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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会战首挫日军为武汉会战赢得时间
来源:趣历史   2017-04-27 11:47:32

  此战,中国参战部队前后有70个师约100万人,历时5个月。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首先在南线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继而在北线将东路日军击败于临沂地区,又将西路日军之右翼阻止在嘉祥地区,粉碎日军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在台儿庄地区作战中,第五战区采取积极防御战法,以一部担任内线防御,另一部置于外线作战,攻防结合,灵活机动,获得大捷。随后,最高军事当局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调集大军在徐州附近,企图与日军决战,因而使会战在后期陷于被动。

  尽管如此,这次会战钳制和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中国军队以伤亡6.5万余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2.6万余人,除予日军以巨大打击外,还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此战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使中国人民相信自己有击败日本的能力。

  鼓舞中国军民

  自“七.七”事变以来,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全国各族人民期盼南京国民政府能够组织、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抗战,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的领土上驱逐出去,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南京国民政府也作了不懈努力。在“八.一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首先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 ,表示“实行自卫,抵抗暴力”。紧接着,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一方面指挥军队抗击日军的疯狂进攻,一方面接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承认其合法地位,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这些举措,对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是一极大的促进和推动,全国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

  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南京国民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对日作战,先后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打了许多硬仗。但由于战争指导的失误和军队战斗力上的差距,对日作战基本上都以惨重的代价和失败的结果而告终。当时,全国上下弥漫着失败的悲观情绪。

  徐州会战,在李宗仁的直接指挥下,经全体官兵的浴血奋战,共歼灭日军2万余人,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而且对手是日本的王牌师团,开了正面战场胜利之先河,使日军遭到自新式陆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惨败。在此次战斗中,广大爱国官兵激于民族的义愤和强烈的爱国心,与日军顽强拼搏,涌现出众多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国捐躯者,不仅有一般士卒和下层官兵,而且有高级将领。这些众多为国牺牲的将士,以自己的鲜血洗刷了旧日的民族耻辱,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民族精神,对形成强大的、一致抗日的高潮和生气蓬勃的新气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功地扭转了国民党军屡战屡败的不利态势,遏止了失败主义思潮的蔓延,使中国人民从中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

  徐州会战,特别是台儿庄会战,使国民政府及统帅部进一步认识到日军并非不可战胜,虽然短期内尚不可能,但中国的抗战最终必将胜利,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持久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这时,希特勒对中国施加压力,德国宣布对中国禁运军火,5月间又下令召回驻中国军事代表团,而英、美等国仍无实际上的援助,国民政府及统帅部感到依赖国际外力战胜日本的希望暂时难以实现,认识到要靠自己下坚定持久抗战的决心。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发表声明,宣称当前战局的重点不在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战争将在山岳地带进行等,并于同日下令在武汉的政府各机关、中央党部、各大学及由沪迁来的工厂等向重庆、昆明转移,最后完成以西南为大后方的战略部署,贯彻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表示“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的”。

  同时,徐州会战的胜利,也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以台儿庄大捷为代表的徐州会战的消息,苏、美、英、法、德、意等欧美主要国家都给予了充分报道和评论。据1938年4月9日伦敦路透社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军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人心理,渐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德国也报道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力之强,殊出人意外”,“最慎重之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这些社会舆论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争取外国政府的支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誓死抵抗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和胜利战绩,赢得世界正义舆论的高度评价,也使德、意法西斯不敢小视。各国新闻媒介对台儿庄大捷的报道,不仅使各国人民增加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认识,也为后来中国赢得外援创造了条件。

  持久消耗战略

  徐州会战之前,中国军队所采取的基本上是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自己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加之武器装备等不如日军,所以屡战屡败。经过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中国统帅部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开始改用攻势防御新方针,即将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及游击战的袭扰密切结合。在预选的战场地区,以一部分兵力固守阵地,吸引和消耗敌人;以一部分兵力游击敌后,破坏交通,袭扰据点,牵制敌人;以主力兵团迂回敌军侧背,实施强有力的攻击,从而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于被动中争取主动。

  李宗仁作为徐州会战的最高指挥官,以自己成功的战役战术行动,给当时最高统帅部业已制定的“持久消耗战略”作了完美的注解。早在抗战初期,李宗仁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庞大而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有效的抵抗外族入侵问题,就从战略上作过深入的思考。他曾在其《焦土抗战论》中,分析了当时中国工业、交通的落后状况,指出:“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但吾人必须避我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民众,山川险阻等条件,作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则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于泥沼之中”。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正值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从战略上判断: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并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提出抗战的战略重点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南京失守后,面对日军三路大军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的夹攻,李宗仁深知自己的部队难与敌军相火拼,他抓住敌军骄狂之弱点,运用自己数万之哀兵,与敌展开运动战,“敌进我退,敌退我打”。

  徐州会战虽然未能全部歼灭敌军,但它却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歼敌一部达到防御的目的,从战略上来讲是正确的。它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已由消积防御向积极防御的某些转变。正如陈诚所讲:“台儿庄之战胜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

  徐州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而告终,但这一撤退是防守后的撤退,它使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全部落空,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战略上符合持久消耗战的作战原则,并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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