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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衡会战:名将薛岳的麦城
来源:台海网,作者:林静娴   2018-05-16 18:04:24

  1944年6月14日,湖南大地赤日炎炎,闷热潮湿,一支小队伍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身后是隆隆炮声。在这支队伍中走着一位身材不高、领章上有三颗星的军人,他就是薛岳,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

  当日军的前锋渡过新墙河时,这位指挥过万家岭战役和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抗日名将终于坐不住了,在夫人的一再催促下,率领着九战区长官部离开了曾经战斗过5年的长沙。

  在这里,薛岳曾一次次击退日军的进攻,创造了一个个抗战中的胜利神话,他也一跃成为抗战中国共双方都少有的抗日名将。但这一次,薛岳无法再坚持下去,只能选择撤离。敌前撤离,对于薛岳这样的高级将领来说虽然是必要的,但他仍心有不甘,背后的炮声隐隐约约,将这位抗日名将送往南方。

  薛岳的新指挥部设在朱亭,这是粤汉线上的一个小镇,在这里,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坏消息,6月18日,一直屹立不倒的抗日雄郡长沙陷落了,他的嫡系部队第四军烟消云散。此时,规模浩大的长衡会战、日军所称的“一号作战”湖南会战才发起了二十余日。

  长沙陷落,成为了薛岳抗战军事生涯的转折点。在这场战役中,他的戏份逐渐从主角变成了配角。随后,他的指挥部再次从朱亭撤往耒阳,继而迁往郴州,越走越南,越行越远。

  1944年春天,反法西斯同盟四处奏凯,在欧洲,英美联军摩拳擦掌准备登陆欧洲大陆;在太平洋,美国强大的舰队摩拳擦掌准备进攻马里亚纳;在东南亚,中英联军摩拳擦掌准备反攻缅甸。但在中国战场,却是法西斯一边的日本支那派遣军摩拳擦掌准备打通大陆交通线。

  由于海战的节节失利,美军潜艇已经摸到南海对日军交通线构成了极大威胁,从江南多个机场起飞的轰炸机则严重威胁着日本九州与台湾。

  一个宏大叙事的作战计划在日军大本营形成,动员超过50万在华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也就是打通从韩国的釜山开始,到东北,然后从北宁线、京汉线、粤汉线、桂柳线直到连接印度支那(越南)的铁路线,使日军的物资人员转运,可以通过铁路直通东南亚;另一方面扫荡江南空军基地,拉长美军轰炸机的航程。这个计划被命名为“一号作战”。

  4月份,驻华中的第11军制定了进攻湖南和广西的作战计划,将以8个师团分为两线兵团,从崇阳、岳阳、华容、监利、蒲圻等地向南进攻,先下长沙、衡阳,再向桂林、柳州方向追击。

  11军共出动100个步兵大队,加上由华北方面军、关东军及国内抽调来支援的30个大队,以及配属的炮兵、工兵、辎重兵、铁道兵,总兵力达到36万人。这是比以往多次长沙会战都要大得多的战略动员,湘楚大地山雨欲来。

  此时的薛岳面对如此大规模的集结,却罕见地失去了过往的战场敏锐度,他说不相信。

  早在3月21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就综合各方情报,判断出日军有很大可能发动粤汉线作战。

  4月6日,军令部收到来自上海的敌情报告,日军拟打通所谓“大东亚铁路线”。与此同时,第九战区前线部队不断传来鄂南日军积极征集民夫、运屯粮弹的消息,日军南犯企图已明。

  5月6日,蒋介石致电薛岳,提醒他注意修筑工事,防范可能到来的进攻。

  5月7日,军令部获悉,此次日军南犯部队,前后共准备10个师团。

  到了5月14日,蒋介石再次致电薛岳,明确指示:“务希积极准备。”

  面对雪片一般的情报与上峰的指示,薛岳却似无动于衷一般,执拗地认为:“现在是雨季,湖南地利不势于敌机械化部队作战,其次是日军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兵力分散,海空军力量薄弱,无力南侵。”

  与薛岳不和的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屡次提醒,也没得到他的正面回应,于是赵子立只能走非正常途径,通过副司令长官王瓒绪和军统长沙站负责人金远询向重庆汇报。

  直到5月下旬,薛岳仍没有命令全军作迎击准备,以至会战开始以后,第九战区颇有点手忙脚乱。再加上此时的国军武器、人员补给均有困难,冬天时在常德损耗的兵力都未得到补充,为了充实部队,薛岳命令各军抽出一个师的兵员,补充到另外两个师之中,该师为后调师到后方补充兵员。比如守衡阳的第10军,到开战时,其190师刚刚完成后调拆分,还未开拔。由此可见第九战区根本没有准备好。

  战争是不会等人的,当薛岳还不认为日军的大规模行动即将到来的时候,5月27日,日军一线5个师团4个支队在东起崇阳、西到洞庭湖的广大战线上发起了进攻。薛岳方才恍然大悟。

  连续几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让薛岳的信心达到了顶峰,他认为“放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天炉战法,足以应付这样的局面。但此一时彼一时,他已经无法再如过去那样游刃有余地全权指挥。这次,一位大神站到了他身后。

  5月下旬,重庆把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派到了桂林行营,统一指导第四、六、七、九战区作战事宜。对于心高气傲的薛岳来说,这不啻于在他头上又加了一个钦差大臣。双方首先就在作战计划上发生了龃龉。

  为应付即将到来的大战,国军一方有3个作战计划,第一个计划是薛岳自己的,不过是过去几次战役的翻版,把决战位置放在长沙。

  第二个是重庆军委会制定的,鉴于对日军动员兵力太大,就把战线拉长,把主战场摆在衡阳,利用新墙河到衡阳500余里的距离,逐次抵抗,然后以坚强兵力坚守衡阳,集中三、四、六、七、九战区以及军委会直辖兵力,再进行一场“天炉决战”。

  第三个计划是白崇禧提出来的,他认为日军兵力过分大了,即使在衡阳,也搞不定,要把战线拉得更长,放在广西境内的黄沙河,就如橡皮带子,拉得越长就越紧,超过极限就断了,那么放在广西境内显然是相对最有利于守方的。

  但薛岳对白崇禧的计划最为反对,他认为白崇禧把主战场放在广西,是因为他自己是广西人,想把兵力集中去保卫广西,同时也觉得如果战场放到了广西,他这个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将失去权柄。薛岳甚至在电话里与白崇禧发生了争执,扔下电话后大骂:“丢他妈!我就不去给广西看大门,不在湖南打,把部队都拉到广西——他家里去,可恶!”

  薛岳发起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时的牛脾气,对军委会与白崇禧的意见一直硬顶,坚持己见。鉴于第九战区还是主战场,薛岳的意见占了上风,军委会最终只有同意仍然在长沙决战。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第二、三次长沙会战,日军兵力不过30-40个大队,而这次日军兵力超过100个大队,兵分三路,中路主攻的有四五个师团,两翼还有四五个师团护卫扫荡,长沙版的“天炉战法”显然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消耗日军进攻势头的。但当时薛岳对敌情判断不明,加上某些看不见的私心,大的战役策略就这么定了。

  整个战役从一开始的敌情判断以至计划制定都是矛盾重重,薛岳获得的支持十分有限,首先军委会把九战区的主力第10军钉在了衡阳,非重庆命令不能动。薛岳没办法,只能将九战区直辖的第4军放在了长沙。

  结果战役开始20天,日军便兵临长沙城下,还有专门训练过攻城巷战的58师团主攻,如此快速的进逼,外围作战的不力,加上第4军本身士气低迷,指挥不力,导致仅仅四五天时间,长沙便陷落。原来被寄予厚望的第4军一触即溃,只有区区六千人逃出生天。薛岳的作战计划等于已经破产了。

  长沙陷落,可以视作雄霸湖南5年之久的薛岳的转折点,他已经无法再重现昔日之威。甚至他的嫡系第4军军长张德能都对他心怀怨愤:“长官部一跑几百里,各友军又情况不明,叫我们等着挨打,这就账面上是大会战了吗?”

  与此同时,薛岳正准备撤往耒阳。而随后展开的衡阳保卫战的主要命令已经不由他发出。第九战区实际上分割成两个战区,以湘江为界,湘江以西包括衡阳由军委会直接统率指挥,薛岳只能指挥得动湘江以东的部队,职权被削弱了一半。

  长衡会战正朝着重庆版的作战计划倾斜,接下来,是第10军在衡阳固守47天,中日双方在此地进行决战。围绕着这个战场,湘江西岸的62军、79军、74军、73军、100军等部队进行了艰苦的解围战。

  而在衡阳保卫战中,薛岳能起到的作用甚至是负面的。在战役打响之初,他在没有知会第10军军长方先觉的情况下,直接电话指示暂54师师长饶少伟,相机将驻守衡阳机场的暂54师一个团撤往耒阳。暂54师本是九战区直辖部队,也是薛岳嫡系,他这个做法显然是想保存实力。因为阴差阳错,这个团只有两个营撤走,而师长饶少伟率领一个营留了下来。衡阳一战还没开打就釜底抽薪,致使衡阳守军对此十分不满。

  随着战事在衡阳附近展开,等于重庆军委会在衡阳决战的计划成为现实,于是军委会一再超越九战区长官部,直接指挥衡阳战事,这又引发了薛岳极大的不满。但引起薛岳与重庆关系恶化的直接导火索是九战区长官部去留的问题。

  7月16日,让薛岳很不爽的“钦差大臣”白崇禧抵达祁阳黎家坪,视察前线。薛岳于第二天到达,面见白崇禧。

  白崇禧此行的目的是向薛岳转达军委会的意见,劝薛岳将第九战区主力集结于湘桂线两侧,将长官部移驻粤汉线以西的邵阳洞口。

  但薛岳未予同意,并提出了两条理由:转移到湘西,日军将打通粤汉线;其二长官部西移,不利于路东的抗战。对于薛岳的抗命,白崇禧毫无办法,重庆军委会也无可奈何。

  薛岳对军委会的一再干涉继续用脚表明态度,再度将长官部撤往郴州,按照他的话说,这样的举动相当于跑到一个蒋介石找不到的地方。

  这种局面之下,长衡会战的指挥已经失去了统一的可能,甚至薛岳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重庆方面的高度不满。

  就在薛岳抗命留驻湘南之际,重庆方面对他的不满达到顶峰。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薛伯陵不欲至铁道以西,其心叵测,盖一旦有事,渠颇有划疆自保之意。”

  刘斐则说:“薛岳以三次大捷功高震主,不服从统帅部命令,背离独立,想做西南王之迷梦。”

  第九战区曾经的参谋长赵子立也认为:薛岳此举,“要闪开敌人的箭头,躲在粤汉路以东。”李宗仁也误以为他因蒋介石瞎指挥而负气躲避。

  其实,薛岳与重庆的龃龉,实乃冰冻三尺。过去几次长沙会战,重庆方面对于薛岳的战绩就颇多微词。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在日记中记下:“自抗战以来,各高级长官所极力宣传之台儿庄胜利、湘北几次大捷等等,无一不夸张,中央明知之,然不便予以揭穿,只好因时乘势,推波助澜,借以振励士气,安慰人民,用心亦大苦矣。”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薛岳也有相似的态度,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在战局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薛岳即发动宣传机器“预祝胜利”。徐让人转告薛岳:“等击退敌再宣传,何争此一时。”徐永昌日记里说:“(第九)战区方面竟径向几家报纸发表无理宣传,(未经新闻检查,)谓毙敌三万几千,伤敌六、七万,俘敌八千几,致使招待记者席上某某外国记者询问本会发言人,对湘北敌已无所用其追击等等讥讽,顷,敌人亦名我纸上战斗胜利。”

  对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敌我伤亡人数,徐永昌也一直有疑问,“薛伯陵对外记者及武官(日前由渝招待前往者)谈话,发表湘北之役,敌遗尸四万一千余具云云,使本部战讯发布组大为作难。”

  等到军令部次长林蔚向徐永昌转述从蒋介石那里听到的湘北真实情形: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枪许有几枝,余可想矣。徐永昌获知这一情形,大为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

  到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时,薛岳依然报告杀敌颇多,而何成濬日记记载:“(军事委员会)会报时,主席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倭寇死伤五万余,在场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

  对于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真实的伤亡数字又是多少呢?根据日军报告,第二次长沙会战日方阵亡1670人,战伤5184人,另有14人失踪。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报告称阵亡1720人,战伤4795人。即使加上数千战病人数,每次作战薛岳对歼敌人数的报告仍然夸张了四五倍。

  而这几次成为薛岳生涯中亮点的胜利,也遭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质疑:“三次所谓长沙大捷(1939年秋,1941年、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

  由此可见,薛岳的长沙大捷的战绩的确存在虚报,重庆方面对此颇多微词,只是碍于抗战军心,只能捏着鼻子认账而已。这也造成了一旦长衡会战失利,便墙倒众人推,薛岳的抗日战神地位几乎在一瞬间化为乌有。

  长衡会战的一再败退,以及各方对薛岳的怀疑和指责,已经让他指挥不动第九战区部队,各部队长出现了不接薛岳电话的情况。

  9月,随着衡阳陷落,日军兵锋已经指向广西,军委会抽调20、44、26、37军加入湘桂线作战。薛岳则顶着干,只许37军、20军西移。王泽浚的父亲、重庆卫戍司令王缵绪电告王泽浚:“该军长不顾一切,率部随同杨森部西移,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切勿迟疑。”但是,薛岳通过派驻44军的督战官顾家齐暗中威胁王泽浚:一旦王泽浚胆敢率部西移,他将派队拦截,予以制裁。王泽浚胆小,不敢违背命令,留了下来。但20军和26军不管这么多,不接薛岳命令,队伍向广西转进。

  薛岳则认为长衡会战的失利是由于多头指挥造成的恶果,前线部队面临令出多门、无所适从的窘况。对此,直到战后他依然耿耿于怀。

  随后,薛岳的第九战区长官部再度迁移到桂东,一座湘赣边境的小县城,此时抗战名将手下只剩下6个军、5个师,而且这只是账面数目,实际上迭经苦战的部队比长衡会战期间减少了一半以上。

  此时,轰轰烈烈的桂柳会战已经展开,薛岳率领着九战区残部,只能琢磨着如何开展游击战。在他叱咤风云了5年的三湘大地,薛岳彻底成为边缘化的人物,那抗日名将的声威就如他的长官部一般,越走越远,直至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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