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衡会战兵力对比（下）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7-07-15 11:38:31

　　徐永昌在日记中亦称：“人人言，中国兵好官不好。”可见“官不如兵”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因士兵多为农家子弟，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良好品性。战时来华的外国人士，亦多有类似的观察。如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就曾说过，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的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斗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但不幸的是，战时国民党军士兵因营养不良，体格严重恶化。缺乏食品，而不是武器，是导致战时国民党军战斗力下降的首要原因。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欠发、克扣士兵粮饷，更是国民党军部队的普遍现象。加上军粮、军盐掺杂掺假，士兵食不果。军服不能按季节发下，士兵夏季尚有穿冬季军服者。前方缺乏药品，伤兵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因伤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兵役不良是导致国军士兵素质低劣的又一重要因素。抗战中期，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结果令他触目惊心。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据一般的观察，战时国军士兵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抗战中期，黄仁宇正在国民党军中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士兵“不仅体格羼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国民党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3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民党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国民党军士兵不但技能差，且不沉着，往往过早发射，甚至一发现敌人，即到处放枪，无异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敌炮以良好的射击目标。投掷手榴弹，大多失之过早，常被敌人掷回。由于缺乏沉着应战的工夫，日军在攻击国民党军高地时，常在远处大声呼叫，诱使国民党军过早投弹或射击，以消耗国民党军的弹药。战斗情绪的热烈高涨，以及勇于牺牲，本为国民党军士兵最大的长处。冲锋和白刃战，也是国民党军致胜最有把握的方法。据称在抗战初期，日军最怕国民党军的白刃战。但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军士兵的劈刺技术比不上敌人，有时二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国军士兵营养不良，体力太差，而劈刺技术训练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

　　国民党军战斗力的薄弱,除装备不如日军，亦由于战斗技术教育不足，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目标。长沙会战失败的原因之一，即是各级主官平时忙于应酬和经商，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部队教育无暇顾及，战斗动作生疏;忽略实弹射击演习，以致士兵射击技术普遍不精。军令部次长封裔忠反省国民党军屡战屡败的原因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关于战事，致胜条件太不够，固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所致。”“训练太差，风气太坏”，确是国民党军弊端之要着。蒋介石承认，中原会战时，“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长沙会战时，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

　　有的守备部队,当敌人攻击时，尚在掩护体中赌牌，以致失守。封少君、薛岳在检讨湖南会战时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九十九军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一团，沿途散兵骚扰，迄今尤未解决。又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对少数之敌，亦多长时对峙，虽由火力不足，终嫌攻击精神不旺。”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也谈到：“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地方政府既行迁移，各部队副食补给发生问题，军队为作战及给养关系，往往涉及民众物资，致军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发生缺憾。”各地方团队虽间或协助国民党军作战，但往往有劫取国民党军枪枝情事。相反，日军却能利用中国民众运输粮弹，虽道路破坏,仍可继续攻势，锐意前进。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这一次中原会战和湖南会战，我军最大的耻辱，就是敌人利用便衣队到处扰乱，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之内作战，反而不能用这种战术打击敌人。据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队发生相当效用以外，其他各战区各部队都没有切实组织和运用。可见我们平时对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完全没有认真去作。”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甚多。湖南会战虽只是八年全面抗战中的一个战役个案，却充分展露了国民党军在战略战术、官兵素质、教育训练、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