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血色衡阳四十七天
来源：衲读    2020-08-08 09:05:16

　　衡阳，整个城区东西500米，南北1600米，这个大雁不再南飞的大陆地理标志，正成为饱浸战争的苦难之城。1944年6月22日至8月8日，中日双方在此鏖战47天，创下中国八年全面抗战中的奇迹。

　　血泪衡阳。当中日双方回忆这场厮杀时，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血泪二字。

　　1946年，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次年，衡阳守军第十军预10师30团3营营长蒋鸿熙拖着一条从衡阳逃出的残命和一条在衡阳被打断的残腿，完成他在战斗开始前的想法——记下衡阳之战。“我自己在写，自己在看，自己在哭”。

　　蒋鸿熙的《血泪忆衡阳》成为现存于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第一线战斗员的记录，成为最鲜活的来自战壕里的见证。它的弥足珍贵处在于它不同于战争之后，特别是解放战争之后的回忆录——有很多已经因为时间长久而漶漫不清，或者受制于意识形态而使真实性受损。

　　而三十多年来在日本游学、打细菌战索赔官司的王选，搜集到大量日军参战部队的部队史、参战部队人员撰写的战记和个人回忆录，包括页码达到2000多页、上下两部的《岚兵团步兵第百二十联队史在所有战史》。梳理下来，参加过衡阳会战的日军战史几乎全部找到，血色再次浸出。

　　1944年8月8日，当日军从北向南打进衡阳时，眼前的情景让他们呆住了。

　　这里看不见一只老鼠，鸟雀也被打伤，电线杆子上的弹孔蜂窝似的。城内五万栋以上房屋，较完整的仅存七八栋，尚能勉强住人的不到60栋。

　　“这里除了瓦砾就是尸体。还有伤兵，连插脚的空隙都沒有。炎热的八月酷暑天里，堆成山似的尸体烂得污七八糟的，强烈的臭味，让我不敢透气。伤兵的伤口也在腐烂，爬满滚滚蠕动的蛆虫。”衡阳一占领，日本《每日新闻》特派记者益井康一随日军赶紧进城，定格了这场苦难的战争。作为胜利者，日军的死伤数倍于守军。

　　进城后，饥饿的日军搜遍全城寻找食物，但除了在一家酱坊里找到一些剩下的酱油和酱以外，什么也沒找到。

　　这样的胜利是日军沒有想到并难以接受的。

　　此役“牺牲之大，令人惊骇”，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日本《桧第六十八师团史》如是写道。

　　1944年6月22日到8月8日这47天里，衡阳会战，是怎样一种惨烈与悲壮?

　　“一号作战”图纸上坚硬的枣核

　　战时的衡阳是一个袖珍小城。三条江——湘江、蒸水、耒水和两条铁路——湘桂铁路、粤汉铁路缠绕在衡阳腰上，狭长的地貌很像一枚枣核。

　　由于战争，这个小小的城市集中了很多从上海、汉口等迁移来的工商业和金融业，热闹一时。衡阳当时的财税收入，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甚至占据第3位，仅次于重庆和昆明。

　　6月1日，国民第十军军长方先觉衔蒋介石死守衡阳十天至多两个星期之命，率主力从衡山达衡阳城。全城欢迎，鞭炮声响彻云霄。

　　第十军被誉为“泰山军”，时辖兵力约4个师：3师、预备10师、190师(仅一个团完整，余为干部)、暂编54师(仅一个营)，加上配属部队：第5军48师战车防御炮营1个连、第46军炮兵营1个连、第74军野炮兵营1个连，总共1.8万人。

　　而日军集结的兵力36.2万，马匹6.7万，汽车9500辆。

　　6月18日，长沙陷落当天，方先觉紧急下令疏散城内30万居民，20万难民。6月20日，经衡阳市市长赵君迈号召，2.3万余名市民组成弹药队、工事抢修队、消防队、伤病服务队和收尸队等，支援第十军守备衡阳。

　　仓促准备战争，加上衡阳本身狭小地域，有人判断，衡阳最多可守三天。在日军看来，衡阳唾手可得，它只不过是其“一号作战”的一小步。

　　包括衡阳会战在内的“一号作战”，被日军称为“旷古之大作战”，战争准备从1943年开始，投入了相当于当时中国派遣军62万的约80%兵力，战线从河南经由湖南直到广东、法属印度支那边界，纵贯约1500公里。

　　日本的准备无可比拟。飞机每月预定补充50架、航空油料足够用半年，空军弹药够用两年。在衡阳开战前，情报工作已经做到绘制衡阳每一街区的地图。而1944年的国军，在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看来：平均每师不是一万人，而最多不过五千人;士兵不发饷，沒有吃的，营养不良，百病丛生;兵器陈旧不适用……

　　1944年4月17日夜，日军在开封渡过黄河，19日占领郑州;5月1日，攻陷许昌，25日洛阳失陷;6月16日，日军以14个师团的兵力围攻长沙，18日，长沙陷落。

　　之前的5月29日，蒋介石电话告知方先觉固守衡阳十天至两周，并嘱：“此次会战关系国家民族存亡，衡阳得失尤为此次胜败关键。”

　　日军计划趁中国军队未及完成防守之时，乘胜追击，迅速攻克衡阳，其68、116师团各部队、34师团218联队主力，仅带一个星期的口粮，如离弦之箭挺进衡阳。

　　“方先觉壕”

　　6月22日，日军飞机开始轰炸衡阳，投掷燃烧弹，湘江两岸大火重重。68师团强渡衡阳以东的耒水，从衡阳城南向北进攻，116师团则从西向东进攻。

　　双方一接火，日军立即遭遇到“在中国战场上从无有过的如此准确、密集的猛烈火力还击”。6月28日10时30分左右，中国军队迫击炮的集中炮火，击中了正在前沿阵地用望远镜观察的日军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及参谋长等军官。

　　这一炮打得日军大惊失色，到7月2号不得不停止进行了10天的猛烈攻城。尽管10天来，日军使用了空中轮番轰炸、炮轰阵地、施放毒气弹、人海战术等强攻措施，还是不得不承认挫败。

　　日军得到情报，守备衡阳的是中国军队第十军，其指挥官“方将军是1941年秋冬第一次和第二次长沙作战时死守长沙的一员猛将(当时方为第十军预备第10师师长)，在1943年初冬的常德作战时任第十军军长，曾向常德南侧增援，具有与我11军特别是3师团交战的经验”。

　　老对手再一次在战场上遭遇。

　　方先觉自知1.8万兵力难抵数倍日军，因此主动放弃衡阳城外能容四个军的外围阵地，而将守卫圈缩小到城南丘陵阵地江西会馆、五桂岭、张家山、枫树山、虎形巢一线和城西阵地汽车站、天马山、西禅寺、瓦子坪、清山街一线。这意味着，方先觉已抱定死守衡阳不留后路的决心。日军从北方长沙抵达衡阳，方先觉预判日军不会直接从北方进攻衡阳，而是渡耒水从南、西方向进攻。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在南部丘陵地带，方先觉将五桂岭、张家山等面敌高山挖去半壁，形成直立90度、深3-5米的沟壑，壑底下放置钉满铁钉的门板，再放进水。壁顶设碉堡，各碉堡间构成侧射的交叉火力，封锁山谷。碉堡之前设手榴弹投掷壕，战士可以两两配合将手榴弹投向壕底的敌人。

　　火网前设置坚固复杂障碍物，布下地雷;各阵地有掩盖交通壕通主阵地，直达市街中心，第十军指挥部设在城区唯一一座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中央银行地下仓库，那里发出的指令使整个衡阳城成为一大要塞式综合阵地。

　　日军在这种战壕面前根本无法推进，叠罗汉，搭人梯，常常还沒攀登到半壁，便被中国守军逐壕扫荡。后来干脆赤裸上身，以自己伙伴的尸体当阶梯向上冲锋。

　　美国记者白修德如此记述道：“奇迹般的，在衡阳，第十军顶住了。他们被团团围住，无路可退，但是勇敢的拼死战斗，像是当年上海。”

　　后来，死伤惨重的日军得知，阻挡他们前进的守卫工事有一个名字：“方先觉壕”。

　　半天里晋升了5个营长

　　日军攻城47天，实际上分三个主要攻击波。

　　第一轮从6月28日起到7月2日终。这一次，日军欲急袭拿下衡阳，先以飞机轰炸、炮火轰击与毒瓦斯袭击，待守军陷于半瘫痪状态，三四百人一组，赤膊轮番冲锋，实行“接近战术”和“肉弹主义”。

　　中国守军在野山炮数量上远不及日军，但“方先觉壕”配合士兵的手榴弹投掷发挥了超常威力。这几天里，每天要消耗两三万颗手榴弹。

　　几天下来，第十军伤亡4000余人，日军伤亡达1.6万以上。湘江对岸的飞机场，每晚都燃起一堆堆火，那是日军在焚烧前一夜战死的尸体，晚风中可以嗅到血腥和令人作呕的尸臭。

　　第二次攻击始于7月11日，持续10天。对于中日双方来说，这都是极其艰苦的鏖战。战斗力、体力和心理都达到了极限。况值炎夏，战死的将士尸体腐化，臭气难当，双方军队中都开始流行疟疾、痢疾，包括双方的最高将领方先觉和横山勇。

　　再战的日军显然吸收教训，每向前推进一步就修筑临时掩体。在等待空军的支援和重炮兵的到达后，调整战略更加猛轰阵地和衡阳城。阵地前仍旧是“肉弹主义”，300人一组赤膊上阵，轮番进攻。

　　日军炮火之猛让衡阳化为一片焦土。预10师工兵营营长黄仁化在太子码头阵亡，他的部下给他找一具棺材收敛尸体，第2夜，日军重炮打在棺材上，尸骨被炸碎。其部下又收拾了一点碎骨存放在瓦罐中。不料当晚，日军炮火又将瓦罐击碎。

　　主守城南张家山、五桂岭阵地预10师3个团、直属部队伤亡90%以上。战斗一线的连营级干部死亡殆尽，更不要说士兵。五桂岭争夺战，半天里晋升了5个营长，但又全部阵亡。

　　7月的中下旬天气酷热，敌我都改在夜间战斗。双方默守一个战斗时间表，每日上午9时许，全线枪声停息，各自吃早饭休息;下午6时许向对方高喊：“我们开始吧!”由于敌我相距不过数十米，双方说话都能听到，于是厮杀一夜。

　　7月18日，方先觉召集4个师长开会，报告战况，说明从12日起(战至第26日)，每晚向蒋委员长发出二字密码，战前蒋介石与方先觉相约战力不支时以此相告，以求得外援。但援军杳无音信。

　　双方都到了心理承受的极限。每日日军飞机轰炸时，投少量香烟、大量传单。传单上写着：“能征善战的第十军诸将士：任务已达成。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固性格。可惜你们命运不好，援军不能前进，诸君命在旦夕!”

　　按蒋介石的守城期限，第十军早已完成任务，不仅超过十天，甚至已达一个月。衡阳城内粮食被日军炮火烧成焦糊，焦糊的粮食泡盐水也已吃光，池塘内鱼虾、浮萍也早已捕采一空。更让人不忍的是伤兵遍地，野战医院在敌人的炮火下东躲西藏，伤员无药可救，每日都有伤员不忍痛苦而自杀。

　　“那一日，月亮比往常黯淡”

　　8月4日，日军对衡阳发起最后的攻击。日军以5个师团，轻重炮100余门，炮弹40000发再发攻击。不再实行“肉弹主义”，而用架在四周高地的重炮轰中国守军阵地。重炮之下，先前发挥作用的方先觉壕多被夷为平地，将士们就用阵亡的战友的遗体垒起来作为掩体，与日军再战。4日夜，激战一天的杏花村北141高地9团6连全体与阵地同归于尽;西禅寺、天马山两阵地尸积数层，仍然固守。

　　日军的这次攻势，重新调配了力量，精于攻城战的58师星夜急行从长沙赶来，从衡阳正北面攻城，6日夜打开了衡阳北面的缺口。

　　是日中午，巷战在衡阳城内展开，至7日惨烈的战斗仍在继续，青山街阵地连续被敌突入3次。3师7团3营营长王金鼎亲领官兵向敌投出20余枚手榴弹，但之后中弹殉国，此时全营官兵仅存12人，相与抚尸大恸。侯树德营长利用战斗间隙，收取王金鼎尸体火化，并将其骨灰悬于自己的腰际，发誓为他报仇，以疯狂的状态与敌拼命。

　　中午，方先觉召师长齐集中央银行军指挥部，向重庆发出最后电文：“敌人今晨已由北城突入之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焦土一片的衡阳只剩几座残破的建筑，鸟瞰全市的钟楼还屹立在市中心，衡阳眼看将落入敌手，守军将士恸哭。

　　第十军预10师30团3营营长蒋鸿熙在战斗中侥幸活了下来。在衡阳之战中，他三次负伤，第一次伤在头部，沒有下火线，第二次中炮弹，全身伤八处，沒及伤愈又上前线。8月3日，在守卫天马山阵地中，蒋被敌密集的枪弹打断了右腿，退下战斗。

　　8月3日晚上10点，大战前的最后一点平静，蒋鸿熙躺在担架上，怀里抱着仅有的一条军毯，一块面布和团长赠送的两盒针药，怀着不能与战友同生共死的怅然去了医院。

　　“月亮却似乎比往常黯淡多了。”那一天晚上的月亮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国际风云压衡阳

　　1944，作为太平洋战争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蒋介石正受着内外煎逼。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第六七战区最精锐部队七个军，已经分批调遣印缅战场。史迪威一再向美国传递“中国情形至为暗淡”的信息。7月7日中国抗战纪念日，罗斯福来电祝贺，但“不料又突来一电，即以中国战局危急，欲派史迪威在我直属之下指挥中国全部军队”。不仅如此，电文中还提到蒋介石最痛处：“言明共党军队亦在其内。”

　　这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带来了美国希望国共合作的消息。就在衡阳开战后的第二天，6月23号，在华莱士在要求下，蒋终于同意美代表团访问延安。《纽约时报》以“延安——中国奇迹地区之城市”为题报道了延安士兵“穿得好，吃得好，也更有精神”，中共的改革使陕北贫瘠地区牲口繁殖，五谷丰登。※※※告诉美国代表团，国民政府已经破产，并表达了组织联合政府的意愿。

　　在此时刻，对蒋介石来说，“中国尚有一线希望，则为方先觉之扼守衡阳”，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如果他在和华盛顿争执中国军队是否缺乏适当领导之际，国军能在此有杰出之表现，也可增进他与史迪威摊牌的手头力量。”衡阳之战，此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两军对垒，却加上了政治、外交考量。

　　救无可救，衡阳危城。方先觉从7月12日每天发救援二字密码，8月2日蒋介石复电：“此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攸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自必经历不能想象之危险与牺牲。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惟必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惟有一死以报国之决心以赴之……”这是一次明确的提醒，不成功便成仁。自此之后，蒋便不许方先觉再发电请援。

　　而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美国占领塞班岛，4万余日军全军覆灭。6月15日，从印度调配来的美式B29轰炸机从成都空军基地起飞，空袭日本本土北九州的八幡制铁所。印缅战场上，日军进攻英帕尔的大规模作战惨遭失败，7月4日大本营中止该作战。面对颓局，一号作战成了日本的全部希望，日本报纸对在中国取得的胜利大肆渲染，衡阳之役日本人也报以极大的信心。

　　7月16日，在衡阳久攻不克伤亡惨重时，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全体辞职。8月1日，日11军司令横山勇中将由长沙飞赴衡阳亲自指挥攻城，阵前发下狠话，自8月4日起，三日内日军再攻不下衡阳，几个师团长一起到前线切腹。

　　几方力量施于衡阳，已远非一个千尺小城所能承担，也非方先觉一军所能承受。人们不知道，当方先觉向蒋发出“来生再见”的电文时是何等心情，也不知蒋的“存亡大事自有天命”、“不成攻便成仁”的电文对他有怎样的影响。

　　伟大而又默然的转折

　　翻开日本关于衡阳会战的记录，发现衡阳之胜对于日本来说，远远不能算是一个胜利。

　　《每日新闻》随军记者益井康一一语道破：“沒有比这更空洞的胜利了。”——打通的大陆交通线上，实际上铁路不通，公路也不通。

　　力主“一号作战”的11军高级参谋岛贯武治黯然去职，接替的井本熊男当面向大本营作战部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提出：“‘一号作战’目标占领铁路沿线敌机场，已经意义不大。”

　　日本陆军省全体，参谋本部除作战部以外，参谋总长、次长都全部主张中止“一号作战”。但是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坚持继续，并最终说服了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

　　上世纪80年代初，居住台湾的原第十军军人们回忆：十军伤亡约1.5万人，包括阵亡者6000余人。城陷时，仍有7000余伤患官兵，但作战资料全失，无法做更精确统计。

　　日本关于衡阳会战日军伤亡人数有不同的说法。《帝国陆军的最后：决战篇》说死伤19380人以上，其中将校战死390人，负伤520人。大本营向11军补充兵员10万。据116师团120联队长儿玉忠雄战后回忆：衡阳攻陷后，120联队第一线中队已经沒有军官，一个大队的兵力仅剩下150人，整个联队只有300至400人。日军步兵联队战时编制为3500至4000人，也就是说损伤达十分之九。

　　当时，任陆军大臣秘书官的井本熊男在其著作中提到：“经过衡阳攻击战后，我方对于支那军士气之旺盛有了重新的认识，并不仅是实施了攻击的11军，包括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以及大本营都改变了看法。”

　　不仅是对中国军队的看法有所改变，日本对中国用战争征服的姿态得到改变。据大本营参谋、战争指导班班长种村佐孝著作《大本营机密日志》记载：1944年8月19日御前会议，根据世界局势，决定了今后的战争指导大纲，对“重庆”已经开始改变“一号作战”的以军事手段粉碎其抵抗的战略，“尽快采取有统制的政治工作，力争解决支那问题”。到了9月5日，决定“大让步(同意)对重庆的和平条件”。

　　衡阳会战消耗尽了日本最后一点力气。衡阳会战结束后，日本派遣军向大本营提出，继续“一号作战”，需补充兵员20万。而补充来的兵“多是骨瘦如柴的少年，走路摇摇晃晃”。日本自衡阳会战后，在中国几乎再沒有什么胜仗，衡阳可以说是日本走向完败的转捩点。

　　但是，衡阳之战对于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意义似乎一直以来都沒有得到真正的认识。衡阳以一个小城的牺牲，第十军以一个军的壮烈，赢得的竟然是长期的默然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