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三次长沙会战及长衡会战中的营田防御
来源：刘万蒂的博客   2016-02-22 16:43:38

　　 在《中华民国史事日志》里，营田这个偏僻的地名，一再被记录。这样的记录并非因为这个地名在二战抗战史上意义重大。与芦沟桥、台儿庄、平型关这些因二战而闻名天下的地方相比，营田，只能被宏大的历史叙述忽略不记。然而毕竟不能疏忽的是，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许多宏大事件的发生离不开这个小地方，在历次长沙会战中，营田作为汨罗江防线和洞庭湖江防的前沿要塞，是一个不得不记录和关注的地方。

　　 从地域范围来说，当时的营田归辖湘阴县武穆乡，紧临武穆乡的是河市乡，河市乡以南是祗园、九穆两乡①，这几个地方都处于湘江、汨罗江交汇入洞庭湖的湖汊地带。而营田，狭义的地理名称仅指从营田街市沿大、小边山直至延伸到推山咀一带的地域，主要归属武穆乡1保和10保。按当时的战略防御划分，湘阴以北洞庭湖和汨罗江水域一带的江防统称营田江防，因为营田作为防线的前沿要冲更具有代表性②。战略防御的划分自然不同于当地的行政区划，何况当时的基层政权涣散，地方以绅治的保甲形式维持行政管理，地方行政服务于军事，在战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那么在历次长沙会战和长衡会战中，营田防御的基本形态又是怎样的呢？本文试图结合有关历史史料和田野调查，从营田防御之手，来窥测探究地方沦陷史的粗浅轨迹。

　　 在民国二十八（1939年）《中华民国史事日志》里，9月23日（农历8月11日）的条目有三条：“甲、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日军三路进犯，一由通城南下，一在洞庭湖鹿角营田登陆，一渡新墙河。乙、蒋委员长电驻法大使顾维钧，商法总理达拉弟暂缓召回在华之法国顾问。丙、德国宣布波兰战事终了。”

　　 与此印证的是日本方面的记录，“上村支队9月22日18时由岳阳乘船出发，23日6时20分在洞庭湖东岸的营田附近上岸，另一部沿汨水乘船溯流而上，25日切断粤汉线。” ③在历史一鳞半爪的记录里，波澜壮阔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在营田这个藉藉无名小地方拉开了帷幕。实际上，在后来的二战史定论里，营田之战，只能作为湘北作战的一个转折，真正的会战开始，应该是1939年9月14日，日军第101师主力、第106师一部向赣北高安、铜鼓方向发动进攻，作为长沙会战的揭幕战役。

　　 战斗已经在赣北打响，此时营田的防御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的兵力部署里，湘阴以北至洞庭湖东岸之江防，由陈沛第37军守备，其中罗奇第95师具体负责东岸营田之江防要冲④，最前沿的防线为冯土英283旅之565团⑤，该团团长唐天文，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唐团。按国民革命军当时的编制，一个军的建制下辖2师，重兵布防于营田江防，对付日军一个支队（相当于旅）的攻击，兵力布署上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造成1939年9月23日营田瞬时沦陷及随后惨绝人寰惨剧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要从国民革命军的兵力调配和防御的变阵入手。在营田沦陷前一天的22日，新墙河北岸全部警戒阵地和前沿阵地陷敌之后，第15集团军关麟征令第37军除留罗奇师守备营田外，悉调至前线协同第52军巩固新墙南岸阵地⑥。就在这一天夜晚，上村支队重兵经荷叶湖窜入营田对岸青山东侧水域，在闸港附近进入营田江防水道，一场有计划的突袭战勿遽间打响了！

　　 孙子兵法中的“声东击西”居然被日军运用得如此熟稔。在日军二战期间奉若圭臬的《统帅纲领》、《作战要务令》和《海战要务令》里，均强调“出敌不意” 和“先机制敌”的重要性，要求部队必须以旺盛的斗志、神速的机动，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占据主动地位，以达成突然性，实施“闪击战”，而营田之战，就是日军贯彻这些纲领和条令的个案。营田江防的突然崩溃（最前沿的唐天文团几乎全军覆灭，战后不久，95师即进行缩编整训⒁），致使第九战区防区紧缩，战争的失利直接导致营田整个江防地区全线沦陷。大量的田野调查亲历者口述为守军仓促应战、军民横遭浩劫提供了佐证。老百姓甚至分不清哪是日军、哪是国民革命军（据吴鉴云、许君梅等口述实录），武穆、河市、祗园等地的沦陷，民众的惨遭戮杀，与营田江防防御失利密不可分。

　　 第一次沦陷，从9月23日，至10月上旬，历时半月余，武穆乡营田1、10两保首当其冲，日军上村支队一部分溯汨罗江而上，又使沿途尤其是河市一带民众惨遭屠戮，这次沦陷虽然只有短短半月余，造成的民间灾难却触目惊心。据民间田野调查统计（注：具体到营田战时各个大小屋场），营田各屋场、村落有名有姓的死者达658人，遭受性侵犯妇女达273人，烧毁房屋773栋、8267间，加上河市等地的罹难数据，仅死亡一项统计达762人，房屋烧毁统计为8538间。如果再加上营田街市因逃避战祸在途中被日军飞机炸死的百姓（注：数量无法估算），仅营田街市、大小边山、推山咀及武穆乡各个村落，被日寇杀害的无辜百姓应该不少于1000人。日寇制造的“营田惨案”骇人听闻、人神共愤！

　　 在日本方面的记录里，第二、三次长沙会战统称“长沙作战”⑦，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41年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二是同年的12月下旬至1942年元月上旬。与第一次重兵防御不同的是，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作战部署里，湘阴以北营田直至归义一带的江防仅由第99军第99师警备，99军第197师负责营田以西青山、兴化沟、芦林潭延至沅江、汉寿一带湖防。这样的布防赖于当时的作战考虑，根据第九战区预定的“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的反击作战计划⑧，整个营田一带的江防部署，兵力配备较为薄弱，在当时的湘阴县长谢宝树呈向第九战区的电报里，有“惟汨江南岸营田一带兵力单薄”之语⑨，阻击日军进犯的重点集中在汨罗江正面尤其是后翼防御上。营田江防的兵力散布于武穆乡的营田、青山，河市乡的部分民垸及祗园乡的凤凰山、磊石山等地。

　　 9月18日，在海军掩护下，日军平野支队（相当于营）攻陷了武穆乡的青山，197师刘儒卿营除极少一部分士兵突围外，全营几乎完全被歼。20日，日军向汨罗江防线发动全线进攻，九穆、祗园、河市等乡相继沦陷。随着战事的进展，再加之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整个营田江防在不到两日内全部被陷⑩。这一次沦陷，从1941年9月中旬至10月上旬，历时也有半月余。武穆乡民众大部分提前疏散，营田一带武穆乡1保和10保民众基本无生命之虞。受害最为惨重的是营田对岸之武穆乡11保的青山，平民死亡达500多人⑾，制造了与“营田惨案”齐名的“青山惨案”。祗园乡的伍家园、河泊潭、凤凰山及河市乡河夹塘街市和周围部分村落，因处于汨罗江防线正面，平民死伤较为惨重。据亲历者证实，仅“伍家园血案”就造成24人遇难致死，烧毁房屋60余栋230多间，而战前作为汨罗江下游商业重镇的河夹塘街市，在第二次沦陷中更是被日寇放火焚烧，平民死伤惨重。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第九战区历次会战中最为成功的反击战，日军自称伤亡达6000余人。考证营田江防部署，基本与第二次会战一致，99军仍担任汨罗江口、营田及湘阴以北洞庭湖东岸湖防，主力控制于湘阴以东地区⑿。日军于1941年12月下旬发起战事，至1942年元月上旬恢复战前态势。这一次战役发生时期正值冬季，湘江、汨罗江及整个洞庭湖处于枯水季节，在第一、二次会战中给日军提供侧翼支持和军援保障的水运便利不复存在，加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成功运用了“天炉”战法，步步诱敌深入，使日寇进攻屡屡受阻，并在长沙一带陷入重围，不得不于元月15日退守至新墙河以北，恢复战前布局。据调查统计，这一次是四次沦陷中民众受害程度最轻的一次，战前各乡民众大部分得以疏散⒀，地方采取“坚壁清野”措施，为正面战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最成功的战例换来了最安全的保障。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甲申33年5月29日（1944年农历闰4月8日）条目里，这样记录着：“湘北日军登陆营田，进犯黄沙街，鄂南日军陷通城。”作为湘北标志性重点江防的营田，又不幸被多灾多难的民国历史所记录。长衡会战的具体发端时间，与登陆营田时间基本一致，田野调查可佐证的是（据刘贵保、周胖生、柳新台的亲历见证），1944年5月28、29（民国33年农历闰4月7、8日）这两天，是日寇进攻营田江防准确日期。营田江防一带首当其冲的是汨罗江河口附近的河泊潭、河夹塘等地。与此前三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日军大举进犯，锋镝所指，国军有效的防御几乎丧失，日军充分利用利用宽阔的河湖水域，配合沿粤汉线南下主力部队，在一个星期内，接连突破湘北新墙河、汨罗江及洞庭湖东岸之江防，6月19日长沙失守，8月衡阳陷落，当年年底，日军完成了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的任务。这场始于1944年4月的战役，国际二战史上称“一号作战”，也即豫湘桂战役⒂。令后人疑惑不解的是，1944年已进入二战后期，当太平洋和欧洲战场盟军节节胜利并逐渐占据主动之时，广大的中国内陆地区却被强弩之末的日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渐次突破交通要道和重点城市。豫湘桂战役初期，也就是长衡会战之时，正值“1944年湖南的大春荒……当饥荒龚来时，地方当局非但不予救济，反而征敛苛捐杂税一如从前，发国难财者比比皆是。”⒃在这种情形下，战场上的失利已成必然。营田、河市等地，民间纷纷出现自立山头、以求自保的乡村自卫组织，他们或从溃败的国军士兵手中夺取枪支，或从日伪军那里缴得枪械（据易阳葭等人亲历见证）。而更多的普通平民，在沦陷区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日寇从据点到周围村落的“打掳”（即烧、杀、枪、掠、强奸妇女等残暴行为的统称）时常发生，每一次都带来惨绝人寰的劫难。营田，这个从南宋时代起产生于军备、屯垦、战争的地名，将注定离不开悲情、绝望和灾难，长达一年多的沦陷开始了！这一切苦难，都被这遍湖洲沼泽、山川河岳里默默无闻象草芥一样的生命在隐忍和坚持中承受。

　　 谨以此记略，来告慰半个多世纪前死去的冤魂，告慰那些沉默讷言又坚韧不屈的生命！愿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

　　  营田垒起了白骨塔

　　 （日军第一次犯湘）

　　 那是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３日的凌晨。当人们还在甜梦中的时候，侵华的日军却气势汹汹地暗地里把侵略的铁蹄第一次踏上了湘阴县陲。

　　 这次犯湘的日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团第五旅团，一共集结了３００多艘汽艇。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打着太阳旗，在上村干男少将的率领下，４０００多个如狼似虎的鬼子兵，从巴陵古城出动，坐汽艇，乘风破浪，跨越洞庭，逆湘水而上，在湘江之东的白鱼岐、推山嘴强行登陆。

　　 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守军第３７军９５师两个团（５６９、５７０团）奋力阻击，激战一昼夜。终因弹尽援绝，营田失守。

　　 驻防在营田街、大边山、小边山、山塘湾一带的５６９团和驻守在大洪山一带的５７０团，并肩与日军激战了一昼夜。击沉日军汽艇２０余艘，毙敌３００余名。战斗中，守军阵亡多达６００余人。连长钟望学率部在三塘湾与敌肉搏中，毙敌５０余人，撤走时全连只剩下９人。在日军不断增援下，２４日营田沦为敌手

　　1939年9月22日18时，日军上村支队由岳阳乘船出发，23日6时20分在洞庭湖东岸的营田附近上岸。一场惨烈的战斗在这里拉开了帷幕！营田之战，成为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湘北会战重要的转折点。这场突袭战役的惨烈程度，在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会战电文和此后的战地报道里多有记述：“战事之烈，为鲁南会战以来所仅见。”“营田镇为之炸为焦土，营田附近村落，亦被炸光，即独立之树或森林，敌亦密集扫射。”短短一天多时间内，营田附近大部分屋场村落相继沦陷，最前沿阵地的国民革命军守军第37军95师569团，几乎被全歼。 （时任283旅副旅长，后95师整编，任283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