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至广西境内与日军决战就有这样的优势。白崇禧力持这一主张。而封少君主张于粤汉路节节抵抗,一方面是激于义愤,同时也有他的战略考量。据徐永昌日记,军事委员会内部多数认为日军的战略意图是欲打通平汉、粤汉至湘桂线迄镇南关。而徐永昌对日军欲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西南空军基地的说法不以为然。他判断日军的企图是“欲打击我之野战军,杜我反攻或转用”,认为日军的进退程度,全视国军的反击力度如何。如前所述,打击重庆国民党军与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西南空军基地,均是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徐永昌之所以对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企图认识不清,乃因为他低估了日军的作战能力。他认为日军“欲攻犯两路或三路而确保之,恐彼亦不易抽出如此巨大兵力”。鉴于第一战区蒋鼎文和汤恩伯、封裔忠在北战场抵抗不力,迅速败退,已引起国内舆论的纷纷指责和国际舆论的讥评,封少君认为,若粤汉线也不战而退,“抗战前途尚堪问乎?”封少君的主张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
日军欲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有三个要地必须攻克,即长沙、衡阳、桂林。按当时中国战区的划分,鄂南、湖南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是薛岳;广西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是张发奎;广东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是余汉谋;鄂西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是孙连仲。这四个战区中,第九和第四战区是此次湘桂战役的正面战场;第七及第六战区处于战场边缘。日军预定的作战路线是穿过第九战区的西侧,然后冲向第四战区的中枢,以第九、第四战区国民党军为主敌。日军在制订作战计划时考虑到:“攻克长沙是这次作战的关键,自应全力以赴。但我方此次的兵力比前几次作战都大得多,长沙一举可破。因此,战局的关键乃在于衡阳长沙之间敌军进行侧攻时的决战,估计攻下长沙后不致立即出现侧攻,而在进攻衡阳时,当前重庆军将会全力展开。”日军预测,衡阳地区位于国民党军第九、第六、第四、第七4个战区之间,主要决战肯定将在其周围进行。日军从一开始就动用强大兵力,第一线部署5个师团并列于湘北、鄂南之华容、岳阳、崇阳一线,另以3个师团部署于第二线监利、蒲圻和崇阳一线,共约15万人。
5月26、27日,日军兵分三路南攻:右翼渡洞庭湖趋沅江、益阳;左翼从通城分趋平江、渣津;中央沿粤汉路向汨罗江推进。日军号称在东西约120公里,纵深约50公里的地区展开规模宏大的野战。重庆军委会电令第九战区准备在长沙、浏阳之间与敌决战。由于对日军的强大攻势估计不足,重庆当局开始除从第六战区抽调1师增援外,没有从其他战区调集兵力。薛岳请求蒋介石从第三、六、四、七战区抽调兵力增援,而蒋介石要求第九战区以现有兵力应战。直至战役开始一段时间后,感到日军来势凶·猛,才陆续从周边战区抽调兵力参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部署的战区防卫战略是:在湘江东、西两岸,步步阻击,消耗敌军,而将主力部署于两翼,诱敌深入后,在长沙附近围歼日军。但薛岳的这一战略部署是沿袭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法,日军早有防备。日军一反过去惯用的孤军深入的战法,以战斗力最强的骨干兵团部署于两翼,致使薛岳的外侧作战难以成功。另一方面,日军使用优势的第二线兵团保持纵深阵势,对战略要点实施重点突破。国民党军总体参战兵力虽超过日军,但在要点的防守攻略上,兵力反居劣势。薛岳的外侧作战既不利,沿湘江两岸南下的日军很快进逼长沙。日军以两个师团约3万余人围攻长沙,而薛岳仅以1个军(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守备,战斗兵员不过1万余人,守备的兵力与阵地绝不相称。其次,日军进攻长沙的计划是:“为了攻取长沙,必须攻占其西方的岳麓山。为此,派遣有力兵团在湘江左岸进攻该山,与直接担任进攻长沙的兵团相互策应。”而薛岳在防守长沙的兵力布置上,令张德能以第四军的2个师守长沙城,以1个师守岳麓山。岳麓山位于湘江西侧,与长沙城隔江相对。在地理位置上,岳麓山居高临下,俯瞰长沙城,为长沙整个阵地之锁钥,欲守长沙必先守岳麓,岳麓一旦失守,长沙决守不住。守备岳麓山的第九师除缺员外,战斗兵不过3千人,而防区竟达50里之广(岳麓山周围设防),实属防广兵单。迄岳麓形势危急,张德能临时转用兵力,从长沙城抽调兵力增援岳麓山,由于在战斗激烈之时仓促调动,渡江船只准备不足,反而自乱阵脚,动摇军心,导致长沙迅即失守。长沙决战计划落空。湖南会战自1944年5月26日开始,至6月18日长沙失守,第一阶段湘北的战役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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