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王铭章师长之死，应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
来源：铁血网   2017-04-28 14:53:52

　　近日热播的电视剧《正者无敌》中，主要人物“冯天魁”的原型人物之一，抗战中的王铭章师长和其战死沙场的一段徐州会战中的藤县守卫战再次进入我们的追忆之中。历史上，王铭章师长和他率领的川军122师大部份殉国和当时藤县守卫战的“死守”指令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结果，如果不是奉令“死守”，而是逐次抵抗或者相机后撤至下一道防线的话，相信结局迥然不同，不仅川军122师这支英勇的抗战队伍能够更多地保全以在日后更多地消灭日寇，而且王铭章师长或许也不会以身殉国，并且日后的台儿庄大捷同样也会到来，结果或许由于川军122师的基本力量的保全不是放跑了一部分敌人，而是全歼敌人。我在这里想要提出的是：如果逐次抵抗，引诱日寇进入藤县后方位置上的台儿庄再一举歼灭也能够达到战役目的的话，那么“死守”藤县对于一场以藤县后方位置上的台儿庄大捷而闻名的徐州会战意义何在?既然可以用逐次抵抗来达到同一目的，那么又何必以牺牲王铭章师长和川军122师大部为代价呢?藤县保卫战的真实历史，真的如现在看到的那样，是因为汤恩伯的81师没有及时驰援，而又没有其他援军从而被迫死守以致失败的么?

　　怀着这些疑惑，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那段光荣的抗战历史，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到答案。

　　抗战历史上的徐州会战可以称其为一个大的防御战，日寇在1937年淞沪会战后，不仅占领了沪宁杭一带，并且向西突进占领了南京，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疯狂地叫嚣要亡我华夏中国。日寇的残暴和猖狂使得他们在1938年初有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那就是南北夹击位于战略要地的徐州，打通津浦路，使得被分割开来的日寇华中派遣军(上海登陆的日寇部队)和华北方面军(侵占中国京津、河北和山东、山西等地的日军)能够合兵一处，而处于第五战区管辖之下的国军的目的，正是用防御来阻止日寇的这一图谋。

　　防御战，几乎是蒋介石所领导的抗战正面战场的主要战法，纵观八年全面抗战历史，除了少数的几场战役，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很多都是以防御战为主，这跟蒋介石的“准备应战而绝不求战”的抗战主张有着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在前期的抗战历次战役中，战场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日寇一方面，这也就为徐州会战是一场大防御战为主奠定了基调。

　　防御战的战法中，相当宽度的防御纵深和逐次抵抗是缺一不可的。在此重点说明一下防御战的战法，以表明本人对藤县守卫战中那些疑惑的由来是因为那场血战的“死守”命令是完全违背防御战的战法的。

　　防御战的战法要点，当我方具有一定的兵力和作战空间时，则需做到以下几点：一、设置一定宽度的防御纵深，这是因为防御纵深浅，则很容易形成一线被突破则全线崩溃的局面，因此必须在防御中设置多重防线的防御纵深，以逐次抵抗来消磨敌人的进攻锋芒;二、一线抵抗，二三线准备，分别将兵力置于相对有利的地形，有效阻止敌人的进攻速度和节奏，一线失守则退到二线，二线失守则退到三线，诱敌深入，再围而歼之是逐次抵抗的精髓，不是不抵抗，而是引诱敌人冒进再围歼的战法，并且可以有效地杀伤敌人、保存自己，这也是在徐州会中那个著名的“台儿庄大捷”所以胜利的要旨;三、防御战中，兵力配备要因地制宜，尽量避免在一开始就遭受到较大损失，或者在不利的地形中配备较多的兵力，并且要保有相当数量的预备队，兵力投入过于突前，则会在一线防御时己方有生力量过早被消耗，从而后继乏力以致整体失败，因此如想达到诱敌深入的目的，则无需在一线阵地死扛，而是示弱于敌，相机后撤即可;四、防御纵深的配备中要有一定的有利地形保护的防御支撑点，退守时支撑点可以阻止敌人的追击，进攻时支撑点可以掩护进攻;五、防御面宽大或者突出为不利，相反则为有利，因为防御面宽则需分兵防守，以致防守薄弱，防御位置突出则两翼暴露，极易遭到围攻，应极力避免;六、以上要点不仅适用于局部防御战，同样适用于大范围的防御战。

　　以上的这些防御战法要点，是一个有经验的军事主官必备的常识。对于指挥徐州战场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说，以他的经历和才干自然对此知之甚深。但是，尽管有着后来的台儿庄大捷，但是我们对比着来看藤县守卫战的话，则跟这些防御战的战法要点相去甚远，不能不让人疑惑重重。

　　首先说藤县的地形，在徐州会战中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防御支撑点，具不具备“死守”的重要意义，让李宗仁不得不为了整个战役的胜利而下达“死守”的命令呢?我想不是的，即使某些人说破了天，也改变不了徐州会战的台儿庄大捷地处藤县之后的事实，也改变不了若想诱敌深入，不必假戏真做把一线阵地当成决战战场的历史战例明证。何况藤县的地理位置虽然重要，但是尚不具备“险要”这个先决条件，那么在济宁已经失守在前的情况下，由于位置突前已经处于当面之敌的锋芒之下，必要的坚守可以，一味的“死守”则不可行，何况守备此处的川军武器装备十分低劣、人数又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李宗仁和整个第五战区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是知道的，那么又何必要先陷川军122师于死地，而后再来一个台儿庄大捷呢?

　　想必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导致李宗仁在川军122师陷入当面日寇第10师团猛烈进攻死伤惨重的时候，还在命令川军“死守”藤县，哪怕这个“死守”是对整个战役的胜负无关紧要的，因为事后证明台儿庄大捷的胜利是在藤县完全失守之后发生的事。如果说是为了给二线防御的加强来增加时间的话，那我们不禁要问，战役开始的时候，藤县身后的二三线防御存不存在?如果没有存在，那么藤县的守备军队的配置是否合适(让装备那么差的川军防守太说不过去了吧)?反之如果二三线防御阵地存在，那么藤县守军退守二线防御阵地进行逐次抵抗，这有什么不可?

　　有的人可能在此会说：藤县死守的话，会给当面之敌以巨大杀伤，这个意义不是很大么?死守有什么不对的?我想，说这些话的人可以跟蒋介石划等号，老蒋在徐州会战之前的淞沪会战就是这么瞎指挥的，导致国军的大量伤亡，而且还以失败告终，可李宗仁不是蒋介石，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可比老蒋高明多了，更何况他跟川军无仇无怨，犯不着为了消灭异己而让川军去死拼日寇。回过头来说，川军也不会傻到看出来你们是让我们在这里被耗光而且毫无意义还要继续死守下去，因此史料上的一些记载就说明川军的听令“死守”是有原因的，至少是在王铭章师长等川军将领看来，“死守”藤县是有战役意义的。

　　史料上提到，在王铭章师长死守藤县之时，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部曾急令汤恩伯20集团军增援藤县，据说命令下达后，汤恩伯派出的81军王仲廉部因为行程较远而没有及时到达，以致藤县失守。由此可见，当时的王铭章师长死守藤县，是因为有着援军增援的希望存在的，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就在藤县守卫战打响之前，原来驻守藤县的59军驰援临沂40军守军，打退了日寇的进攻，并且守卫住了临沂获得较大胜利的因素。有临沂保卫战的成功在前，王铭章师长和他率领的川军122师就有着一个榜样，这个榜样的存在不仅仅给川军以战役胜利的希望，同时也给指挥作战的李宗仁和第五战区司令部以幻想，期待着藤县能够像临沂一样由于援军的驰援而守住，我想这才是李宗仁下令死守，和川军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的原因所在。

　　可惜，汤恩伯等鼠辈不是张自忠，也当不了“另一个张自忠”，张自忠不顾个人恩怨(他本人跟驻守临沂等待他援助的庞炳勋之间是有私怨的，庞炳勋曾经跟张自忠同为西北军袍泽，中原大战时庞被蒋介石引诱反戈，第一个进攻的原来战友就是张自忠，张自忠差点被他当时干掉，发誓必报此仇)驰援临沂，于一昼夜飞奔180多里路，并奋力指挥所部打击日寇，与庞炳勋的40军精诚配合，合力达成临沂保卫战的成功，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毫无私心杂念，一心报效国家的。而汤恩伯等鼠辈就远远比不上张自忠了，史料上记载，在后来的台儿庄战场上，本已部署到位的汤恩伯所部，眼见负责台儿庄守卫的孙连仲部队死伤惨重，就是迟迟不愿意出手相救，从来犯的日寇背后赶到台儿庄合围日军，直到蒋介石亲自给汤恩伯发电报严令他出击时，他这才出兵从日寇背后发起攻击，但是由于正面台儿庄守军的预备队已经拼光，终于还是没有能够全歼所有日寇，让一部分敌人逃脱，虽成大捷，却并非完胜，实在是可惜。

　　可见，汤恩伯在台儿庄战场那样明晰的态势面前都在观望并且不愿意损失兵力，更何况是无险可守、对于战役的重要性并不是很大的藤县了，置友军生死于不顾的恶劣行径李宗仁奈何不得他，谁让他是老蒋的嫡系呢!历史上说汤恩伯对李宗仁很有微词，我看是这个自私狂妄的汤恩伯总是摆蒋军嫡系大佬的臭架子造成的，他心里清楚，只要校长倚重自己，李宗仁的面子给与不给，李宗仁的话听与不听都无所谓。他的脑袋里虽有抗战的意识，却更有着派系争斗，借敌人之手消灭异己的潜在思维，还有着保存实力，避免跟日寇相互对战消耗的私心。他的身上，能够折射出许许多多蒋介石和跟汤恩伯一样被蒋介石视为嫡系部队将领的共同思维，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样的集体一致就不是默契的问题了，而是必然有着内部的约定。有了这个前提的存在，藤县守卫战焉能不败?!

　　再说李宗仁，徐州会战的指挥上藤县守卫战是有失误的。临沂保卫战的成功毕竟在前，由于它的存在，诱敌深入而后围而歼之的战役构想更容易达成。因此，藤县不必死守，反而应该节节抵抗诱敌深入，这才是正着。就好比牵着日寇的鼻子，一步一步地把敌人拖入预设的陷阱一般，原本跟日寇在藤县死磕了两天的川军122师，此时应该撤往后面的枣庄一线守卫，被川军打疼了的日寇必然会衔尾急追，那时再逐步抵抗撤往台儿庄与孙连仲部汇合，就显得更加自然，不会因为是日寇的轻狂而主动在两翼无后援的情况下攻击台儿庄才会有后来的台儿庄大捷这样的侥幸胜利。如果他对面的对手换一个头脑清楚的日寇指挥官的话，那结果可能就会改写了。如果矶古廉介在拿下藤县后不是冒进，而是转而攻击临沂，与第5师团汇合，再逐步扫荡徐州外围的话，哪还会有后来的台儿庄大捷?因此，因为冒进而遭受巨大损失的矶古廉介，在后面因为指挥的失误而被免职，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李宗仁是侥幸的，而王铭章师长和他率领的122师则是悲壮的，是见死不救的友军和错误指挥下的牺牲品。

　　历史有时往往就是这样，功过是非由于时间的延宕和刻意地突出某人、某事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藤县守卫战的悲壮和无谓牺牲，因为时间的流逝和突出台儿庄大捷的胜利，以及活下来的一众“抗日名将”的“证言”而强凑进对台儿庄大捷有着重要贡献的行列。我不否认这个巨大的牺牲有着他的巨大价值，但是也深深为着这样的一种牺牲方式而扼腕叹息。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不知道后来暗叹“侥幸”之余的那些功臣、“名将”，在追忆此段历史时会不会有内疚和负罪之感，但在我看来，他们是应该有的，也应该因此而时刻提醒着后人，团结一致共御外辱，是应该时刻牢记的，不然对不起死去的那些忠烈，对不起那些可歌可泣的牺牲，更加对不起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码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