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版 / 繁體版 正在载入当前时间...
首页 > 战线战役 > 正面战场 > 长衡会战 > 内容正文

长衡之战后,蒋介石“敲几如山响,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来源:史海拾记   2018-05-18 17:38:57

  1944年5月26、27日,日军第十一军各部队兵分三路向鄂南、湘北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势,揭开湖南会战之序幕。会战伊始,重庆军事委员会内部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存有分歧,主要有两派主张:一派认为粤汉路势必失守,不如主动放弃,退守湘桂路,在湘桂边区或广西桂林与日军展开决战;另一派则主张在粤汉路沿线及两翼组织抵抗,以狙击日军的野心和消耗其有生力量。

  日军欲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有三个要地必须攻克,即长沙、衡阳、桂林。按当时中国战区的划分,鄂南、湖南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是薛岳;广西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是张发奎;广东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是余汉谋;鄂西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是孙连仲。这四个战区中,第九和第四战区是此次湘桂战役的正面战场;第七及第六战区处于战场边缘。日军预定的作战路线是穿过第九战区的西侧,然后冲向第四战区的中枢,以第九、第四战区国民党军为主敌。

  日军在制订作战计划时考虑到:“攻克长沙是这次作战的关键,自应全力以赴。但我方此次的兵力比前几次作战都大得多,长沙一举可破。因此,战局的关键乃在于衡阳长沙之间敌军进行侧攻时的决战,估计攻下长沙后不致立即出现侧攻,而在进攻衡阳时,当前重庆军将会全力展开。”日军预测,衡阳地区位于国民党军第九、第六、第四、第七4个战区之间,主要决战肯定将在其周围进行。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部署的战区防卫战略是:在湘江东、西两岸,步步阻击,消耗敌军,而将主力部署于两翼,诱敌深入后,在长沙附近围歼日军。但薛岳的这一战略部署是沿袭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法,日军早有防备。昨天的笔记聊过薛岳将军的天炉战法,也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的原因。

  日军一反过去惯用的孤军深入的战法,以战斗力最强的骨干兵团部署于两翼,致使薛岳的外侧作战难以成功。另一方面,日军使用优势的第二线兵团保持纵深阵势,对战略要点实施重点突破。国民党军总体参战兵力虽超过日军,但在要点的防守攻略上,兵力反居劣势。薛岳的外侧作战既不利,沿湘江两岸南下的日军很快进逼长沙。日军以两个师团约3万余人围攻长沙,而薛岳仅以1个军(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守备,战斗兵员不过1万余人,守备的兵力与阵地绝不相称。

  日军进攻长沙的计划是:“为了攻取长沙,必须攻占其西方的岳麓山。为此,派遣有力兵团在湘江左岸进攻该山,与直接担任进攻长沙的兵团相互策应。”而薛岳在防守长沙的兵力布置上,令张德能以第四军的2个师守长沙城,以1个师守岳麓山。岳麓山位于湘江西侧,与长沙城隔江相对。在地理位置上,岳麓山居高临下,俯瞰长沙城,为长沙整个阵地之锁钥,欲守长沙必先守岳麓,岳麓一旦失守,长沙决守不住。守备岳麓山的第九师除缺员外,战斗兵不过3千人,而防区竟达50里之广(岳麓山周围设防),实属防广兵单。迄岳麓形势危急,张德能临时转用兵力,从长沙城抽调兵力增援岳麓山,由于在战斗激烈之时仓促调动,渡江船只准备不足,反而自乱阵脚,动摇军心,导致长沙迅即失守。长沙决战计划落空。湖南会战自1944年5月26日开始,至6月18日长沙失守,第一阶段湘北的战役告一段落。衡阳作战再说重庆军令部直至长沙失守一周前,才拟出作战指导计划,并经蒋介石批准。在这个作战指导计划中,军令部拟定的作战方针是:以巩固重庆、昆明,确保抗战基地及国际交通为目的,进行战略持久战,控制有力兵团于六盘山、秦岭、巴山、鄂西、湘西、桂东、滇南各要隘,严防“敌奸”之侵入,见机再转攻势。

  从这一作战方针看,军令部主要担心日军西进,威胁重庆陪都和西南国际交通。

  日军总结第一阶段的战果称:“自开始作战以来,第11军虽力图歼灭第九战区军的主力,但敌军大部回避与我决战,尤其是敌军退避到了东面山岳地带,如不将其歼灭,对第二期作战向桂林、柳州方面进攻,则很难保证不留有后患。”为此,日军的战略构想是:为了下一阶段攻取桂林、柳州,要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尽量歼灭中国军队,为此,设法引诱中国军队采取攻势。衡阳地处粤汉与湘桂铁路交汇处,是进入桂、黔、川、滇四省的门户;湘江纵贯长沙与衡阳之间,是南北交通之要道。

  日军估计进攻衡阳时,中国军队将会全力展开攻击。为此,日军计划在攻取衡阳的同时,以主力搜索围歼对日军侧攻和前来增援的国军,重点击溃湘东山区的中国第九战区主力。

  国民党军在第二阶段的战略是:中间防堵,两翼夹击,置主力于湘江之东西两翼,实施正面阻止,侧背猛攻,战略上与前一阶段没有大异。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只以1个军用于衡阳防守,而东西两翼则先后投入了约13个军以上的兵力。

  6月20日,蒋介石电令各兵团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从东西两翼夹击日军。具体的战略部署是:中央以一部于渌口、衡山地区持久抵抗,东翼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西翼主力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但日军迅速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6月23日即兵临衡阳附近。日军在兵力布置上,以2个师团进攻衡阳,以3个师团进攻湘东地区,以1个师团进攻湘江以西。6月25日,重庆军委会电令方先觉的第十军死守衡阳。

  6月26日,第九战区拟具于衡阳与日军决战计划,并向衡阳周围调集兵力。同日,蒋介石指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前往桂林,协调指挥衡阳一带战事。7月1日,蒋介石主持军事会报,获悉广东之敌已向清远与从化方向分路进犯。蒋认为日军“打通粤汉路之计,已不可遏阻矣!今日惟一要图,为如何能固守衡阳,增强湘桂路兵力,以确保桂林空军基地,如能粉碎其犯湘桂路之企图,则此次作战当不失为成功也”。

  这个时期,蒋介石一再电令各兵团依照“正面阻止,侧背猛攻”的战略攻击进犯之日军。第二阶段军委会下达的一系列指令均是按照这一战略执行,要求前方各军向当面之敌发起猛攻,或向敌人侧背发起猛攻,试图打破日军的战略企图。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节节挫败以后,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军队群加指责。作为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对来自英美盟国的讥评尤其感受到莫大的压力。

  7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谓豫湘战事颇减低中国信誉,拟令史迪威直接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包括中共军队)作战。蒋介石对此深感耻辱和刺激。7月21日,蒋对出席整军会议的军委会各部会主官痛心疾首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当作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据封裔忠记述,蒋介石当时“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其心情之愤激可见。

  12日,蒋介石再次训令各军“以攻为守,并袭扰敌后方”。湖南会战的结束时间,历来以衡阳沦陷为标志。实际上,在衡阳失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仍命令国民党军继续在衡阳周边地区攻击敌人。直至8月下旬,蒋介石才放弃反攻衡阳的企图,调整部署,开始转向沿湘桂路两侧组织防御。蒋介石判断“敌主力向衡阳西郊集中,似有沿湘桂路西犯之企图”;蒋介石确悉日军更有深入广西之企图,命令第九战区抽调主力准备参加湘桂沿线作战。日军攻占零陵,整个湖南会战基本结束。

  此次军事败挫,暴露了国民党军队的诸多弊端。它与同时俱来的经济萧条与政治危机一起,使抗战胜利前夕的国民党政权遭到一场灾难性的打击。蒋介石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自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我今年五十八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Copyright ©2014-2020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电话:0731-85531328 QQ:2652168198

湘ICP备1802203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