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饥荒：还原真实的一九四二
来源：新浪网   2015-04-18 15:14:24

　　河南大饥荒发生在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据估计，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成功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珍珠港。第二天凌晨1时，消息传到了重庆。大约3个小时后，专门负责国际宣传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打电话报告了美日开战的消息。蒋介石当时正在郊外的黄山官邸，他立即意识到中国抗战的转机到了。此时中国的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已经独自支撑了四年。果然，美国总统罗斯福很快致电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战区，并由蒋介石担任战区最高统帅。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孤军奋战四年多的中国，从此不再孤独，并且在名义上成为了反法西斯同盟“四强”。

　　与此同时，湖南长沙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日军为了牵制第九战区国军南下，以便其顺利攻占香港，集结7万余人大举进犯湘北。在付出了高于香港作战两倍多的伤亡后，仍未能攻入长沙，反而在撤退时遭到国军强有力截击，仓惶撤回原防。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当时日军正横扫东南亚英美荷等盟国军队，国军取得的这一战绩振奋了反法西斯阵营的军心。英国《每日电讯报》对此给予很高评价，文中说：“际此远东阴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洛阳和长沙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古城，虽然两者相距千余公里，但几乎在同一经线上。抗战进入相峙阶段后，湘北大地战事频繁，素有“四战之地”之称的中原地区，表面上看似平静，实际上远比其他地方更为复杂。豫北、豫东、豫南30多个县均已沦陷，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三面临敌，只剩下豫中、豫西的半壁河山。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洛阳西工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抗战初期与中共在山西战场有过良好的合作。1941年5月，华北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国军惨败。蒋介石认为中共方面未采取配合行动，为此迁怒于卫立煌，在6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检讨晋南战局，此由卫立煌指挥失当所致，且卫已受共党之迷惑矣，烦闷痛苦之至！”

　　中条山是国军在黄河以北所保有的一块较大而突出的阵地，它的失守无疑对华北正面战场极为不利。在河南叶县，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汤恩伯致电蒋介石：“为振作民心及部队精神，有夺回几个据点之必要。”1942年1月，蒋介石作出人事调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对调职务，汤恩伯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因蒋鼎文同时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所以第一战区的实际负责区域涵盖河南省大部。

　　蒋鼎文，出生于1895年，字铭三，浙江省诸暨人，在国军队内部，他既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 之一，又是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早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学堂，在东征陈炯明时任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第1营营长，在棉湖战役中他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弹穿左肺而不退，一时被传为佳话。蒋鼎文在浙江诸暨老家有着不错的口碑，当地许多老人至今仍念记着他为家乡办学校、建医院那些陈年往事。

　　1942年1月新官上任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驻守河南，很快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河南遭遇了大旱灾。先是有些地方一春不下雨，麦收平均只有一二成，搞的人心惶惶。继而整个夏天又未下雨，早秋几乎全部枯死，晚秋即使有些地方勉强种上，也因缺乏雨水和播种太晚，不能结实生籽。偏偏祸不单行，夏秋之交，又闹起了蝗灾。蝗虫满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在高粱地或谷子地里，翅膀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瞬间就就将禾苗啮光。

　　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在纪念抗战五周年讲话时指出：“今年若干县份二麦复欠收成，秋旱可虑。至于勘灾请赈更当努力办理，总期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并与尽可能范围内，力求民众负担之减轻，精神之安慰。”

　　李培基对河南灾情有些轻描淡写，未加重视，没有调查实情。在他看来，各县为避免多出军粮，难免有夸大灾情之嫌，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第一时间把河南遇到的困难上报政府。由于他的失误汇报，给上层造成错误的判断。

　　1942年6月上旬，日军向林县、陵川、淇县等地发起进攻。国军抵挡不住，纷纷根据总部指示转移太行山区，采取“敌来我走，敌退我追”的方式和日军周旋。但是第40军106师师长李振清决定不按总部指示，联合第39师痛击来犯之敌。6月12日将近拂晓的时候，第106师成功聚歼林县合涧镇附近的一股日军，缴获战马200余匹。接着又在火烧庄与敌人厮杀两昼夜，有力阻止了日军的进一步扫荡。

　　由于河南大旱，冀察战区太行山游击根据地的给养十分匮乏，官兵主食为玉米。当地百姓的日常饮食也非常拮据，除极少数人家有余粮外，大多数人家只能依靠米糠、红薯干、野菜之类果腹。李振清师长为了减轻地方负担，派人到山西设法搜购军粮，再搬运来，以供军民食用。起初官兵还能每日吃上两餐，后来逐渐供应不上，不得已只好把米、糠观音土渗在小米内，维持官兵三餐。

　　当时的河南省政府没有如实报告灾情，但驻军担心影响军粮供应，将可预见的严重情况，通过各种管道向重庆传递。据后来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茂恩回忆，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重庆晋见蒋介石时，曾经报告过河南灾情，蒋介石听后要他赶快向何应钦反映。未料何说：“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蒋鼎文将河南旱灾、蝗灾实情上报，因为与省府所报不同，不仅未受到重视，反而遭到批评。河南军政双方为此引发极大利害冲突，蒋鼎文愤怒之下，一度扣留了河南财政厅长和粮政局长。

　　蒋鼎文说：“本来我只管军事，征粮是河南省政府的事，但明知道河南缺粮，李培基却报告说河南的收获还好，这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你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二是拿出粮来。”河南驻军与当地政府的矛盾开始激化。

　　此时，全国的抗战形势及国际局势是什么样的呢？

　　从1942年上半年的蒋介石日记中丝毫看不出愈演愈烈的河南灾情。在此期间，他记下了出访印度、指导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权衡浙赣会战衢州守与不守、引导“新疆王”盛世才归附中央等事件的点点滴滴。

　　当戴安澜师长缅甸殉国的消息传来后，他在日记里不禁感叹万千说“杜聿明处置不当，如当时能遵令由河膀向景东转进，则绝无此事。痛哉！”

　　5月日军为摧毁中国东南一带的航空基地，调集重兵进攻浙赣铁路沿线，围绕是否保守衢州的问题，蒋介石陷入苦思，最终痛下决心弃守，他在日记里说：“我为政略计，应放弃衢州，万不可以无关紧要一地之得失，争一日之荣辱，而忘最后成败之大计也。”

　　此时，长期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全面控制新疆地区的“新疆王”盛世才，有意归附重庆。苏联大使却释放出“中央接防河西，为新疆之不利”的政治空气，企图阻挠此事；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一直寻求民族独立，他要求英国退出印度，为此特别写信给蒋介石征求意见，蒋介石觉得不是时候，但又感到一时难以作答；山西地方实力派与日军暗通款曲眉来眼去，蒋介石忧心忡忡在日记里痛责起阎锡山“廉耻扫地”。

　　从这段时期蒋介石的日记里就可以看出，1942年国内国际形势异常复杂，作为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面临着巨大压力。

　　9月初，蒋介石到西安召集军事会议，蒋鼎文再次呈报灾情，希望河南军粮问题能够引起中央足够重视。蒋介石高度重视，但由于对事实情况了解不清，他认定所谓军粮问题，完全是由于粮政人员办事不努力所致，并不是因为粮食缺乏。

　　蒋介石因此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和兵役各占百分之三十五。第一，第六战区可以设立战区粮食调查处，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户人家，调查清楚之后，即转交省政府管理统制，以备不得已时就地征购，接济军食。考虑到河南遭灾的特殊情况，蒋介石同意河南的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把西安方面的部分储粮迅速运往河南，以解燃眉之急。

　　1942年9月后，随着救灾工作的展开，河南省救灾委员会相继制定了《紧急救灾实施办法》、《奖励各县绅商富户自动救济灾贫办法》、《节食救灾办法》等政策法规。并设立难民收容所，较大程度上缓解了难民的无序逃亡。河南省政府卫生处抽调精干力量，组织临时防疫注射队，为鲁山等地的难民注射疫苗，减少了一些无谓伤亡。针对流向陕西的难民人数众多，河南省赈济会在洛阳设立了办事处，主要工作是有序运送难民。省政府并致电陕西、湖北、安徽等邻省，呼吁“各本救灾恤邻之旨，对豫民入境赐予安置”。虽然政府作了相当安排，但临近冬季之时，灾民死亡率还是急遽上升。个别地方甚至还发生了卖妻卖儿、易子而食等耸人听闻的事情。

　　对于严重的灾情，河南及周围军队各部都给与灾民积极帮助。蒋鼎文接到各部队目击各地灾荒的报告，提倡第一战区全体部队参与救灾，具体办法是每月减食两餐。杨虎城的旧部第四集团军第38军在驻地汜水积极响应，办起一个规模不小的粥厂，每天固定开24锅，有时还根据情况临时增加。汜水周围的饥民经所在村开具介绍就可发票领粥，就食者每日都在千人以上。第17军驻渑池官兵配合节食救灾，先是省出了15万斤粮食，后又拨款开设粥厂11处，增加节粮力度用于施粥。第三十六集团军把节余下来的4万多斤粮食交由各级政治部，会同新安县政府、地方保甲长散发灾民以资救济。陕西关中地区的胡宗南部第三十四集团军，1943年春自发节食十日，共得面粉5000多袋，由豫省驻陕粮秣处汇扣拨交。

　　河南驻军很大一部分属于汤恩伯系统的中央军，该部也积极参与救灾。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第13、第29、暂15军全军，三一分监部，独立第14、第15旅等部，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5月，共计节粮128万斤，用于救济赈灾。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又分两次放出小麦、杂粮等军粮600石，用于救济漯河大新店镇一地灾民，此地当时没有饿死一人，这在河南大灾中实属罕见。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部、第十五、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骑兵第2军及骑兵第8师，第85军等部，也从1943年1月份至5月，筹得赈粮125万斤。此外，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又单独捐出赈粮15万斤。

　　1942年的河南，当时是抗日最前线，并不是大后方，占据河南的既有国军，也有日军、共产党军队、豫西土匪等各种势力，占据区犬牙交错。救灾中，当时的国民政府事实上做了一定的工作。现在还留存有大量当年河南国统区赈灾文章、历史照片，政府不但在各车站、集镇、街道广泛张贴有抗灾标语横幅，还开仓赈灾。此外还有政府专门开通的免费火车组织疏导灾民坐火车前往陕西、甘肃逃荒的照片。

　　在此次救灾中，何应钦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举措就是大量收容灾童。1943年3月，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来到中原大地，用相机拍下了沿途见到的一切，而这一切使他感到无比震惊。这位美国记者说：“我认为汤恩伯不失为一个好人，他命令所有的军官都要在营房里收留一名灾区孤儿，所有的士兵都要从每月的配给中扣下一磅粮食分拨给受饿的人们。”

　　1944年4月17日，日军发起了“一号作战”。大战再次在河南爆发，日军依靠庞大的机械化部队，大有横扫豫中平原之势。日军围攻许昌时遭遇国军顽强抵抗。激战至30日晚上，防守许昌城的新29师伤亡惨重，师长吕公良壮烈殉国。蒋鼎文的司令长官部被日骑兵部队包围，多亏他的一个参谋长亲率警卫部队将日军引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才得以脱身。蒋鼎文深知河南战局险恶，在官庄临时战斗指挥所给夫人和胞弟写了一封绝命家书，其中写道：“我早已以身许国，且为职责所在，一息尚存，当与暴敌拼，人生几十年，免不了一死，生死关头，我一定认得清楚，望勿以我为念。”

　　5月21日，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行至河南陕县秦家坡，遭到日军伏兵袭击，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国捐躯。24日，日军突入洛阳城内，守军第15军及第94师与敌展开最后的巷战，次日8时，洛阳失守。

　　豫中会战日军伤亡约4000人，国军的损失更大，据日军统计，阵亡和被俘者超过4万人。

　　就在中日河南浴血惨烈大会战期间，包括第四集团军在内的许多参与过救灾的军队，都不同程度遭到过当地民众袭扰。当时社会秩序陷入一片大混乱之中。据史料记载，当时有铤而走险抢劫拦路的，有与讨麦士兵发生武装冲突，以致互有伤亡的。各县都有数千民众，向县政府缴契、缴农具、请愿，甚至捣毁乡公所、区署、发起群体暴动的。此种现象，可以说是河南境内随处可见。

　　当国军士兵面对日本“一号作战”撤退时，乡民们更是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还杀了一些国军，有的士兵甚至被活埋。豫中会战中发生的河南民变和1942年的大饥荒一样，同样值得今人反思。（陈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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