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衡会战兵力对比（上）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7-07-15 11:28:10

　　长衡会战历时三个多月，双方参战人数，国民党军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国民党军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而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国民党军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日军伤、亡人数，双方公布的数字接近。而国军伤、亡人数则出入较大。日军方面公布的数字，包括伤、病、俘、亡在内，国民党军损失过半。国民党军自己公布的数字，不含病、俘，仅伤、亡两项，占国军参战人数的25%。导致国民党军高伤亡率的因素固然复杂，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国民党军的作战意志，一是国民党军的作战能力。关于国民党军的对日作战意志，历来存有不同的看法。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是中国大陆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抗战史著作。该书对湖南会战失败原因的分析，主要归因于蒋介石消极抗战，保存军事实力;认为蒋介石首先考虑的不是对日军的积极出击，而是主要准备战后权威的确立，尽力对付中共和防范国民党内的非嫡系，没有同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这一观点基本上沿袭了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一贯看法。但从前文所述湖南会战前后蒋介石对日军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来看，谓国民党军无意与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显然有悖事实。近40万国民党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民党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亦足证国民党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尤其是长达47日的衡阳保卫战“是抗战中，保卫城市作战最长，伤亡官兵最多，敌我两方进行最为惨烈的一场生死搏斗”。其时，重庆20余万市民签名，向苦守衡阳的第十军官兵致敬。日军亦承认“从未有若斯顽强之抵抗”。

　　重庆《大公报》社论将衡阳守军的死拼硬打誉之为“抗战精神”。王世杰在日记中称道衡阳守城战“断然为抗战以来之一伟绩”。凡此均说明衡阳国民党军抵抗之顽强英勇。论者又有谓衡阳的英勇抵抗，是非中央军将领薛岳指挥的,而重庆统帅部则从中阻挠。而本文第二部分的叙述，证明这一说法亦属不实。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激战于赣北重镇高安，拦截了向长沙进犯的两个师团的日军，有力地配合了长沙会战的主战场。后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 。另一方面，国军对中共的监视和防范，亦确然存在。据军令部次长封裔忠日记，1944年6月8日，日军正大举从湘北南犯之际，军事委员会派出封少君参谋长主持在重庆开会讨论各战区作战计划，主要议题有二：一是预防日军北犯陕西潼关，南犯广东曲江;二是“预防共党窜扰后方问题”。6月10日，军令部拟具《国军今后作战指导计划大纲》，其第一条即要求“第八战区以第一线兵团，依陕东、绥西既设阵地，拒止敌人，并监围奸伪。”

　　“如奸伪以抗战口号向西南窜犯时，应令其向渭河以北、三原以东截击敌人，我监围部队应由东向西逐次向长武、县、邑、正宁方面转移，绝对防止其向该线以西以南窜扰。”此处所称的“奸伪”显指中共军队。同日，蒋介石根据军令部所拟的这一方案，要求封少君分别密电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副司令长官胡宗南，针对如何防范中共，作了具体的军事部署。可见即使在日军攻势最激烈之际，国民党军亦未敢懈怠对中共军事扩张的防范。至于国民党军投入了多少兵力监视中共，据军令部次长封裔忠日记：英美舆论指责国民党以数十万部队监视中共，以至影响对日作战。徐氏辩称：胡宗南防共军队不过数师，何至影响如此之大。但同月下旬，蒋介石主持召开整军会议，要求将国民党军现有的321个步兵师减编为240个师。参谋总长何应钦奉命拟定减编方案，240个师中，计划以140个师对付日军，20个师监视中共，40个师作预备队，其余40个师用于西北边防、缅甸及机场防守。这虽然只是一个计划草案,但仍然可以依此推论，国民党军对付日军与监视中共的兵力之比，大致为7∶1。是时国民党军共分九个战区。这意味着国民党军至少以一个战区的兵力监视中共。另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是国民党军官兵的素质与作战能力。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国民党军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国民党军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国民党军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国民党军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徐永昌的估计也大致相似：国民党军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

　　何应钦在拟定国民党军减编方案时，其着眼点亦大致以国民党军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不过考虑到抗战后期国民党军编制的缺额，国民党军与日军的战斗力未必有如此悬殊。战时国民党军1个师的编制约1万人，每个师的缺额少则2000名，多则3000名。封裔忠亦认为战时国民党军各师的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一万多人至二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三至四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民党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具体到湖南会战，据徐永昌当时的估计，国民党军参战步兵约为日军之一倍半至二倍。日军炮兵约为国军的三倍，但因道路补给关系，始终未得充分使用。“战术上敌比我极为集中，战斗上我远逊敌”。就官兵素质言，国民党军更远不如日军。史迪威对国民党军各阶层有一概括性的观察：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蒋介石亦有与此大致相似的看法。蒋曾多次公开指责国民党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1944年8月18日，蒋在军委会召开的整军会议上援引苏俄顾问的话说：“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蒋还声称：“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蒋也许有痛责高级将领反省以及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仍可从中看出国民党军军官素质之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