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战役遗址的一处弹孔墙
战争，这个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怪物，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争的双方，无论是发动战争的一方，还是反对战争的一方，人民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然而，要想赢得和平，首先要制止战争的爆发；其次要用反侵略的战争去消灭侵略战争，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别无他法，因为这是从战争中得到的答案。
台儿庄战役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它提供的历史教训，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台儿庄战役在中国人民八年全面抗战史上并不是一次规模最大的战役，持续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整个战役从1938年3月23日打响起，到4月6日结束，前后共十四天，但它举世闻名。在战役中，日军先用大炮轰击，飞机狂炸，后由陆军步兵冲杀。中国军民奋起还击，先后击退了日军八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打得异常艰难、激烈、残酷，最后一举歼灭日军11984人，加上战役前后歼敌人数，达2万人之多，并缴获大批重炮、战车、装甲汽车，以及轻重机枪、步枪和子弹等武器，书写下了中国人民在八年全面抗战史上辉煌的一页。这场战役给日军的精锐部队——板垣、矶谷师团以致命的打击，使不可一世的板垣、矶谷师团在台儿庄战役中，以彻底的惨败载入了史册。
在这场血战中，中国军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日军使用大量的飞机、大炮，对台儿庄狂轰滥炸，造成了中国军民的大量伤亡，仅国民党参战部队伤亡的将士就达19000多人，至于老百姓的伤亡人数则更多。全城的房屋、牲畜及其他财物等几乎全部毁尽，其惨状和激烈的程度为战争史上所少见。这一切，一方面表现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残忍和侵占中国的野心；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现了中国军民在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关头，同仇敌忾，不惜牺牲一切来保卫国家和民族的自卫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中国军民虽然处在劣势地位，甚至在手执大刀、手榴弹的情况下，也能创造战机与强大的日军作战，并能打败占据优势的日本侵略者。
台儿庄会战后的废墟
当时，对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的胜利和日军的惨败，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少军事观察家、新闻记者都表示，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们认为：一、中国的军队在战役发起前，只有十余万人，又是屡遭日军打击的疲惫之师，怎么能打大仗和硬仗呢?特别是与日军作拼死战，更不是日军的对手；二、日军已形成了从津浦铁路线南北两端同时夹击中国军队的态势，且都是日军中的精锐之师，即是自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以来扫荡中国军队达百余万的主力，中国军队怎么能打胜仗呢?
然而，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铁的事实。中国军民用血肉之躯创下的历史奇迹为世人震惊。这些军事观察家、新闻记者之所以认为不可思议，是由于他们忘记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兵家格言：骄兵必败，哀兵必胜；侵略者必败，反侵略者必胜。日军虽然处在优势，有大量的飞机、大炮和各种轻重武器，但作为妄图灭亡中国的侵略者，是骄兵，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全力反抗，也必然遭到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坚决反对。而中国的军队虽然是弱兵，没有那么多的飞机、大炮和精良的武器，但是反侵略战争的正义者，又是屡遭失败处在绝境的哀兵。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战死在抗日的战场上，是军人的光荣，是为国捐躯的壮举，是民族的骄傲，所以，他们的反侵略战争行动必然受到全中国人民的支援，也必然得到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的同情与支持。由此可知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绝非偶然；日军的惨败，也非怪事。其实，只要看一看当时的状况，就很清楚了。
1937年12月，日军攻下中国首府南京后，在一个月内，杀死了30多万中国军民，犯下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同时也为他们的失败、灭亡埋下了种子。中国人民将不惜一切代价与日军作战，夺取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南京大屠杀后不久，由于韩复榘不战而撤，使日军轻易地攻下了山东重镇济南。于是日军决意实现迅速打通津浦铁路全线，然后调集力量会攻武汉，以灭亡中国为目的。日军的这种侵略野心和战略意图，在中国有不少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已看得十分清楚。应当说，在共产党内有之，在国民党内也有之。共产党人周恩来、叶剑英、张爱萍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力主在徐台地区打一大仗，夺取胜利，国民党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代表。当时周恩来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亲自向即将赴徐州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将军建议，希望他到达徐州后，不负众望，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发动一个大的战役，以阻止日军灭亡中国的计划，后又通过白崇禧将军动员李宗仁发动这一战役，最后又派张爱萍到徐州说服李宗仁实施这个战役。所以，可以这样说，台儿庄战役的最早倡议者和战役思想的创立者是共产党人周恩来、叶剑英、张爱萍等革命家、军事家。而李宗仁将军在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关头，接受了这个建议，以抗日爱国将领的气概和风度，为坚守徐州地区，抗击日军，作出了一位军事家的杰出的战略部署。他吸收了共产党人周恩来、叶剑英、张爱萍提出的战略思想，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进行了一系列的调兵遣将，将沿津浦路北上的日军阻击于津浦路南段安徽省的滁县、明光地区，粉碎其合攻徐州的计划；他又急调重兵，将沿津浦路两侧南下的日军围困于临沂城下、滕县境内，为部署台儿庄战役奠定了基础，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战略计划。所以，台儿庄战役的策划与发动是国共两党的几位军事家合作的杰作，是歼灭日军，拯救民族和国家危亡的重大行动。
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为确保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宗仁将军发挥了他的军事谋略，使日军陷入被动、孤立、失败之中。同时也由于日军不可一世的骄狂，使他们犯下了一系列军事战略和战术的错误。尤其是矶谷师团和板垣师团为争夺战功，缺少相互协同作战的配合，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轻视中国军民的抗击能力，犯下了孤军深入、骄兵必败的错误。特别是矶谷师团更为突出，他们只认识到中国军队人数虽多，但装备很差、战斗力很弱的一面，而没有认识到，中国军队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与侵略者作殊死斗争的决心。在民族和国家危亡的关头，中国军民已经清楚地看到没有任何退路了，只有以死相拼，才有生存的希望，在这个时候，他们会有无穷的力量。所以，他们不但死守阵地，用武器打击日军，而且还会用大刀、木棍、石头等与敌人作战，拼死在战场上，与阵地共存亡。再加上李宗仁将军的正确指挥和对部队的合理调用，做到部署恰当，任务明确，上下一心，尤其对敌情判断正确，击其所短，知己知彼，发挥了中国军队的最大战斗力，所以，能打出这个大胜仗。
台儿庄战役胜利，举国若狂。自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以来，尤其是上海、南京沦陷以后，全国笼罩着一片悲观气氛。但是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这种悲观气氛一扫而光，使国人看到抗战前途露出了一丝曙光，看到只要全国上下团结抗日，中国是不会亡的。从此，台儿庄战役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象征。
台儿庄战役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是一个著名的胜利之役，也是日军的惨败之役，它把日军不可战胜的梦话打得粉碎。
台儿庄战役虽然已过去整整77年，但它的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如今，中国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使中日两国人民能世代友好下去，中国人民宽宏大量，不计前仇，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中日之间成为友好的邻邦，这是一个多么巨大而又来之不易的历史变化啊!但是，为了让大家更加珍视当今和平发展的世界，让我们的后代世世代代牢记这段苦难的历史，以及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不幸，使战争的悲剧不再重演，在此以大量的真实史料，写下《血战台儿庄》一书。写作此书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纪念在这场战役中为国捐躯的数万爱国将士，是他们用血肉之躯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是他们用生命铸就了不朽的功勋，中华民族将永远地记住他们、怀念他们。在此还必须指出，拼死在台儿庄战场上的2万多名日本将士，绝大多数来自日本的人民群众，他们的从戎参战，不是本意，而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迫，他们也是受害者。所以，从这点上说，来自日本人民的日军战士虽然充当了侵略中国人民的工具，但主要的责任不在他们。所以，77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所痛恨的不是日本人民，而是发动侵略战争的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和无情的历史结局，相信日本民众会有清醒的认识。
为了使后人不再成为各种战争中的无辜牺牲者，我们一定要维护世界和亚洲的和平事业，一定要维护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让过去痛苦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1937年10月10日，李宗仁在广西桂林参加各界人士庆祝双十国庆节后，立即乘专机直飞南京，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奔赴江苏徐州，组织中国军队实施抗战任务。
李宗仁受命的委任状
第五战区及台儿庄示意图
这在李宗仁的人生道路上，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他参加了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连年不断的内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使他不断地反思，他经常问自己，为何走上这样的道路?现在，由于抗战的需要，给了他一个为国出力、为民立功的机会。所以，他乐意奔赴前线，为国为民重筑功勋。
李宗仁，1891年8月13日出生于广西临桂县的一个富裕农民家中。苦难的时代、贫困的家乡，使他自幼开始了学武的生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逐渐地感受到了社会的黑暗，亲眼目睹了人民的贫困，暗自立下了报国的决心。历经奋斗，他终于成为一位赫赫有名的桂系将领。他爱兵如子，严格训练，使桂系军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1937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为五个抗战战区，蒋介石点名要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乘坐的飞机在湖南长沙机场着陆后遇到了大雨，且下个不停，飞机一时无法起飞，他心急如焚。为了尽早到达南京，他不得不改乘火车北上，打算到达武汉后，再乘船到南京。但到武汉后，又遇轮班开航无定期，他只好在武汉暂住一天。第二天，在湖北省主席黄绍竑、湖北省建设厅长伍廷飏的协助下，找到了一艘只乘百余人的小火轮，李宗仁等一行急急登船而行。此时，长江水面细雨蒙蒙，船在江中顺水而下。行至途中，西北风骤起，顷刻，长江之上白浪滔天，小火轮又小又旧，风摧浪卷险情不断，但此时也只能冒险前进。一路历经险恶，直到第二天晚上，小火轮才摇摇摆摆地到达了南京下关码头。一上岸，李宗仁等人直奔白崇禧住处。
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是桂系的主要战将，白崇禧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李宗仁见到白崇禧十分高兴，两人相互寒暄问候过后，一同走入客厅，彻夜畅谈国家大事。
10月13日，李宗仁在白崇禧的陪同下，去见蒋介石。此时，正值淞沪抗战进入最后阶段，战事结局虽然未见分晓，但战役发展趋势已经明朗。淞沪会战，前后历时三个月，中国军队虽然损失惨重，但它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蒋介石与李宗仁见面后，没有命李宗仁立即北上徐州赴任，而是把他暂留南京，直至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向南京方向发动进攻后才让李宗仁北上。
淞沪会战失败后，蒋介石曾召集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开会，讨论南京应否固守的问题。在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不主张固守南京，认为南京是一个绝地，敌人可三面合围，而北面又有长江所阻，无路可退，所以，难以固守；另一种是以唐生智为代表，主张死守南京，与敌人拼死到底。他们认为南京是国府的所在地，南京一失，影响极大，为此，唐生智慷慨激昂地陈述己见，蒋介石听后，十分钦佩，就任命他为南京城防总司令，立刻筹划防务，以迎战日军对南京的进攻。
1937年11月12日，南京的防务部署开始了，李宗仁也急急地乘车赴徐州，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务。
第五战区的具体任务是：调集和指挥军队实施保卫津浦铁路的防御。其所管辖的地区为：北至济南黄河南岸，南达浦口长江北岸，东至长江、吴淞口向北延伸至黄河口。它包括了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辖区辽阔，地位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日军攻占南京后，必然抢夺这片要地，然后再攻武汉。尤其在这片要地上，有一条贯穿南北的津浦铁路线，日军夺下津浦线，可以把华北与华东的日军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所以，坚守这片要地，对打击日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为集中力量，便于统一指挥，特规定第五战区长官部可直接指挥辖区内的一切党政机关，也就是说，司令长官部是该辖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司令长官是最高领导人。
李宗仁在南京暂留的一个月中，由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对抗战的计划早已确定，所以在为蒋介石做一些具体的战事安排的同时，已开始了对第五战区的积极部署。
善用人才。这是李宗仁多年养成的一个特点，也是使桂系军队骁勇善战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他选拔徐祖贻任第五战区的参谋长，让他立刻束装赴徐，组织司令长官部，实施抗战任务。徐祖贻是江苏无锡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又入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他十分了解日军的状况，可谓当时最合适的第一流的军事参谋人才。他处事十分干练，军事学识也极为丰富，同时又有较多的军事指挥和作战的经验，担任参谋长职务是十分恰当的。而此时的李宗仁，虽然选拔徐祖贻担任第五战区参谋长之职，但在此之前却未与徐见过面。李宗仁选拔徐祖贻，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即自己是桂系将领，平时与国民党中央多有隔阂。蒋介石要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从某一方面说是出于抗日的无奈，而不是蒋介石对李宗仁特别器重，更不能说明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政策的改变。所以，李宗仁总想挑选一名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任过职的合适人才，以便保持与中央军委的联系。而徐祖贻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调至国民党中央军委，出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筹划对日作战事宜。由于他表现出色，颇有“能”名。所以，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官后第一件事，就是在诸多的人选中，选择徐祖贻担任他的参谋长。徐祖贻受命后立即奔赴徐州，筹建司令长官部。当上海沦陷、南京告急时，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组建就绪，只待李宗仁北上赴任了。
掌握军队。这是李宗仁多年带兵打仗，建立桂系军队威望的又一特点。第五战区刚成立时，归李宗仁直接管辖的部队只有第三十一军，其余的部队都是临时划归的管辖部队。
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下辖131、135、138三个师。这个军是李宗仁在广西亲自征调成立的部队，班长以上干部多系北伐前后的班底，颇有作战经验，具有桂系部队的特点。当然，该军士兵多系新近入伍的农民子弟，虽有抗战报国的决心，然而缺乏训练，也缺少作战经验。但是，因为一直归李宗仁直接领导，指挥起来十分得心应手。抗战开始后，第三十一军奉调北上，在苏北海州驻防，以防日军登陆，侵占苏北地区。
第十二军和第五十五军，这两个军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所管辖的部队，驻扎在山东省境内。这两个军无论在训练和装备上都远不如桂系军队，且军纪不严，士兵自由散漫，在地方称王称霸。现在划归第五战区管辖，能否服从命令、拼死作战，李宗仁十分担忧。且又得知情报，韩复榘曾派代表到天津与日军联系，有妥协投降的企图。所以，李宗仁初到徐州上任时，曾亲自去济南会见韩复榘，为日后指挥这两个军作战做准备。
第五十七军，军长缪徵流，下辖111和112两个师。缪部原为张学良管辖下的东北军，这个军装备尚可，但战斗力较弱，驻守在苏北地区。
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下辖33和117两个师。韩部原非正规军，是由江苏省保安队改编成立的。这个军战斗力很差，也无作战经验。
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下辖113和114两个师。于部原为东北军，有一定的作战经验，战斗力也较强，虽算不上劲旅，但在各军中可列为上乘，驻扎在青岛地区。
第三军团，军团长庞炳勋，下辖五个团。庞部原为西北军，由于庞炳勋年资甚高，故位至军团长。其实，以该军团的实力，只有五个步兵团。所以这个军团作战能力也十分有限，驻扎在江苏砀山地区。
以上就是第五战区成立时所辖的七个军，但实际兵力不足七个军(编制大，兵力少，这是国民党部队的通病)。更为严重的是，这七个军均是被国民党中央列为“杂牌”的部队，不仅兵额不足，而且训练和士气都很差。
对上述部队的状况，李宗仁是了如指掌的。但作为指挥官来说，只能面对这一现实。李宗仁认为，只要与这些“杂牌军”的将士推心置腹，对他们一视同仁，并晓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以及军人应尽的天职，必能激发其良知，使其服从命令，效命疆场，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可是李宗仁也深知，蒋介石排斥异己，并借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之机，消灭非嫡系的“杂牌军”，保存自己实力的做法，为不少将士所深知，使得这些部队的将士忧心忡忡，处在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独立与生存，都想和日军决一死战，以尽军人的天职；另一方面，又担心蒋介石不但不给补充给养让他们白白送死，还以作战不力的名义置他们于死地。
但是，李宗仁最终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将这些军队团结了起来，让他们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发挥了各军的作用。
第五战区及台儿庄示意图
谋划战略。这是李宗仁多年指挥军队打仗的又一特点。李宗仁认为，从战略上说，沪宁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是日军攻击夺取的目标。所以，他再三思虑，作出充分的战略谋划。当时，有不少的新闻记者和政治家都认为，日军在占领上海、南京后，会长驱直入，一举攻下武汉。然而李宗仁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他指出上述看法是缺乏军事常识，是纸上谈兵的谬论。他确信，当日军攻下上海、南京后，必定打通津浦线，以清除右侧对日军的威胁，然后才可西进武汉。所以，当他在离开南京赴徐州上任之前，向蒋介石反复重申：津浦线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不可轻易失守，况且津浦线处在日军南北夹攻之中。不但如此，日军还可在海州、青岛随时登陆，而目前第五战区只有七个军的兵力，长期坚守是非常困难的。蒋介石听后表示：将来沪宁线上撤往江北的部队，都可归你指挥。这使李宗仁的心中感到了一些安慰，在与蒋介石谈话后，他就赴徐州上任去了。
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军事家，李宗仁在离开南京赴徐州之时，已感到南京危在旦夕，唐生智在南京必不能久守，津浦线上的战事即在眼前，一场与日军的拼搏战就要到来。他认为，无论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日军必然以优势兵力，攻占南京，南京一失，日军又必然攻占津浦线。所以，徐州战役必将以空前规模发生。他深知战事紧迫，抗战至此，已是千钧一发，如能在津浦线上拖住日军数月，或歼其主力，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进行部署，则抗战还可继续；如津浦线上国军迅速瓦解，日军一举攻下武汉，占领中原，则抗战前途将不堪设想。所以，他深感责任重大。
当李宗仁到达徐州城时，徐州城的很多居民为躲避战争迁走或投亲靠友，留下的人已不多，市面萧条，形同一座死城。面对这种情景，李宗仁立刻开始了发动民众共同抗战的工作。他召集民众大会，组织第五战区抗战青年团，以唤起民众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不少南北流亡的学生闻风而至，踊跃参加，并开展起各种抗日活动。作为司令官的李宗仁，为安定人心，每天清晨或午后，骑马上街，巡视市容。不少市民见到司令官尚有如此闲情逸致，相信战局必可稳定，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于是有不少人陆续返回徐州城开店复业。不几日，徐州城内人心安定，商品充裕，恢复了繁荣的景象。这些做法，为进行徐州会战创造了条件。正当徐州市面恢复正常的时候，南京失守，日军进入南京首府后，大肆屠杀，一个月内30多万军民惨遭杀害。南京大屠杀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尤其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主将松井石根竟在南京国民政府门前，疯狂地举行所谓的“入城式”，他们把占领南京视为打败中国的象征，为日本军人的荣耀。所以，日军杀气腾腾，个个似狼如虎，骄狂无比，以为中国的抗日主力已经消灭，灭亡中国指日可待。因此，他们将北上津浦线，夺取这条铁路要道，看作旅次行军，认为徐州、蚌埠之城可以传檄而夺，用不着动用大量兵力，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战役。对于日军的这种态势，李宗仁看得十分清楚，所以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抓住日军“骄兵必败”的弱点，充分运用数万哀兵的力量与日军作战，必能取得胜利。同时，李宗仁也看到，投入淞沪战役、南京战役的部队不仅数量多，而且武器装备远比目前津浦线上七个军要强。所以，要在津浦线上取得胜利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此时此刻，作为司令官李宗仁是决心在津浦线上依靠广大军民，打出漂亮的大仗呢?还是只图拖住敌人，延缓日军西进攻占武汉的时间呢?这使李宗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历史的抉择。如果充分发挥数万哀兵的力量，与日军决一死战，歼其精锐，就可以振起抗日军威，打败侵略者；如果只图防守，守不住便撤，甚至不战而退，就会落个败军之将的名声。如何行动，他日夜思索，处在矛盾之中。
1937年12月17日，日军在南京国民政府门前举行“入城式”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18928111
纠错电话：15116420702(微信同号)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