵工厂 日出13式79步枪130枝， 枪弹41万发， 全年出17式轻机枪300梃， 13式重机枪50梃，还可以自己生产数量不菲的大口径野战火炮，绝对是全国第一的。 沈阳兵工厂有机器近万台，雇佣上百名欧洲和美国的工程师在工厂指导，技术工人高达17,000名。

　　这个兵工厂最后被日军兵不血刃的完全占领，除了对工厂的完全占据以外，还缴获了步枪约15万支，子弹约3百万发，迫击炮约6百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磅。

　　日军占领该兵工厂后，他们的随军日本军工工人看到在沈阳厂内加工台上，正在制作的240大口径榴弹炮炮身后都惊讶不已，认为该厂在规模和技术上，并不比大阪炮兵工厂差。

　　不少日军 即以此种炮身为背景摄影留念。

----------------------------国军在抗战中最基本的武器弹药全部是自己制造，从而能够保证国军最地层度的要求，也就是不让国军用大刀长矛去和日军的坦克飞机拼命。如果没有这些兵工厂，抗战是打不下去的。

　　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的幕僚曾建议其将兵工厂内迁，但张学良过于弱智，根本没有想到日军敢于立即进攻，所以也没有搬迁的行动。

　　奉系在沈阳兵工厂曾先后投入了折合法币二亿八千多万元的奉票和大洋，结果使东北军成为全国各路军阀中装备最好的军队。可惜，这样一个大型兵工企业，却拱手让给了日本，其中已经造备完毕的大批武 器，也落入日军之手。

　　后来沈阳兵工厂被日军加以扩大和发展，成为伪满洲国军火物资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用中国人的机器生产武器杀中国人。

　　自1932年该厂开始为日本人服务算起，到1944年的12年间，沈阳兵工厂仅生产步枪一项就达90万支。相当于为日本装备了90-100个师团的武器装备。

　　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从苏联获得了20个师的武器装备，从美国获得了45个师的武器装备，约为沈阳兵工厂为日军装备武器的三分之二。

　　整个8抗战期间，中国的兵工厂只生产了98门大口径火炮，1.53万门迫击炮，步枪83.72万只，轻重机枪11.12万挺。其中火炮数量一项，8年的总产量只及日本控制的沈阳兵工厂一个月的产量。

　　所以，工厂，尤其是兵工厂的迁移是极为重要的。就算迁移不了，也要炸毁，绝对不能被日军缴获。

　　有些网上的朋友认为抗战很简单，就是一群战士一拼一冲就行了，其实这是一个极为浩瀚的大工程，为此制定了无数的计划，由无数的人来执行和监督。

　　工厂的搬迁，就是其中一个计划。

　　对于工厂的搬迁，早在抗战之前就有所规划了。

　　1932年的128事变中，中日十几万大军在上海激战，最终日军击破国军的防御，占领整个上海。

　　当时国民政府还在南京办公，由于从上海到南京近在咫尺，政府被迫迁都洛阳。

　　经过128事变，国民政府深深清楚沿海工厂的脆弱，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将工厂内迁。

　　到了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将沿海的工厂，尤其是工业最发达的上海工厂进行大规模的搬迁放在首要位置。

　　撤退并不容易

　　兵工企业的内迁从实施的时间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7年9月至11月，第二阶段为1937年12月至1938年11月，第三阶段为1939年至1940年。

　　第一阶段规模很大，迁移的都是最重要的兵工厂。包括上海炼钢厂1937年9月迁武汉汉阳，济南兵工厂1937年9月迁西安，金陵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重庆，巩县兵工分厂1937年 11月迁四川泸县，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1937年11月迁重庆(次年再迁昆明)，巩县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长沙，中央修械所1937年11月迁湖南 衡阳。

　　大家可以看到，这几个工厂迁移时间都是在抗战爆发3到4个月。当时中国交通线大体还算通畅，才得以将这些最重要的兵工厂西迁。

　　但大家又可以看到，其中只有两家工厂迁移到四川，另外大部分都在相对内陆的内地，其中两家在武汉。

　　为什么不一举搬迁到四川，而是滞留在武汉，主要是从武汉运输到四川并不容易。

　　当时内迁四川的道路基本有两条，一条是先通过铁路到陕西，然后通过陆地运输到四川。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一线所谓的公路艰难狭窄，运输距离又非常的长，就运输上来说自然极为困难，运输量很小。所以，这条路线只能作为无可奈何情况下的备用方法。

　　另一条则是先通过铁路，水运，公路输运到交通枢纽城市武汉，然后或者水运，或者陆地运输(主要是公路，当时没有从湖北到四川的铁路)。

　　相比起来，显然后一条运输路线比较可取。武汉地区铁路线四通八达，有平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而且长江水运量相对较大，搬迁较大的工厂和大量物资到武汉难度很小。

　　而从武汉运输到四川的直线距离比较近，航运的话从武汉到重庆，来回不到一周时间。

　　所以自从1937年抗战爆发以来，大量工厂和物资全部搬迁到武汉地区。

　　但在1938年3月，国民政府知道武汉会战就要爆发，下达武汉地区第二阶段撤退令的时候，仍然有大量工厂，物资和人员滞留在武汉，并没有运送到四川。

　　其实当时并非国民政府不愿意直接将工厂运送到四川，实在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这里不谈从武汉到重庆的公路，光是从武汉到湖北西部交通重镇宜昌的所谓汉宜公路，就花费了政府巨大的人力物力。

　　汉宜公路在长不过300多公里，修建难度比四川内部公路要容易很多，但国民政府从1924年开始修建，前后花费了10几年时间。

　　到了战前1935年扩建汉宜公路，到1938年前完成，光是民工就使用了10多万人，花费重大财力物力，才勉强修好了这条石子路面的公路，大家注意，还不是柏油路。

　　从宜昌到四川内陆的公路更是极为艰险，很多地方仅仅容纳1辆汽车通过，而且沿线经常自然灾害，动辄路堵数月之久。

　　以汉宜公路为例，1935年，汉口发生大水灾，汉宜公路全线淹没达2，3个月，路基被冲毁10余里，桥梁被冲断25座，损失巨大。

　　从陆路运输这么多 物资和机器到 四川难度实在太大，几乎没有可能性。这也是日军八年期间始终无法从陆路攻入四川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长江水运虽然运输量大，却受到枯水期的影响，不能全年大规模运输，只能在全年几个月的丰水期行船。

　　而且长江航运上还有一个著名的脖颈地区，就是三峡。

　　武汉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

　　本来航运应该由一艘船搞定，这样最省事省力，比如从上海到重庆，旅客当然应该乘坐一艘船就行了。可是由于三峡的存在，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

　　这些船只的客人和货物都必须在三峡前的交通重镇宜昌换乘(换上能走长江三峡的大马力小船，也就是所谓的川江轮)，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这样一来，就极为费时费力，运输量大大打了折扣。

----------------------三峡在当时是很可怕的，也是中国最艰难的航运线路。即使中共建国以后，炸毁了三峡大部分暗礁，在险滩上设置了标示，仍然经常有船在三峡出事。日军扬子江舰队只有几艘船只能够通过三峡到达四川的日本租界。

　　所以，当时日军嚣张的所谓扬子江舰队，仅有几艘吨位很小的船只才能通过三峡水域，就是这样还出现的日军军舰搁浅三峡的情况，搁浅长达1个多月之久。

　　所以说，三峡鬼门关这也是整个八年全面抗战中，四川长江水域得以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三峡抑制住了日军舰队，也大大阻碍了国民政府的内迁计划。

　　三峡水域在1938年1月到4月是枯水期，无法大规模运输物资。

　　虽然政府用尽全力，而且做了细致的规划工作，到了武汉会战爆发前的4月到6月仅仅将其中几家最重要的兵工厂和部分物资搬迁到四川，比如广东第二兵工厂1938年4月前往重庆。

　　而还有数家重要的兵工厂和大量普通工厂，都积压在武汉地区，等待丰水期的到来。

　　没想到，日军在6月开始全面进攻武汉，武汉地区的大撤退瞬间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当时长江航运是非常落后的，在清末和民国初年基本都洋人的航运公司包办。

　　可是长江航运尤其是三峡地区航运太过于危险，而且花费太大，收入又不高，导致洋人的航运公司有些倒闭，有些干脆取消了这段航运路线。

　　到了抗战爆发以后，长江的英美军舰先后遭到日军攻击，各国 列强基本都将民用基本船只撤离长江，那么，本来就薄弱的长江航运更是雪上加霜了。

　　当时大量工厂的机器，各种物资，军人，难民都赶到武汉地区，试图西迁进入四川。

　　由于三峡的存在，这些人都必须在宜昌小城更换三峡航船以后才能有效运输。

　　当时船少人多，有钱也买不到船票，大量的物资和人员都滞留在武汉和宜昌。

　　以宜昌为例，这个小城人口不过10万人，但武汉会战之前在宜昌等待换船的平民就高达3万多人。

　　当时宜昌小城所有的旅店，甚至学校和礼堂临时改建的客店全部住满。没地方住的人只能露宿街头，小城宽阔一点的空地上到处都是人。

　　码头上还有数千露宿等待离开的难民，有的已经露宿了1个月之久。

　　当时宜昌老百姓回忆：难民的生活极为艰难，形同乞丐一样。

　　除了人员以外，码头上的物资堆积如山，货物的箱子绵延数公里之长，而且全部标注特急。其中有故宫博物院的一批国宝，还有中国军工制造行业上仅有的一些精密仪器。

　　如此重要的物资，却全部无法运输，这真是火烧眉毛的事情。

　　卢作孚和陈诚领导 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当时蒋介石坐镇武汉，任命陈诚为全权代表，负责内迁的事情。

　　陈诚这个小个子能力很强，从结果来看，他很好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抗战初期有过几次大撤退，结果都不怎么样。

　　淞沪会战后的大撤退，虽然保证的上海的工厂和国军基本成功转移，但一部分部队在撤退期间溃散，导致淞沪到南京的3道防御工事没有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日军从上海 杀到南京并没有花费太久的时间。

　　太原会战中的大撤退，更是出现了荒唐的情况。当时有人风传太原城内最高指挥官傅作义已经逃走，导致一部军队擅自撤退，最终太原城下也没有什么激战。

　　徐州大撤退算是比较成功的，但撤退中大部分部队都极为疲惫，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最终被迫掘开了黄河。

　　最离谱的就是南京保卫战中，唐生智指挥的撤退。

　　唐生智明明知道南京是背水一战，而且只是打一打就必须放弃的情况下，一没有制定详细的撤退计划，二没有准备好足够的撤退船只，三根本没有安排强力人员有效组织撤退工作。

　　结果南京的国军坚守到最后一刻，被迫突围的时候，才发现一没船，二没有人指挥，三根本没有完整的计划。

　　最终基本各自为政分头突围，尤其从长江突围的官兵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

　　陈诚总结唐生智失败的教训，早在1937年 12月就在武汉成立了船舶运输司令部，负责长江这一流域的运输工作。

　　当时船舶运输司令部负担极重，各种机关都向司令部要船，而司令部实际控制的船只有限，经常被各方谩骂和攻击，甚至还有军官持枪上门威胁的，宣称如果我的部门得不到船就是贻误军机，将你们全部枪毙。

　　整个司令部人员几乎昼夜不休息，但也无法有效完成任务，个个都焦头难额，苦不堪言。

　　他们被迫制定了六个法则，比如优先运输军事人员和军用物资，而政府的物资，器材，档案和公务员是第二位的。

　　这样到了1938年3月，武汉地区的运输工作全面走上正轨，物资运输量大增，一度出现运输通畅，滞留人员物资迅速减少的情况。

　　但到了6月武汉会战爆发以后，由于大量难民和物资开始紧急撤离，都要从武汉向后方运输，顿时出现前所未有的可怕运输量。

　　而长江枯水期在10月底就会到来，换句话说，满打满算也只有4到5个月的时间。

　　当时陈诚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收编长江上所有船只为军事管理，这也是苏联人的方法，然后统一进行指挥。

　　这种方法的优势是可以掌握大量船只，缺点也是极为明显的。陈诚他们所谓的军事人员毕竟不如船运公司精通运输工作。

　　很容易出现所谓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导致就算有船但是无法使用。

　　南京保卫战中，唐生智几个手下其实也控制几艘轮船，但因为指挥无方，导致轮船怕人员拥挤上船甚至不敢靠岸，最终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卢作孚和他的民生轮。此次武汉大撤退有卢作孚主要负责是非常正确的，他是标准的内行领导内行，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英国不列颠战役中，英国指挥官为休.道丁爵士，他是一个人际关系不好的人，平时沉默寡言不爱说话，但他是绝对的空军内行，对英德空军的一切了如指掌。就是这个爵士，让英国获得了空战的胜利。而美国遭遇珍珠港事变以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命了两个能力极强的人担任海军负责人，而这两个人其实都是罗斯福的反对党成员。老外的魄力和专业精神值得我们钦佩！

　　中国自古以来之所以很多地方那么差劲，究其根本都是外行领导内行。

　　所谓的外行领导官员，多半是上级官员的心腹或者裙带关系的人物，溜须拍马，奉承讨好是一流，但并不懂得实际的事情，也就是会当官，但是没本事。

　　外行领导内行，导致中国社会很多地方都是一片混乱。比如一些所谓的大工程，在专家技术人员一片反对声中上马，搞好以后几年内再炸掉或者拆除，几千万几亿就打了水漂。

　　更有一些国有企业，上面领导都是狗屁不通之流，把整个技术性很强的公司搞得乌烟瘴气，根本不具备竞争能力。这种企业只能依靠权力的垄断在国内嚣张嚣张，一旦跟 外国企业竞争，瞬间就完蛋了。

　　所以，陈诚经过再三思考，报请蒋介石批准，决定放弃军事统一管理，走第二条路。这就是任命更擅长长江航运的民生公司，招商公司等几家民间公司来负责，军方给予控制和指导工作，因为他们是最了解长江航运的，是第一线真正的行家。

　　可以说，这在当时是需要一定魄力的，尤其对于陈诚来说。如果武汉大撤退最终失败，他的下场怕是要跟唐生智一样，一辈子做个幕僚，还背负上千古骂名。

　　陈诚个子虽小，勇气和能力都是有的，他毅然坚持了。

　　那么，本文的主角卢作孚就出现了。

　　爱国资本家

　　卢作孚是民国最大名鼎鼎的企业家或者说资本家。

　　华人船王包玉刚曾经说：如果卢作孚还健在，就不会有我今日的包玉刚。

　　由此可见，卢作孚在近现代中国航运业上的地位。

　　在民国期间，由于国家基础建设非常落后，战乱连连，社会混乱，政府腐败，洋人商业公司享受不平等条约等，中国人想搞好一个自己成功的公司谈何容易。

　　老萨写过著名的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的文章。

　　董竹君就搞了一个饭店而已，也算费劲千辛万苦。董竹君艰苦的时候，曾经帮人家推过大车，去赌场赌博赢钱付欠款，甚至把女儿学习用的小提琴都抵押给当铺了。

　　同时，董竹君还在上海跟三教九流都打交道，上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上海市市长，下到青帮头子杜月笙，黄金荣，甚至街头的小混混，实在是不容易的。

　　董竹君至少有个做四川督军的前夫作为大树，也有一笔不菲的启动资金，这笔卢作孚好上几百倍。

　　卢作孚基本就是白手起家，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

　　卢作孚出生在四川重庆，小时候仅仅读书到小学，就因为家庭穷困而辍学。

　　他本人非常聪明，完全靠自学成为中学教师，教育界官员，之后又成为报社编辑。

　　在教书和担任记者的几年内，卢作孚深感在洋人企业中国企业的不堪一击，以及中国各方面同西洋巨大的差距，决定实业报国。

　　当时三峡水域都是洋人的轮船，洋人由于三峡地区航运艰难，所以风险大赚钱少，都不愿意怎么投资。

　　洋人的三峡水运搞的很差，不但运输量小，价格高，更重要的是服务态度极差，尤其对于中国人的服务更差。

　　在洋人的船上，基本不供应餐饭，全部都是自己携带，甚至连水也没有，基本就是给你一块小小的甲板而已。

　　而且洋人水手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动辄呵斥甚至打骂，卢作孚亲眼目睹过一个中国人误入洋人的头等舱，就因为这点小事，被一个洋人水手当面打了几个耳光。

　　这些搞的中国人都不愿意做洋人的船，但当时因为没有选择余地，只得作罢。

　　卢作孚他们潜心研三峡水运，觉得还是有利可图的，也完全可以击败洋人的公司

　　他于1925年秋，弃学从商，奔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

　　卢作孚从区区8000块大洋起家和1艘仅仅70吨小破船起家，经过苦心经营，精心研究航运业，以及和各种势力搞好关系。

　　当时卢作孚他们的小船速度快，航行安全，更重要的是服务态度极好，伙食也好，卢作孚甚至亲自上船给旅客服务。

　　这样单单第一年，民生公司就赚了2万大洋，随后大规模发展扩大。

　　规模扩大以后，民生公司的服务更是好。

　　民生公司加快了轮船改造和更新，增加了船上的救险设备和生活设施，安装了无线电台、电冰箱、蒸汽消毒柜、电风扇、收音机;增添了浴室、卫生间、阅览室、娱乐室;为旅客代办电报和邮件收寄业务，这些，过去在川江上的中国轮船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1935年冬季，民国著名的女作家陈衡哲与丈夫任鸿隽从汉口乘船入川，坐的就是民生的船。她说，坐民生的船，感觉到一种“自尊的舒适”。

　　后来全面抗战爆发 后，著名作家胡风去重庆避难，搭乘也是民生公司的船，他在事后撰文说：“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和枕头，小桌上放了茶壶茶杯，井井有条，非常整洁，的确和别处 的官舱不同”。

　　卢作孚这个人，是中国企业家的典型人物。他极为吃苦耐劳，在民生公司发展初期，他几乎吃住都在船上，以船为家。同时，他精明强干，对员工又非常好，对于本职业务极为精通，对三峡每一个险滩和暗礁了如指掌，他还把公司的船长和船员当做亲人。

　　甚至后来卢作孚在见过后三反五反期间含冤自杀，他的几个船长居然冒险给这个反革命拉汽笛致哀。

　　这种情况下，民生公司在短短10年迅速扩大，连洋人的企业也被他们击垮了。

　　日本航运公司日清公司最后免费给人坐船，还送阳伞等 礼物，一样招揽不到客人。

　　民生公司的经营之好可见一斑!

　　到了抗战前的1936年，卢作孚担任总经理的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2只、吨位16884吨、职工增到2836人、有股本120万元、资产730万元，经营了川江航运业务的61%，几乎垄断了从武汉到重庆的三峡航运工作。

　　卢作孚能够达到如此辉煌的成绩可不是靠今天那些大型国企一样，完全是依靠国家权力机关才搞起来的。卢作孚依靠的是在商言商的经营能力，可以说，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对于三峡水运工作的了解程度，是全世界第一的。

　　那么，既然陈诚决定由民间公司承担主要的运输工作，那么卢作孚自然也被推到了第一线。

　　在当年，大发国难财的人不再少数，乘火打劫的更是不少。不要说中国人，就连日本商人也居然跑到日军作战的前线，将食品香烟以十倍甚至二十倍价格卖给日本士兵，大赚一笔。

　　而以爱国著称的德国人，在二战最后期纳粹就要垮台的时候，仍然有一些商人为了赚钱，大量生产昂贵的家具和工艺品，不遵守希特勒一切为军事服务的命令。

　　诸如《辛格勒名单》里面的辛格勒，他依靠贿赂买通德国军官，将大量质量平平的军用品卖给德军，价格还不算便宜。

----------------------------中国自古做生意都很苦难，尤其将生意做大更困难。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政府对商业干涉太多，没有一定的背景，生意是做不大的。当年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因为靠和左宗棠曾的关系混的很好。后来李鸿章为了抑制左宗棠的势力转而打击胡雪岩，胡也就瞬间完蛋，上千万两白银的产业迅速垮掉。卢作孚能够做到这种规模，非常的不容易，他是有真材实料的。此次武汉大撤退就是他表现的最好舞台。

　　卢作孚此时面前就有个难题。因为四川战乱长达20多年，根据以往的惯例，军方可以使用民间船只运输物品，但前提是必须全额付款，而且其中全款的一半必须立即支付，另外一半记账，等战争结束以后再支付。自然，延期支付的必须给利息。

　　对于这个约定，无论四川军阀，国民政府都是认可的。

　　当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基本就是三峡地区唯一的运输力量，按照这个标准运输上百万吨物资和几十万人，所获得的酬劳绝对是天文数字。

　　而且，如果你真的运输非常顺利，恐怕政府和舆论界也不会说什么!

　　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公司，如果此时候拼命捞钱，发国难财，还算是人吗?

　　卢作孚跟民生公司的大小员工经过仔细研究，最终决定仅仅收取成本费用，基本无偿的为国效力。

　　最终，民生公司收取的运费仅仅为正常商业运输费用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完全是无偿奉献了。

　　陈诚对卢作孚非常赞赏，奉命他为武汉水路联运办事处主任，实则负责民生公司在三峡的水运工作，后来卢作孚又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

　　当时摆在卢作孚眼前的是个可怕的烂摊子，这么多货物，这么多人要短时间迁移到四川去。当时民生公司只有24艘轮船可以用，每艘船只载重不过200吨到500吨，单程需要4天时间。

　　按照以往的惯例，就算24艘轮船玩了命，也绝对不可能将这这么多人和物资在3，4个月内运输完毕，至少需要1年时间。

　　南斯拉夫电影《桥》中，游击队指挥官跟游击小分队队长老虎有个经典的对白。

　　指挥官先说防御桥的德军有一个团，四面都是地雷，还有各种防御措施。指挥官还要老虎必须在七天后准时炸掉这座桥，不能早也不能晚。

　　老虎直截了当的说：这种条件，办不到。

　　但最终老虎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这是战争，就算办不到也要办，不然游击队5000个战士就会全部牺牲，一个也活不了。

　　这样的情况，老虎不愿意做也要强行的做了，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当时摆在卢作孚面前也就是这样的，有条件要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

　　像卢作孚他们这样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有自信，认为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卢作孚他们面对艰难的处境，发挥了他们最大的能动性。

　　当时大量物资从武汉运输到300公里外的宜昌难度不大，最大的难度在于如果从宜昌经过三峡水域运送到重庆。

　　当时从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6天，也就是说，正常必须走6天，无法再缩短了。

　　卢作孚他们经过研究，决定用优化流程的办法来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 重庆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

　　因为民生公司船只有限，完全按照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 庆;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顺江而下。

　　这样一来，经过流程优化，运输量迅速提高了数倍。

　　除了流程优化以外，还有船只的利用率问题。当时轮船超过1天就要设有卧铺，卧铺一般是4到8个人占一个仓位，而这个仓位如果硬塞的话，至少可以塞入8到20个人。

　　卢作孚认为，现在是战时，就不能再搞什么卧铺了，将所有卧铺一律取消，这样船只运载量也迅速提高了一倍。

　　同时，卢作孚他们又认为，很多物资体积虽大，但重量轻，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大轮船运输。在卢作孚的建议下，民生公司紧急征召了上千名水手和850艘大木船，2000多艘小木船，负责运输这些轻型物资。这样一来，运输量又大大提高了。

　　不过，代价是，木船没有动力，必须依靠纤夫拉拽才能经过三峡。无数纤夫被组织起来，他们在艰险的三峡悬崖上拉着纤，保证一船船物资得以通过。

　　大家都知道，纤夫是各种职业中最苦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就是他们的典型形象。这些纤夫为了国家民族，短时间内聚集起来，拿着微薄的报仇，以百分之二百的力量工作。他们默默付出，不求回报，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他们也是民族的英雄。

　　附注：2008年10月22日，宜昌大撤退纪念园举行开园仪式。 宜昌大撤退纪念园占地5000余平米，主体雕塑长15米、高9米、厚3米，由巨大的数字和铁锚 组成，外形取船和长城之形。红色花岗岩浅浮雕再现当时装卸工日夜搬运上船，纤夫拉船抢过险滩等恢宏的历史场面，主题雕塑以“1938.10.11”这组特 殊数字，突出了“宜昌大撤退”的时间内涵。

　　最后，运输中，码头卸货总是最费时间的一项工作。卢作孚征集了3000名码头搬运工，加快码头装卸货物的能力。原本需要3,4天才能清仓成功的工作，现在1天就可以完成，这样，运输量再次大大提高。

　　经过武汉会战前期和中期的战斗，民生公司已经运输了大量物资和设备，包括抢运了金陵兵工厂在芜湖的器材2000多吨，巩县兵工厂的器材14000多吨，随后又全力抢运汉阳兵工厂、汉阳泸河沟铁厂的全部器材等等。很好的完成了绝大部分撤退工作!

　　宜昌大撤退，只有40天时间，要么生存，要么毁灭

　　不过，撤退的最大高峰很快到来。

　　到了武汉会战就要结束的8月初，国民政府为了避免出现南京那样的大屠杀，要求武汉地区的50多万市民疏散。

　　这样，到了10月初，武汉再次出现大规模的难民潮和物资潮，宜昌港再次出现大量积压。

　　这也将民生公司之前的努力瓦解了不少。

　　据卢作孚保守估计，此时尚有3万以上待运人员、9万吨以上的待运物资在宜昌拥塞着。其中还有一部分全国兵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精华家产滞留在这里。

　　当时情况更为严重，因为之前虽然有大量物资需要运输，毕竟有几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月都是长江丰水期。

　　而当时长江距离枯水期只有40天，却一下子多出这么多物资和人员，那要怎么办呢?

　　如果在40天内无法将这些人员和物资运送到四川，万一日军直接杀到宜昌，那就是遭遇沈阳兵工厂那样灭顶之灾。没有这些可怜的家底，抗战还打个屁啊。

　　在正常情形下，民生公司在这40天里，最多能运送1.4万吨的物资，也就是全部物资的百分之十五左右。

　　要完成9万吨的运输量根本不可能，至于3万人员更是不用说了。

　　但事情已经是这样，办不到也要办，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强行去试试看。

　　鉴于此，卢作孚以爱国热情向员工宣传，要求用尽全力为国家办事。他自己冒着日军的轰炸，亲自去宜昌各个码头巡查督促，甚至连卸货装货这种小事也是亲自去检查，整日整夜的操劳，很少睡眠和吃饭。

　　民生公司的船长和水手们，白天驾驶着满载物资的船，在危险的三峡水域艰难航行，一旦稍有疏忽就是船毁人亡。

　　同时，日军飞机整日在三峡水运扫射轰炸，几乎每天都有民生公司的船只被日机炸毁或者炸伤，但没有人怕死，都在咬牙坚持。

-------------------------轮船被飞机击毁，肯定就是船毁人亡，就算是军舰也是不能幸免，更别说民船了。民生公司的船员们其实也是在战斗，还有这些伟大的纤夫们。

　　当时很多轮船遭遇不幸，以江兴轮最为悲剧。

　　武汉大撤退中，并不是只有 民生公司一家公司，其它公司也参与了运输，也有相当的伤亡。

　　它和建兴轮是从武汉地区最后两艘开出的轮船，时间是10月24日。当时白崇禧命令江兴轮务必将汉口日租界的6门珍贵的高射炮带走，还有约500箱弹药。

　　高射炮搬运到码头的时候，船上已经挤满了最后一批离开武汉的乘客，高达近万人。

　　当时江兴轮甲板上到处都是人，可谓连根针都插不进去了。

　　高射炮本来应该放在船舱里面隐藏，但现在连甲板都站满了人，只得将一些旅客不重要的行李扔到江中，然后勉强将高射炮放在甲板上。

　　10月25日，江兴轮和建兴轮开武昌，先后遭遇日军飞机轰炸。

　　因为当时武汉地区的国军空军已经奉命转移，控制权完全被日军掌握。

　　建兴轮是一艘完全的民用船只，仍然被日军飞机多次扫射，好在船长技术高超，躲避及时，没人伤亡。

　　前一天离开的建武轮就没这么好运气，当时他被日军飞机扫射，死伤十几人。其中还有蒋介石的心腹陈布雷秘书长。当时日军机枪子弹打在他身边，将他穿的皮袍子打出几个洞，好在人没有事情。

　　由于建兴轮是个小不点，日军飞机很快就将注意力放在吨位很大的江兴轮上。

　　先是两架日机飞来向江兴轮扫射，当场打死几十人。

　　江兴轮上部分军人被迫开枪还击，高射炮兵也开炮还击，当场击落1架日军水上飞机。

　　当时江兴轮船长知道日军飞机回来报复，正准备将船只强行搁浅避难。没想到6架日军飞机迅速赶到，对江兴轮俯冲投弹扫射，甚至投掷大量燃烧弹。

　　江兴轮是民船，本来就没有装甲，在日军饱和轰炸下很快沉没。

　　当时由于船上旅客太多，到处都是一片混乱，连高射炮都无法有效射击，高射炮手被炸弹炸死殆尽。

　　当时江兴轮正在长江中间，这段水流也比较湍急，轮船被炸沉以后，船上近万人生存极少。

　　当时 幸存下来一个叫做李世芳的文职军官回忆：船尾，中舱中弹后迅速燃烧，船上秩序大乱，呼号声，救命声，爆炸声混为一体。我住在三楼边舱，先用绷带练着我的妻子和最小的孩子，让他们跳下去。我左右手各抱着一个孩子，也跟着跳下江去。一个大浪卷来，我的妻子和她抱着的孩子顿时沉没了，我被狼一打，猛喝了几口水，人也沉了下去，两手不觉一松，顿时昏了过去，两个孩子也不知去向。还好我本人命大，虽然已经昏迷了，由于穿的衣服有浮力，最终还是漂在水上，向下游漂流了60里才被渔民救起来。我本人到第二天中午才苏醒过来，在当地休养了5天才能行动。我去武汉寻找妻子和孩子，没想到被告知，江兴轮被证实的获救者只有84人，其中还包括我。

　　整个江兴轮上近万人几乎全部死伤，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无辜的平民。

　　另一个事情也很有代表性。

　　1941年8月22日，“民俗号”从巴东运送伤兵和旅客时遭遇7架敌机的轰炸，船被炸沉。当时的水手回忆，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加油工人邱宝定在机舱值班工作时，弹片穿破腹部，流血不止，叫他赶快离去，他却回答：“死就死吧，绝不能走!”他仍然按着腹忍痛工作，毫无畏怯，竟与船舶共沉 亡。

　　船将倾倒，机舱人员尚望开车挽救，然而机器已被炸停，可是全体值班人员均未离去，仍照常工作。加油杨培之，看炉水罗绍修等，均随同船舶被炸沉而英勇殉 职。水手长龙海云，当船将倾覆沉没时，仍屹立船头，继续工作，努力挽救船舶。

　　船长数次催其逃生，他却慨然回答：“船长不走，我怎能离去!”船又一次被炸 时，龙海云腹部中弹牺牲。三引水王炳荣奉船长之命执舵被炸伤，船长改命徐鸿章执舵，叫王速离船逃生，但王仍坚守岗位不肯离去，后随船沉没殉职。

　　大副李晖 汉，当船被炸沉时，他急赴驾驶室将航行日记簿、船舶证书及其他重要文件抱于怀中，忽一弹片飞来，削去嘴脸，即倒于血泊中牺牲。

　　报务员陈志昌，当船被炸沉 时，已不能再发电报，但仍保护着电报机而不离去，终被炸死殉职。护航组长申志成，茶房头脑唐泽民、袁文彬，当敌机临空投弹扫射时，乘客骚乱，他们却不顾个 人安危，冒着枪弹，照样维持秩序，企图保持船身平稳，但敌机不断地轰炸，扫射，弹如雨下，袁、申被炸惨死，唐被炸断其臂，昏倒于血泊中，英勇牺牲。船沉没 后，幸存水手辜华山，仍不顾个人安危，急泅水至岸，抢推木划，在惊涛骇浪中救起伤兵和旅客数十人。其余未被炸死的船员均积极抢救浮于江上呼救之客人。

　　这40天对于当时的船长，水手和卢作孚本人都是毕生难忘的40天。

　　当时水手回忆：为了争取时间，每只轮船抵达码头的时候，船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已经举起;两岸码头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经靠近驳船等待着进港的轮船。轮船抛了锚，驳船拖到轮船边，便开始紧张地装货了。等到在宜昌的所有待运人员和物资都运走后，我们民生公司的人才开始撤退。记得那晚我是和民生公司在宜昌的家属一起走的，当时水位已经很浅了，接我们的“ 民风”号只能停在江中，工作人员用小船把我们一批批运到大船上。船开时，我回头向宜昌望了望，这个城市一片死寂，没有了灯光，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声。

　　水手们回忆卢作孚说：宜昌大撤退时，卢作孚已经是交通部次长级的大官员，但他经常“便服”下河、上船，查勘货物装运情况。我看见他穿的便服， 就是民生公司下属三峡织厂所产的三峡布制服。当时在民生公司的职工，每人不论职位高低都有一套，记得当时有位报关行的工作人员不认识卢作孚，在他面前指手 画脚，有点看不起他，他也笑着不去计较。当时在场的搬运工人，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

　　经过40天苦战，奇迹发生了，宜昌港口所有积压物资和人员已经全部运送到四川。

　　在整个武汉大撤退期间，民生公司以24艘轮船和3000艘木船，成功的完成了撤退任务。

　　到1940年宜昌被日寇攻陷之前，民生公司从武汉和宜昌地区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

　　整个抗战期间，民生船只运送出川的军队共计270.5万人，武器弹药等30多万吨。

　　其中，民生公司运送到后方的兵工厂就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 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 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

　　这些重新在西部崛起的中国兵器工业，尽管存在原材料匮乏，动力不足等诸多不利因素，但其生产能力从整体上仍超过了战前的兵 器生产水平，并根据实战需要还研制、生产了战防炮、枪榴弹、掷榴弹等新型武器。据统计，部队作战消耗较大的机关枪、迫击炮弹;手榴弹分别比战前增长 677%，867%、165%;能充分满足国民党军队需要的有重机枪、迫击炮、枪掷弹筒、枪掷榴弹和手榴弹;不能满足的有榴弹炮等7种。由此可见，战时重新崛起的中国兵器工业虽不能完全满足国军作战的需要，但其对国军顽强、持久的抗战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除此以外还有大量国民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学校设备、珍贵历史文物等。

　　这些兵工厂推到四川以后，几乎立即就开始生产，武器弹药源源不断的送到前线。

　　可以说，四川的兵工厂是抗战胜利的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没有这些兵工厂，抗战基本不可能获胜。

　　这相比敦刻尔克大撤退还要厉害的多。

　　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英法联军只撤退走了34万军队，物资什么全部丢光。在撤退中英法联军将重装备全部丢弃，撤回英国本土后，英法联军只剩步枪和数百挺机枪等轻武器，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英法联军共丢弃了近1200门大炮、750门高射炮、500门反坦克炮、6.3万辆汽车、7.5万辆摩托车、700辆坦克、2.1万挺机枪、6400支反坦克枪以及50万吨军需物资。英法联军有近4万余人被俘，还有2.8万余人死伤。

　　换句话说，英法联军几乎是光着身子逃回英国的。

　　而武汉大撤退撤走了这么多人，还又运送走了100多万吨物资。

　　在撤退过程中，英军共出动861艘各型船只，还基本掌握了海峡制空权。而国军只有24艘轮船而已，制空权大部分被日军控制。

　　可以说，能够达到这个成绩难能可贵。

　　为此，民生公司在整个大撤退运输中，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职员牺牲，61人受伤致残。

　　而民生公司在这次运输中，只赚了一个最低的成本费用，毕竟船长和水手们也要养家糊口。

　　当时三峡地区的洋人船只曾经报过价，作为中立国，他们只运一般商品，不运一切有关抗战的东西，每吨运价高达300到400大洋。

　　而民生公司的船只不但运送工兵器材和军需品，而且对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30到37元，其他公物只收40元，民间器材只收60余元到80余元，对于难民只象征性的收点钱，孤儿等干脆一文不收。

　　这样一来，仅仅在1939年，民生公司航业部分的损失高达400万元巨款。但总经理卢作孚却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

　　宜昌大撤退后，卢作孚明因为长期劳累，瘦的不成样子，但他仍然对公司职工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在卢作孚的身上带有很强的清教徒色彩，忙于事业却对个人享受没有什么兴趣。在民生公司内，分红办法是，所有人员不论职位，而是根据表现列为五等，最基层的文员、水手到总经理同等表现同等分红。卢作孚被评为一级，他和一个一级的茶房一样拿49元。

　　起初，他没有什么股份，即便是后来拥有的一点股票，还居然是军阀刘湘等人出钱赠送给他，让他成为有董事身份的总经理，而不是一个打工的聘任者。

　　晏阳初回忆抗战时，卢作孚一次生病，家里人想买只鸡给他吃，却都没有这个钱。

　　四川老乡，国民党大老张群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追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所组织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大陆。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碚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

　　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民生公司因经营状况不佳，财务逐渐陷入困境。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号在丰都触礁沉没。

　　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卢作孚被揭发“腐蚀拉拢国家干部”。

　　当时，卢作孚多年的得力助手郑璧成先被关押后被除名，邓华益被“资遣”，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惨遭枪决。卢作孚知道自己恐怕也在劫难逃，他不愿受辱，宁可自己结束生命。

　　当晚，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卢作孚自杀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此次运动中，民生公司副经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则几乎全部入狱“审查”，其中两人被枪决。

　　卢作孚的自杀，在当时也不是偶然现象。上海三反运动中，被捕的企业家200多人，其中自杀的48人。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作孚先生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武汉会战中，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都去一线劳军，多次遇险。蒋介石在武汉会战中用尽了全部的力量，他的指挥部多次被日军袭击，自己也险些送命。下图日军虽然占领的武汉，但其实战争的胜利者根本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中国人。日军之所以每每烦战略上的错误，主要是因为他们海军陆军内斗，政府和天皇没有实权，所以没有一个人有长远的眼光，都为了自己短期利益。

　　武汉会战的意义

　　随着田家镇战役和信阳战役的结束，武汉大撤退已经无法避免。

　　蒋介石终于在10月16日正式下达了武汉总撤退令，武汉国军各部交替掩护撤退，这个撤退相当成功，整个武汉地区参战的120个师没有一个被日军成建制歼灭，全部安全退往后方。

　　蒋介石此时表现除了一种英雄主义气概。当时武汉地区已经非常危险，日军飞机整日赶来轰炸，日军地面部队也近在咫尺，蒋介石的一些卫兵都死于日军的轰炸。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他并没有慌不择路的立即撤退，而是稳如泰山一般在武汉继续坐镇。

　　最终居然一直坚持到10月24日晚上，在陈诚等人一再劝告甚至逼迫下，蒋介石才乘坐专机乘夜色离开武汉。

　　没想到的是，飞机上天以后遭遇恶劣天气，一度迷航，汽油几乎用尽。没有办法，蒋介石的专机被迫在几小时后飞回汉口机场。

　　此时根据陈诚的命令，汉口武昌所有机场已经全部在执行破坏的命令。当时汉口机场的跑道已经被破坏了三分之一。

　　蒋介石座机的驾驶员用尽吃奶的力气才勉强降落成功，险些机毁人亡。

　　加完油以后，飞机几乎冲出跑道才勉强起飞成功，当时飞机已经能够看到武汉附近日军和国军激烈交火的战斗火光了。而当时武汉市区已经遭到日军的炮击。

　　在蒋介石离开武汉仅仅12小时后，日军第6师团杀入距离汉口仅仅4公里的戴家山。

　　再过24小时，日军大部队占领汉口，随后占领武昌，空空荡荡的武汉三镇沦陷。

　　换句话说，蒋介石基本在武汉地区守到了最后一刻。

　　整个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倾全国之力使用35万兵力，国内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驻守。经过长达近5个月的激战，日军付出了伤亡14万人，更有数万人严重疾病，总共伤亡病疫高达20万人的巨大代价，仅仅占领了一座空城武汉。

　　而国军为了武汉会战使用了110万兵力，伤亡失踪疾病高达近40万人，国军海军几乎覆灭，空军实力削弱百分之六十。

　　最终日军占领了武汉地区，国军退守湖北省的西部，南部。

　　就武汉会战本身来说，日军显然又在战术上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国军的伤亡病疫达到日军的一倍，而且武汉地区最终也被日军占领。

　　但从战略上来说，日军获得了完全的失败。

　　日军占领武汉地区，既没有歼灭国军主力，整个战役中国军120个参战师全部成功撤退，没有一个师被成建制歼灭。而由于国军作战勇猛坚决，造成日军很大的损失，这让日军更没有能力占领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甚至日军连国军撤退往国内的工业设备和物资都没有拦截住。

　　这样一来，日军占领武汉地区实际就没有意义，因为国军损失伤亡40万人，但尚且不算毁灭性的损失。由于武汉大撤退的成功，兵员和装备的损失预计1年内就完全可以恢复。

　　而武汉会战日军的目的是歼灭国军主力，迫使国军投降，显然，国军既然元气未伤，就觉得不可能投降。

　　实际上，整个会战基本是国军牵着日军鼻子再走，最终日军除了造成国军一定的损失，同时占领了四面都是国军游击队和正规军的武汉地区以外，根本没有 占到任何便宜。

　　而国军早已经按照原先的部署退往了更适合防御的地区，准备进行长达数年的持久战，显然无论日军是否愿意，他们被迫陷入了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持久战。

　　当时日在武汉会战中再次伤亡病疫20万之众，而又得到了一个布满敌人的武汉地区，光是大别山上就有几十万国军部队，这也就意味着日军必须有大量部队在此处驻守。

　　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日军军部高层完全灰心丧气，认为侵华战争已经陷入持久战。武汉会战前期裕仁天皇已经对军部表示不满，他说：朕不愿看到敌国百万雄师再受制于中国。

　　此时，侵华日军已经不再是百万之众，而是高达100多万人，如果加上为他们服务的各种后勤人员，总数超过200万。

　　而日军现在在华作战兵力已经高达100多万人，这已经是日本国立军力以及后勤能力所能支持的最大上限，可惜的是：这个兵力顶多可以保证所谓占领区的基本治安(治安也就是中国军民的游击战)，根本不可能再发动足以灭亡中国的大规模会战，而顶多只能每次抽调10万左右兵力发动进攻作战。

　　而既然使用35万大军都无法击溃国民政府，使用10万人恐怕连局部作战的胜利也不容易实现，何谈征服中国呢?

　　由此，日本彻底陷入持久作战，而以日本的国力和军力，是无法长期坚持这样的战争的，未来的胜利者必然属于中国。

　　在整个武汉会战中，国军虽然战术上仍然处于劣势，但国民政府高层的指挥大体没有问题，甚至算是比较出色，很好的执行了消耗日军并且保存自己的战略目标，还几乎全歼了106师团。

　　此战结束以后，抗战就彻底陷入所谓的持久阶段。日军在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先后发动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9个大规模局部会战。

　　但由于日军兵力已经捉襟见肘，持久战导致战斗力大幅度下滑，最终只占领了南昌，中条山，宜昌三个据点而已，其余会战完全以国军击溃日军进攻作为结束。

　　甚至国军还有余力在1939年冬季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作战。

　　总之，武汉会战结束以后，虽然貌似国民政府丢失了沿海大部分领土，国军遭受百万以上的损失，但实际战略上的胜利者毫无疑问是我们伟大的中国。

　　日军在武汉会战中已经彻底决定了他们抗战的失败，蒋公中正以他的雄才伟略将抗战的整个剧本已经写好，下面的7年时间只是按照剧本把余下的戏演完而已。

　　无论我们后人对蒋介石有什么评价，就历史的角度来说，他在抗战上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立下了巨大的功劳，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

　　就从这一点来说，他是毫无疑问的民族英雄。

　　即使你能够通过控制舆论和教育，通过修改历史暂时掩盖这一点，但是你骗得了一时，绝对骗不了一世。历史是公正的，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

　　历史永远可以被解释，但绝不容许被篡改。

　　对于这一点，甚至在陕北的毛泽东也是认可的。毛泽东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 厉，虽顽寇尚未铩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 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杭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 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 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 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 共两党，体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 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武汉会战结束了，抗战艰苦的初期阶段就结束了，随后还有7年更为艰苦的相持和反攻阶段，中华民族的苦难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