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日军以伤亡10万兵力的代价,相继攻克广州、武汉等地。由于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主力未被消灭(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有一种观点,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甚至从未吃掉过中国一个完整的师),加上日军作战区域过于广阔,兵力不足问题显露,所以,日军不得不停止在中国战场上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此后,中国抗战进入与日军的战略相持阶段,中国也同时出现两个战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一个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抗日战场。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湖南战场成为正面战场的主战场,如当时第九战区一度有52个步兵师,占全国各战区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强。
自广州、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先后进行了南昌会战、桂南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战役、鄂西会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等。从1939年到1943年常德会战前夕,日军策动的这一系列会战之企图就在于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战力,加速重庆国民政府与之议和。但由于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的英勇抗战,致使日军深陷而不能拔。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1940年8月,八路军还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年到1942年,是抗日敌后战场最为艰苦的阶段,但仍不同程度地取得了反“治安强化运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特别强调:“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成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于1943年1月至7月多次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表谈话。他指出,世界战争的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巨大胜利,美、英盟军在北非的胜利,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胜利,以及中国的六年艰苦抗战是这一根本转变的主要因素。现在法西斯侵略阵线已经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同盟国已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今后的问题是彻底打败法西斯。为此,中共中央还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于1943年7月2日以纪念抗日战争六周年的宣言形式,向国内外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的方针政策。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坚决地认真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加强自己的责任心,发扬自己的创造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与一切努力和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团结一致,支持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总体说来,在中国,两个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战场,尽管作战艰难,但使日军遭受到很大消耗与削弱。特别是盟军开始重视中国战场的对日作战,并计划逐步加强对中国战场的物资支援,提高了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内的地位,增强了中国抗日武装的战斗力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自信心。反之,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接连失利,导致部队士气低落,厌战、反战情绪滋长蔓延。其在战场上的失利也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政局动荡,内阁改组。在这样的背景态势下,日本中国派遣军自1943年5、6月的鄂西会战后,即迫不及待地策划在中国实施两次秋季作战:“广德作战”、“常德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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