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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保卫战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评析(二)
来源:China.com   2018-02-06 14:58:44

  三

  衡阳保卫战最后以城陷失败而告终,然而其历史作用却是巨大的。

  第一,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延缓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的步伐进程,加剧了日本内阁的危机,并最终导致了东条内阁的垮台。衡阳一战中,敌人伤亡惨重,其中“以京都、大阪为中心的两个师团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中国军队利用地形,建筑了坚固的工事,比日军战死的人要少得多,大约是日军的1/3左右”,我第10军确已向罪恶的侵略者索取了3倍以上的代价。因此,衡阳之战,“在我虽败犹荣,在敌虽胜不武”。在此之前,日军攻占到星州和马来西亚,伤亡却只有1289人;扫荡印尼全境,一共只用了3个师团另1个旅团,损失了2624人。而在“衡阳攻城战”中,日军竞投入5个师团。1个独立旅团和1个重炮兵部队,旷日持久达47昼夜,而伤亡人数,竟在上述诸役伤亡总数3倍以上,无怪乎日军视此一战役为“苦难的战役”。由于日军在衡阳一战中损失惨重,致使日本方面为了维护其“皇军”在华战无不胜的神话,对战役的真相多有隐瞒,致使日本国内很多人不知道有衡阳这个地方。

  衡阳之战,日军原拟定3日之间结束,而实际却延宕了47天,所以日方也不得不承认此战“严重妨碍了‘打通大陆’的日程”。衡阳战役结束后,敌人整理装备了将近1个月,才重新发动攻势,当时的重庆《扫荡报》在评论中这样写道:“就时间算,衡阳阻敌47天;若就消耗敌实力,挫折敌锐气算,衡阳阻敌何止47天!……若无衡阳之守,也许敌寇更要猖獗。衡阳之战的价值,不仅在于延宕敌寇打通内陆交通线时间,且有助于黔边战局的转捩。”该报评论又写道:“因为衡阳之守,桂林要塞方有建筑余暇。这种要塞虽没有收到效果,但衡阳之固守,使敌入感到中国军队之坚强;又加之桂林之地形,与要塞之坚固,使他们停止于大榕江兴安一带,达40日,以待补充。因为敌人怕兵力火力不够,不能一鼓南下桂林,致挫折其士气,所以须补充完整,方敢前进。假使不是衡阳之手,以挫敌人锐气,敌人不必补充,大胆长驱直入。那么,敌人侵入贵州,当提早三个月,那是敌人更要猖獗。是衡阳之守虽仅47天,而大榕江兴安40天之停留,亦是方军长之余威。在军事上争取3个月时间,是如何的大功勋呢?”

  衡阳一役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加剧了日本内阁的危机。由于衡阳久攻不下,致使日“派遣军甚感不安,大本营之不满逐渐达到极限”。7月16日,日军向衡阳发动第2次总攻再度挫败时。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来到长沙第11军司令部,传达大本营要求尽快攻占衡阳的命令,并力劝横山勇将其主力投入衡阳。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焦头烂额,日本国内对一身兼任首相、陆相和参谋总长的东条英机极为不满,东条深盼陆军在中国战场表现成绩,以维持他的统治地位。如果衡阳之战继续胶着,他的内阁就岌岌可危。此时,由于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失陷。再加之日军攻占衡阳继续受挫,1944年7月18日,东条终于被迫辞职下台。正如时文所称:“衡阳驻军及人民,乃以英勇姿态,展开抗战史中最光荣之一页,相持48日(按实际47日)不徒予后方以从容布置之时间,且使太平洋美国毫不顾虑而取塞班岛。东条内阁穷于应付而急遽崩溃。”

  第二,衡阳保卫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展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捍卫祖国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重庆的《扫荡报》给衡阳守军的致敬书中这样写道:“这40天来,敌寇不断用强大的兵力猛击你们;甚至滥用毒气,做出不齿于人类的野蛮事。而你们装备劣势,给养不足,援军接应困难,负伤缺乏医药,各种条件都不如敌人。你们用血肉抵档敌人的炮火,用血肉保卫祖国的名城,给四万万同胞吐了一口闷气!有了你们这一战,才觉得做中国人是最高贵的。后方的同胞对你们真是说不尽的感激,说不尽的崇敬!”当时的重庆《大公报》也发表社论称道:“衡阳虽以陷落敌手,衡阳守军的战绩尚在!衡阳47天是索得敌军巨大的代价,衡阳47天是在明耻教战。全国人都应惭愧对国家太少贡献;而凡是中华军人必更普遍反省自己的决心与努力是否也如同衡阳守军,我们以为衡阳之战贡献至大,不仅向敌人索取了代价,也给中国军人做了榜样。”《救国日报》社在自己的社论中也这样写道:“抗战8年,战死疆场之英雄烈士,至少数10万人;而保卫国士,致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当为衡阳守军。”

  对守城的国民党第10军顽强作战的精神,连日方也叹为观止,称“敌人之首将方先觉将军为一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10军之4个旅,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之精神,实令人敬仰”,因而,在“苦难的衡阳战役”结束后,日大本营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把衡阳定为抗战纪念城,1947年8月10日,衡阳抗战纪念城在岳屏山顶举行了命名奠基典礼时,蒋介石在所颁“训词”里说:“我第10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48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华固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显著。”国民党著名高级将领白崇禧也在题辞中写道:“民族圣战,喋血湘衡,精忠报国,白刃短兵,四十八日,世界闻名,金城永固,葆以光荣。”国民党元老张群在题辞中写道:“八年抗战,重固金汤,正义克申,上格苍苍。勒此负瑉,永志勿忘,为民族范,为国家光。”

  四

  衡阳保卫战的投降结局是否有损其在历史中的地位,这是一个有必要厘清的问题。诚然,衡阳保卫战最后确以方先觉投降的不光彩结局而宣告结束。对此,我们不能象台湾方面出版的某些著作一样对投降一事避而不谈(如台湾天天书局出版的白天霖先生著的《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就只字不提“投降”一事),我们亦不能同意大陆的某些著作,因“投降”的结局而对衡阳保卫战全盘否定(如《湖南省志》第1卷第2次修订本称:“‘衡阳保卫战’实际不过是蒋介石卖国集团掩饰自己投降活动的一种烟幕。……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在制造了‘衡阳保卫战’的烟幕以后,也认为投降的条件业已成熟,于是便指使方先觉公开投敌。”)平心而论,这些观点都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衡阳保卫战投降的结局是否有损于它的地位,我们只有把这一“投降”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才能明了。

  第一,我们认为衡阳保卫战47天的过程是极其悲壮、惨烈的,衡阳守军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在此前我们已经充分论及。如果因为最后投降的结局而对整个47天的英勇抵抗全部否定,这至少有点不合情理。当时,接受投降的日军第11军使者竹内参谋说:“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情形,不仅此地日军敬佩,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正因为如此,日军本着其武士道精神,对方先觉等高级将领和第10军其他将士采取了适度的“敬意”和“礼遇”。他们“敬意”和“礼遇”的并不是第10军放下武器的投降,而是第10军将士英勇顽强的精神。日本在其它战场也一直有这种做法。

  第二,尽管衡阳保卫战失败,衡阳城最终被日军攻陷,但衡阳守军确已发挥了最大的能耐,尽了最可能尽的力量。方先觉接到蒋介石要他守衡阳的命令时,只讲守10天或2周,而第10军广大将士却苦守了47天。当时的《救国日报》社社论曾经写道:“方先觉军长,率万余疲惫之士,持朽劣之械,以抗志在必进之20万倭寇,其必失败,自属意中。这样毫无成功希望之任务,使贪生畏死者,当之必闻风而逃,不能支持一、二日,见于地形较好、条件较优之长沙、全州、桂林等地弃守之速,可足证明,但方军长毅然对这种艰巨任务,博血肉之长城,与必死之倭寇硬拼到底,卒使敌人想尽方法,施尽卑劣手段,仍不获逞。最后乃请期“天皇”敕谕,激励将士,又猛攻5日,始攻破我防线。方军长因弹尽援绝,防无可防,始被敌人俘虏。这在方军长与其部下,真百分之百尽了职份,不论对于国家,对于长官,对于国民,均无愧色。”由此可见,衡阳守军尽了自己的全力抵抗,而不是那种“遇击即溃”、“遇击即降”的贪生怕死之辈。

  第三,衡阳城陷的责任不在于方先觉及其第10军将士,而在于外围的援军。5月29日,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驻守衡阳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命令他在衡阳固守10天到2周时间,吸引消耗日军兵力后,配合外围援军内外夹击,将日军主力消灭在衡阳附近。然而,在城内坚守了40余天的第10军官兵,却一直没有看到援军的踪影。对于近乎“伤亡殆尽”、“弹尽粮绝”的第10军,他们是多么希望援军的到来。据第9战区派出第10军的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蔡汝霖在他的回忆录《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中说:“在衡阳保卫战47天的最后两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外围的援军。”我们每夜均在中央银行防空洞上面听我援军的抢声。……援军的枪声好象故意和人开玩笑,忽近忽远,听得近了,大家都兴奋欲狂,一切似乎都很光明,枪声带给我们无限的快慰。但枪声远了,大家不觉又皱起眉头,内心里也不知是怨是恨,抑是希望,乃是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滋味。”援军总不见来,绝望之余的方先觉,给蒋介石、薛岳等分别发出告急电:“衡阳危在旦夕,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救兵如救火,无论如何请派一团兵力,冲进城来,我们自有办法。”然而,始终没有一个援军到达。所以,当方先觉最后选择了投降道路,对他的部下是这样说的:“好,就是这样干吧!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国家不要我们。”

  其实,有些援军也已到达衡阳外围,但不愿意往死里打,打进城内,就等于跳进了火炕。战后日军战史也不失公正地写道:“敌人之援军(3个师)已于其间到达衡阳附近,但经我第40师团迎击后,已弃衡阳而掉头南下。”相反,由于援军不达,“更招致敌人对衡阳之全面日夜猛攻,其攻势之凶猛,如洪水之决堤。我守军堵得东来西又溃,最后竟至无人可堵,无弹可投;衡阳乃不得不陷。”长衡会战,敌我总兵力最多是一对一;而衡阳保卫战敌我兵力却是五对一。

  第四,我们认为方先觉投降,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投降,而是一种委曲求全的策略。当时除了投降之外,其实方先觉还有一种道路可以选择,这就是突围。方先觉于8月5日下午3点召开了有4个师长、参谋长、战区督战官等人参战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会上,第3师师长周庆祥主张突围,认为现在还来得及,再过几天就不行了,方先觉认为没有突围命令,跑了不好办。方先觉对他的几位师长说:“突围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要是我们走了,剩下这么多伤兵怎么办呢?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的哪个再愿意做你们的部下?”他表示:“决不突围,一定死守”,“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起,如要自杀,我先动手”。首先说出对日军投降的,是第3师师长周庆祥。他的突围主张被方先觉否定后,于8月7日下午3点命令其第9团在天马山阵地上挂起了白旗。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方先觉自知已陷入绝境,对其部下的“求生”行为,没有进行阻止,而且他也想通过天马山方向的白旗了解日军对待俘虏的态度。当时,除天马山方面外,其余的部队都还在继续猛烈抵抗。面对战与降两条出路,方先觉作为一军之长,必须作出抉择。最后,他选择了投降的道路。日军指挥官对投降表示欢迎,关于方先觉方面所提“不杀俘虏”、“保留建制”等要求表示接受。方先觉最后是投降了,但第10军留下来的官兵和伤员的生命有了相对的安全保障,这可能正是方先觉投降的主要目的之一。因而,我们说方先觉的投降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投降,而是一种委曲求全的策略,是为广大将士、尤其是伤员的生命着想。何况他们是在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弹尽粮绝之后投降的。这是历史的事实。

  我们再从投降的结局来看,对方先觉的投降,我们更应该理解为一种策略,而并非一种信念上的投降。方先觉投降后,日军想利用他来做汪、蒋合作的宣传工具。当时,汪伪政权的日本顾问吉丸,特代表日方中国派遣军司令烟俊六,自南京来衡阳,向方军长游说,邀方军长以被难官兵为基干,成立所谓“先和军”(取方先觉的“先”与伪和平军的“和”字),以实现“大东亚和平”。方军长蒙被而眠,借病婉辞。吉丸并劝方军长移驾南京或汉口治病,病愈再谈,方军长厉声抗曰:“我奉命守衡阳,城破未死,愧于国家,但愿病死衡阳,以赎罪愆,如强我离去,宁可就戮!”吉丸怅然而去。尽管后来日军将第10军改编为“先和军”,并以方先觉为军长,但方先觉和它的第10军并没有为日军卖命,充当日军侵略者中国的工具,因而“先和军”实际上是名存实亡,徒有虚名。

  后来方先觉等第10军高级将领先后逃离衡阳,回到重庆。这也说明方先觉并没有屈服于敌人,并没有在信念上真正地投降了日本。后来日军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他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这样写道:“因此次衡阳之攻略,使我感知中国军战意之旺盛。尤以前已经投降之各高级人员,在经过巧妙伪装其态度后,终于突然逃脱,返回中国方面。”方先觉回到重庆后,重庆的各大报纸先后以《向方先觉军长欢呼!》、《欢迎衡阳守将归来》、《方先觉不愧张睢阳》等为题发表社论,对方先觉及其第10军的抗战精神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蒋介石也亲自接见了方先觉,并向方先觉和几位师长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和数量可观的慰劳金。对此,大陆有史书认为:“蒋介石对方先觉等投敌分子是采取庇护态度的”。其实,在8年抗战中,因抵抗日本不力而被蒋介石抢毙的不在少数,说蒋介石赏罚不明有失公允。作为降将的方先觉,不仅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法办,反而获得了蒋的嘉奖,这正说明蒋介石“庇护”的不是方先觉的“投降”,而是方先觉率领第10军进行47天保卫战的英勇壮举。无疑,方先觉功大于过。

  当然,我们不否认衡阳保卫战投降的结局是不光彩的,并且给辉煌的衡阳47天保卫战抹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在当时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我们又不能苛求衡阳保卫战有着一种更好的结局。

  我们的结论是,衡阳保卫战是国民党将士为了捍卫民族独立和自由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的一场殊死的血战,它与盟军在欧洲大陆及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遥相呼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书写了光辉而又感人的一页。挖掘和整理衡阳保卫战这一段历史,可以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广大国民党将士英勇抗日这一血写的事实是任何人都抹杀不掉的,也是任何墨写的谎言都掩盖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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