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侵华日军清楚地认识到,战线过长是他们腹背受敌、处处挨打的主要原因。1940年,夺得了华中重镇武汉的日军决定实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在华中战场上,日军意欲占领襄樊,南下夺取宜昌,然后沿长江西进,攻克战时陪都重庆,一举占领整个中国。
而随着武汉的陷落,宜昌的战略要地的重要*就凸现出来了。宜昌"挟长江背荆山而望江陵,俯瞰荆襄平原,为抗战物质积集之所,……南通洞庭,东通武汉,为第二期抗战之要地。"宜昌不仅是武汉和重庆之间最大和最重要的内河港口,也是**四川的咽喉要地,其西面即为地势异常险要的三峡地区,因而宜昌实际上就成为了为战时陪都重庆的门户,并且是沟通大江南北各战区的后勤补给枢纽。在宜昌东北方向隔汉水相望的就是江汉平原的交通重镇枣阳。
"枣宜会战"的发生是日本对华总政策与国际形势的急遽变化相互演绎的结果。1938年秋,以攻占汉口、广州作为行使武力的一个时期的结束,日本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整体军事推进的武力第一转移到重视和平诱降的政治策略方面。尤其是攻占武汉后,鉴于军事上和兵力上的力不从心,不得不作出了"除特殊需要外,不应企图扩大占领区"而以恢复其内部治安为根本的战略决策。
可是,日本虽在华北与华中试图扶植伪政府以华制华,但效果差强人意,1939年更是在南京扶植建立了汪精卫政权,以汪精卫的地位和威望(要知道汪精卫可是国父遗嘱的起草人,那时蒋介石只不过是个"校长"罢了,而当他因行刺清帝国中枢要员名震天下之际,蒋介石还在日本留学)却仍旧无法使国民政府土崩瓦解,所以急切需要在对话作战中找到新的突破口。
1939年9月30日德军进攻波兰,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再次刺激了日本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野心。日本驻武汉对华作战的第11军也认为:"鉴于目前的形势,只以谋略外交,或以小规模作战来解决中国事变,终究是没有希望的。只有随着大规模的作战,才能迅速出现解决中国事变的曙光。"所以,日本陆海军和中国派遣军一再要求进行"宜昌作战"以占领宜昌,叩击重庆大门,达到震慑、诱使蒋介石接受和平条件的目的。
"枣宜会战"发生的导火线则是1939年冬至1940年春我军的"冬季攻势"。第五、第九两战区集中了71个师的兵力,在北起信阳、安陆,南至通山、岳阳,西到汉水的广大区域内,向日军第11军展开了猛烈攻击,歼敌近万人,于是,1940年2月25日,第11军就制定出"宜昌作战"的《指导方针》,规定作战目的是:"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4月10日,得到大本营在华中"再实施一次超越既定地区的作战"的命令。"宜昌作战"便**实施阶段。
1940年5、6月间,侵华日军第11军10万余人向湖北枣阳和宜昌地区发动了一次强大攻势,实现了其占领宜昌的战略目标,史称"枣宜会战"(日军称"宜昌作战")。企图将中国军队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枣宜地区。为阻止日军进犯,第5战区调集6个集团军,计21个军56个师40万兵力参加作战。枣宜会战是继武汉会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战役,持续时间近两个月,双方投入兵力多达5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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