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评价“衡阳保卫战”
来源：衡阳图书馆，作者：丁民    2018-05-18 19:19:10

　　一、如何正确评价第10军军长方先觉

　　谈到“抗日衡阳保卫战”这段历史，就不能不说第10军军长方先觉，这也是引起众多争议的关键问题：

　　方先觉，字“子珊”，原籍江苏萧县人，出生于1904年，黄埔3期毕业。他身材高大魁梧，骁勇善战。“芦沟桥事变”发生时，担任副团长，曾参加古北口战役负伤。伤愈后，升任团长。1937年11月第10军成立，33岁的方先觉升任为预备第10师师长，随即参加台儿庄战役。率部转战于皖南、浙西、浙东诸战场。1941年未至1942年初，日本第11军3次进犯长沙，第10军奉命固守长沙。方先觉率部在长沙外围的黄土岭、妙高峰，与日军激战两昼夜，击退日军精锐强敌，歼敌300余人。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获二等“宝鼎勋章”，晋升为第10军军长。第3次长沙战役后，第10军付出伤亡过半的惨痛代价，转移至衡山，实施为期10个月的整训。1943年，方先觉率第10军增援解救常德之围，获“云麾勋章”，第10军被誉为“泰山”部队。常德会战后，又返回衡山，进行不足4个月的“整补”后，便受命保卫衡阳。

　　从1944年6月23日至8月8日，在这惨烈的47昼夜里，方先觉率领的第10军全体官兵的英勇抗击入侵日军的事迹和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贡献，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众多史料中也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此，笔者不再进行详述，着重对方先觉是否“投降”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被俘”和“投降”的定义：

　　“被俘”就是成为俘虏。《辞海》解释为：“战争时擒获敌人，或为敌人所获。”

　　“投降”：“指背弃民族或阶级利益，对敌人屈服的思想和行为。表现为卖国求荣，迎合外国侵略者的利益和需要。”

　　由此，可以看出，“被俘”与“投降”这两个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战场上，由于无法抗拒的外力因素，导致“被俘”，属于“正常”现象。因为，每场战争都会有“被俘”现象出现，这是人们可以理解的，也是能够被接受的，仍然是可以称为“英雄”;正是如此，南宋文天祥(1236～1283)“被俘”了，现在仍称“民族英雄”。而“投降”则不同，他是指被敌人俘虏后，对敌人屈服、背弃民族或阶级利益，成为敌人的帮凶，那他只能是民族败类;明末、清初时的洪承畴(1593～1665)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

　　(二)、方先觉是否“投降”?

　　日本战地记者小田岛在1944年8月13日《朝日新闻》撰稿说：“该军长等旋随部队前往投降谈判场所涂仁中学，我部队长偕幕僚长以下诸人，于8日午前10时45分在学校防空壕内开始谈判。壕内置有一张木桌，部队长坐在正面，方军长坐在他的对面，该军长两侧为第10军参谋长孙鸣玉以下……。部队长突破紧张的空气，以严重的口气凛然地说：‘本官以日本军最高指挥官的资格向贵官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拒绝了敌军所提出的七项投降条件，提出我方面的无条件的投降要求书，并且很严厉的说：‘请及时答复’，部队长的视线集中于军长的脸上。方军长听了翻译的话以后.低声确定的答道：‘服从这个要求’。部队长说：‘至于解除武装的事回头听日军指示’。这样衡阳守军全面的向我军无条件投降了，时已12时，在投降书上签了名的军长的脸上表现了动摇不定的恐惧，最后我某参谋长向方军长要求道：‘请命令衡阳重庆军即时停止战斗行为’。方军长当即请参谋长命令全军停止战斗。方军长会同我部队长又把服从全面投降的事告知各师长，各师长也都无异议的同意了。部队长最后声明，各师长的身份，皇军负保障之责。这感动了投降我军的敌将们，会见终了后走出来的方军长及各师长的脸上浮现了一些安静的情态。”

　　当时武汉政府的报纸首先刊载说：“方先觉的军队接受了日本的改编，名为‘先和军’，方先觉任军长，兼省主席。”

　　大多数说方先觉“投降”的文章，都是根据上述报道和敌占区的报纸记载作为自己文章的依据。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有些欠妥!每场战争期间，敌我双方为了战略上的需要，都会利用媒体进行有利自己一方的宣传和报道，在这些宣传、报道里面，往往渗杂有许多是虚假、夸大、缩小的成份，与事实真相必定会有很大的偏差，这是一般的常识性的问题。因此，不加分析地拿这些报道作为史料依据，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学术行为。敌我双方的宣传报道只能作“参考”，不能作“依据”。更不能将“被俘”与“投降”之间的概念，不加甄别地混为一谈。对于任何历史事件，都应该结合多种史料反复核实，严格、科学、公正地进行论证后，充分挤出其间不真实的成份，才能给予适当的结论。

　　方先觉是否“投降”，我们可以从下面亲历者的回忆，帮助找出准确的答案：

　　(1)据白天霖编撰《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一书记载：“战后的最一天，方先觉军长等拍呈蒋委员长电，由孙参谋拟电稿，电文如下：‘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 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衡阳陷落之日(8月8日)，由于我官兵义愤填膺，各自为战，满城尽是枪声，处处狙击敌人，以致引起敌军愤怒，肆意开屠杀。而手榴弹爆炸之声，此起彼落，遂成为我官兵集体殉国与敌偕亡之体炮矣!此时仍有7000余伤患员官兵，于颓壁中痛苦呻吟，或举枪自杀，或跳井投江，或悬梁而亡;重伤不能行动者，争求轻伤者或持械官兵补他一枪，以了残生，其惨状非笔墨所能形容!”

　　(2)蔡汝霖著《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方先觉于8月5日下午3点召开了有四个师长、军参谋长、战区督战官等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会上，第3师师长周庆祥主张突围，认为现在还来得及，再过几天就不行了。方先觉认为没有突围命令，跑了不好办。有人拿出一本《常德会战检讨会议录》，将蒋介石训斥余程万：‘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能忍心将你负伤的官兵舍弃私自逃出。’的一段话念给方先觉听，方先觉听完这段话后对几位师长说：‘突围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但是我们走了，剩下这样多伤兵怎么办?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那个再愿意做你们的部下?’经过一番议论后，参加会议的人都哭了起来，都感到死到临头了。方先觉说：‘决不突围，一定死守，你们每个师长只准留卫士4人，其余一概上前方作战，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说就算违抗命令，按私说你们对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他最后威严地说：‘要知道我自杀了，你们纵然逃脱，委座亦不能饶恕你们，你们自己也不能为人。’……8月7日，日军由演武坪向军部逼进时，预10师第28团团长曾京带了十几个人来抢救方先觉，想保方先觉突围。方说：‘你不要管我，你要守住你的阵地，赶快回去’。入夜，方先觉对他的幕僚和卫兵说：‘你们已陪我尽到了最大责任，你们各自想办法寻生路去吧，我就死在这里’。说完要夺卫兵的枪自杀。以后方几次想自杀都被阻止了。”

　　(3)何种圃著《方先觉与衡阳保卫战》一文说：“8月8日凌晨，大批敌骑摇旗呐喊向军部扑来，伤残官兵无力还击，大势已去。方先觉掏出手枪自杀，两个卫士横腰抱住，子弹虚射，自杀未果。此时，张副官竖起白旗，以致官兵被俘。”

　　(4)李若栋(原国民党第10军预10师第28团第3营营长)说：“8月7日夜，午夜时，日军距地下室室仅数十米，军长方先觉最后给蒋介石的电报是“来生再见”，并举枪自杀，在旁的副官处处长张广宽夺其手枪。紧接着举起白手帕向日军摇摆，双方枪战停止，日军便闯入地下室把军长方先觉和3位师长带走了。”

　　(5)1976年，方先觉在台湾对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说：“翌(8 日)晨，有自称为日军第11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我告诉他，我们绝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①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②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特地表示歉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纪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

　　上述战争亲历者对方先觉“被俘”前的情景，描述得非常清楚、详细。给阅读者呈现出，那战争最后阶段时的惨烈、悲壮场面。这些资料的作者，都是事件的亲历者，都是他们若干年后的回忆(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可以说是脱离了当时 “利害”关系的冲突，并与有关档案记载相符(还有许多亲历者回忆文章的内容都与此大同小异)，应该是非常接近“史实真相”。由此，可以判断出这样的结论：方先觉应该属于“被俘”，而非“投降”。理由如下：

　　(1)方先觉能够为第10军的7000名伤员，而主动放弃“突围”逃生的机会，选择了“与大家同生死”。这样的将军，在抗日战争期间，那些众多高级将军们中能有几个?我想：如果在后来的战斗中，那些将军都像方先觉一样，日军就不可能打能“打通大陆交通线”，战果也还会是那样惨!今天，我们舍身处地去想一想：

　　当时，衡阳外围援军共有8个军(20、62、73、74、79、93、100)，总人数是进攻衡阳日军的3倍，且握有全新美式机械化装备，可见其实力雄厚。他们到达雨母山、鸡窝山、樟树坳等地后(离衡阳城10华里以内)，便停止不前，却说“激战一番，日军兵力强大”而撤走。事实是：“只有雨母山方向……重庆军企图冲破阵地，联队引诱坦克靠近350米直距射程内，立即调动速射炮击毁其两辆，第三辆见此情况，慌忙在公路上调头逃去，激战便告结束。”-(日军档案记载)

　　“20日午后，遥闻西南郊外隐约的枪炮声，经与62军电台取得联络，约定互为策应，以期早日会师。方军长命军特务营精选官兵150余人编成5个突击排，由曹华亭营长率领，利用夜暗，冒险突出重围。天明以前，突击部队抵西南之五里亭，不意友军踪影已渺。历尽险阻，竟未能相会，遂于21日夜失望而回。归途经敌军节节阻击，伤亡过半。曹营长虽受伤，仍然率残部生还……。”-白天霖编撰《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

　　这难道说不奇怪吗?150余人能够在同样的路线上，虽损失过半，却来去自如。而那些人数3倍于日军、且手中握有崭新美式武器的援军，却驻足不前，不敢进城，游离于衡阳西南郊外，无法打开衡阳城的“解围”之路，说是“防止日军包围”。这种说法能叫人相信吗?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有资料记载：第100军军长李天霞说：“衡阳解了围，方先觉岂不成了抗日英雄!”由此，可见国民党军队内的派系斗争的激烈程度。因此，衡阳城陷落、方先觉为何“被俘”的真正原因，不是敌军的兵力强大和攻势凌厉，而是由于国民党军界的严重“内耗”，而诱发外围解围不力所造成的结果。

　　同时，我们也能够解读出“衡阳保卫战”期间，另一个难以理解的“谜团”;那就是在衡阳47天的战斗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有了混合编成的中美空军，空中优势已不在日军手中，”可是，衡阳战区却没有发生任何“空战”。据史料记载：国民党空军损失的唯一飞机，则是由日军地面炮火击中的。每天双方空军就像事先排好节目一样，你的飞机轰炸完，走了;我的飞机再来轰炸。这一现象，叫我们读史的人实在是不知道如何评论。

　　说到这里，再来读一段1944年12月18日重庆《扫荡报》社论：

　　“……衡阳失守后将近1个月，敌人继续发动攻势。大家以为全州是第2个衡阳，而敌人一腿就跨过了大榕江，全州不战而弃。桂林名城天险，调重兵，聚粮械，连布置防务的负责人都说‘桂林能打3个月’。结果啊!36小时而陷!柳州也同日完事!这一路的守军真太差劲了!桂林一带的将军们，请你们照方军长的镜子，你们还有什么颜色?方军长啊!谁知道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在后头!柳州弃守之后，敌人马不停蹄，跟纵入侵。陷宜山，越怀远，破金城，踏河池，蹂南丹，窜六寨，破下司上司，突黑石关，过中捞河，闯过了独山。进军千里，直如无人之境。……”

　　今天，我们再读到61年前的这段社论后，我们还能要求方先觉将军会有怎么样的“表现”，战争是残酷的，它不是文学创作。此时的衡阳城内，弹药消耗已尽，却没有补充;“战场周围的野草、浮萍等，早在日军第二次总攻前就全都被吃光了”;在这样弹尽粮绝的战场上，其结果不是“牺牲”，就是“被俘”，这是战争中无情的规律。方先觉应该对此非常清楚，他有“突围”的实力和机会，但他选择了“死守”和“牺牲”，可惜没有实现。那结果只能是“被俘”，保住数千名受伤战友的性命-这就是方先觉这位“悲剧式英雄”，最后时刻的选择。

　　(2)方先觉等高级将领被俘后，由日军68师团押送至市南郊的欧家町天主堂软禁。许多的史料记载，事情经过如下：

　　白天霖《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记载：“方军长于城破以后，数日未进水米，亦患痢疾，终日卧床不起。日军派高级军医为之治疗看护，并远自汉口请来名医诊断;其高级将领亦不断前来探望，慰以香烟酒食，备申崇敬之忱。嗣汪逆伪政府日籍顾问吉丸，特代表日方中国派遣军司令烟俊六，自南京来衡阳，向方军长游说，邀方军长以被难官兵为基干，成立所谓‘先和军’以‘共同反共’，实现‘大东亚和平’。方军长蒙被而眠，借病婉辞。吉丸并劝方军长移南京或汉口治病，病愈再谈。方军长厉声抗曰：‘我奉命守衡阳，城破未死，愧对国家;但愿病死衡阳，以赎罪行。如强我离去，宁可就戮!’吉丸怅然而去。”

　　9月以后，衡阳城中已有市场出现。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得知方先觉仍囚于衡阳，便命令军统局湖南站站长的金远询和衡阳站站长(黄荣杰)去设法营救。这两人经过2个多月的策划部署，于11月18日，乘风雨交加之夜和日军警备松懈之机，从欧家町天主堂的二楼窗口，用绳子将方先觉吊下来，救出。

　　《戴雨农先生全集·传记》中说：“我防守衡阳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部坚决抵抗，不屈不挠，所部伤亡殆尽，始力竭被俘。即令金远询，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救他脱险，以励忠贞。金转令衡阳组组长黄荣杰负责办理。”

　　“当时，方先觉被敌军关在天主堂，疲惫不堪，加以感染痢疾，已至形容枯槁，行动无力的地步。同时，敌军也尊敬他坚忍不屈的精神，所以对他的监视，比较松弛。”

　　“黄荣杰探明实情，了解天主堂的四周环境，拟妥周密行动计划，乘9月5日(指农历)风雨交加之夜，敌军疏于防范，亲自潜入天主堂，救方出险;完成艰巨任务。”

　　日军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撰写《大东亚战争全史》写道：“因此次衡阳之攻略，使我感知中国军战意之旺盛。尤以前经投降之各高级人员，在经过巧妙伪装其态度，终于突然逃脱，返回中国方面。”

　　经过2天的昼伏夜行，山林跋涉，方先觉一行到达衡阳县洪罗庙。休息2天。

　　《衡阳文史》颜肃著《护送方先觉脱险经过》一文中说：“一天晚上，王伟能严肃地对我说：‘你3人，护送……方先觉军长3人，脱离沦区去新化兰田镇，路上务必十分小心……。’第2天清早，我和魏祝云、曾尧阶到司令部与方先觉等3人会见。他们3人都是高高的个子，全都穿着长袍，头戴礼帽，典型行商人打扮。我们一行6人从司令部驻地衡阳县枫树桥起程，混入去兰田镇的盐商队中，与他们一路同行。……到达安全地带。……决定留魏祝云带他们到兰田，我与曾尧阶趁黑夜返回家里。……”

　　12月上旬，方先觉到达芷江空军第3路司令部(中美空军基地)，3日后搭机飞昆明。12月11日乘美军专机转重庆，结束了21天的逃亡旅程。当方先觉脱险返抵重庆后。蒋介石屡次设宴款待，安慰有加。并颁发“青天白日勋章”。方先觉休息半月后，奉派赴复兴关青年干部训练团受训3周，随后即被任为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青年军第207师师长。

　　从上述史料记载中，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明：

　　①方先觉的军队没有接受了日本的改编，这从第10军被俘人员最后的结果可以得知。据有关资料记载:“8日傍晚，战火平息。日本宪兵入衡阳城。受难官兵2000余人及伤患官兵7000余人免除了被屠杀的恐怖，分别集中于铁炉门、欧家町各附近的教堂、汽车西站和东洲船山中学等略能遮蔽风雨的残破屋宇之内。”“医药缺乏，重伤患多相继列亡。”“日军亦感粮食不继，每日派队押着受难官兵赴四郊割稻，分一部分予各个收容所。”第10军大部分被俘官兵乘日军后勤补给紧张、关押松懈之机从“俘虏营”中脱逃，多数被衡阳周围的“游击队”收留，1945年底“奉令改编”。1945年8月底，驻衡阳的日军得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撤离前将数百名没有脱逃的官兵集体惨杀于该湘桂铁路管理局(今五桂岭衡阳铁路工程学校)门前的湘江河岸战壕内。由此，可以看出“第10军接受了日本的改编”的说法，不过是一句谎言而已。

　　②方先觉本人没有担任所谓“先和军”的伪军长兼任伪省主席之职。否则，他早就应该在南京、汉口出现;而不会继续软禁在欧家町天主堂里，让戴笠派人把他营救出来。回重庆后，蒋介石是不会一再召见、宴请方先觉，并颁发“青天白日勋章”，还给他升官职，继续让他带兵的。这些都说明蒋介石心里非常清楚：衡阳的失守，责任不在方先觉，正是他自己犹豫不决和期待“日军自动撤退”的军事招架政策所造成的主要恶果，这点他自己心里比谁都要明白。同时，也充分说明一个事实：方先觉没有“投降”。也就是说，方先觉他被敌人俘虏后，没有背弃民族利益，成为日寇的帮凶。

　　(3)1946年，方先觉任徐州守备司令。不久，便被调往台湾，一直到退休。

　　1982年7月间，他“昔日的对手”组团来台访问方先觉将军，邀请他访日游览各地名胜。并称“届时将通知前围攻衡阳之第3、第13、第27、第40等师团散居日本各地之旧日官兵，在东京集会，举行盛大欢迎会，以示对将军的敬意。”被方先觉婉言谢绝。同年秋，方先觉不幸以“脑中风”和“心脏病”突发，住院治疗达3个多月。后出院回家疗养，却一直是神智不清，于1983年3月3日溘然长逝，时年81岁。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方先觉将军的晚年，依然非常注重自己“名节”，他至死也没有忘记“抗日衡阳保卫战”的“被俘”之辱，没有忘记第10军的“灭军之灾”。否则，晚年保养条件很好的方先觉不会“脑中风”和“心脏病”突发。这种不屈的民族气节，也使他赢得了昔日“敌人”的尊敬。“日本前第11军战友会”共96人，于1983年7月16日至18日、1984年3月3日至6日，2次专程飞抵台湾，祭奠方先觉这位长眠在台北五指山上的抗日名将。

　　(4)客观地说：方先觉，他作为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虽然没有直接在战场上与共产党军队交战，却在台湾说了些“反共”的话，但只要翻开他说过“反共”语言，你就会发现那全都属于通俗性的“口号”，很难表达这是否是他心里愿意说的话。作为60年后的今天，我们冷静地想一想，像他那样的“高官”，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不喊几句口号，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在台湾能够“混”得下去吗?

　　今年4月底，民国党主席连战的大陆“破冰之旅”，胡锦涛主席微笑地与他握手会见后，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不计较他曾经说过什么，应该看他做过什么。”这话对于我们正确评价方先觉这个问题，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此时，我们还计较方先觉长眠前喊过的那几句口号，是否还有意义?笔者认为：方先觉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他的功绩是不应该抹去的，他应该是“民族英雄”，得到全中华民族的尊敬，“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应该给予他公正、客观的评价。

　　二、“抗日衡阳保卫战”给我们留下的财富

　　(一)“抗日衡阳保卫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地位：

　　这点我们可以从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几次重大战役比较中得出准确的答案：

　　(1)台儿庄战役

　　1938年3月24日至4月3日，孙连仲集团和汤恩伯军团3个军以40多万的优势兵力，对付日军第10师团“矶谷广介部”和“板本旅团”30000多人，经过2周的战斗，获得歼灭日军三分之二的战果。

　　(2)武汉会战

　　1938年8月初起，日军以35万余的兵力，沿长江南北两岸分5路西进，并以海军溯江而上配合陆军作战，正式展开以夺取武汉为目标的进攻。这时，国民党军队以3倍于敌的兵力，进行所谓“武汉保卫战”，仅在九宫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山区阻击日军。结果，日军于10月下旬攻占鄂城、信阳，强行进入大治、黄陂，对武汉三镇形成三面包围，国民党军即于25日撤出汉口，26日撤出武昌，汉阳也随即失陷。至此，武汉会战以国民党军迅速溃退结束。

　　(3)长沙三次会战

　　①1942年1月1日，日军第6、第3、第40等3个师团主力，总兵力约70000余人，向长沙攻击;与国民党第10、73军激战4天。

　　②1月4日，陈诚，薛岳等指挥10个军、共计21万绝对优势的兵力，实施反攻。日军于4日夜间，开始向东北方向突围，因被包围截击。日军独立第9旅团南下接应，遭拦腰侧击，双方激战至8日，日军受重创后，突围逃脱。

　　③1944年5月26日至9月8日，日寇又纠集12万兵力攻打湖南。国民党将领陈诚，薛岳等指挥的国民党军3倍于日军，由于作战思想僵化，仍然采用原来的“活塞”老战术。先后在古港附近(6月8日至14日)、浏阳附近(6月4日至22日)、长沙附近(6月1日至18日)、益阳宁乡附近(6月7日至20日)、萍乡醴陵附近(6月16日至24日)与日军交战，结果都是一触即溃。

　　(4)衡阳保卫战

　　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为首的第11军有5个师团(68、116师团作战补充2次，实际等于7个师团)，外加1个独立旅团，共约11.7万人。

　　白天霖《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一书记载：“8月4日晨，敌总计5个师团、轻重炮百余门、炮弹40000发，在横山勇亲自指挥之下，开始了第3次总攻击……。”

　　“8月4日清晨，日军5个师团各种火炮100多门，炮弹4万余发，在横山勇的统一号令下，向衡阳西南阵地倾泻。”

　　日军档案记载：“7月28日……随着公路的开通，汽车部队陆续南下卸掉装载的军需品。数量如下：7月26日夜，47吨;27日夜，12吨;28日夜，34吨。……到8月4日第3次进攻开始时，运到军需的情况如下(此外，尚有各种军需品正在急运中)：150毫米榴弹炮3门、炮弹330发;l00毫米加农炮3门，炮弹450发;山炮l门，炮弹约lOO发;步兵炮10门，炮弹约90发;其它军需品驮马辎重(包括架桥材料中队的辎重)36吨;汽车120吨;水路舟艇160吨;民船团500吨;合计816吨。”“横山司令……令全军于8月7日，再度强行总攻。我陆军炮兵之中坚武器，15公分榴弹炮及10公分加农炮，已出奇地在阵地前堆积了大量弹药，前者每门为280发，后者每门为350发……。”

　　值得一提的是，衡阳战争期间，日军还使用了大量的毒气弹，致使守城官兵中毒伤亡甚多。

　　《衡阳市志》记载：“30日下午，日军对五桂岭南端阵地工事发射芥子气[S(CH2CH2CL)2]与路易氏气(CLCH=CHASCL2)混合毒弹半小时之久，守军第28团7连80余人中毒死亡。”

　　“2日拂晓，敌复向我张家山阵地施放大量毒气弹，致我官兵中毒昏迷失觉。”

　　“7月17日，敌人又开始了总攻，毒气当然是开路先锋。”

　　“27日之夜，是衡阳守军血闸的开放，是敌人施放毒气可耻纪录的增加。……敌人看到合围的阵地又要裂开，便拚命把毒气弹向炮膛里送。……被毒死的尸体与瞎眼、前额溃烂的伤兵都源源不断由阵地上退下来。”-天霖《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 ……。

　　方先觉率领的第10军固守衡阳，仅7个团1.76万余人，装备为：1辆坦克，3种火炮14门，3种炮弹共5000发,其余的全是轻武器。

　　据台湾前军部军务处第3课上尉参谋长米衡山回忆：“在围城直前，抢运入城之步枪枪弹有530万发、手榴弹28000发、迫击炮弹3200发;唯缺山野炮弹。”

　　衡阳城内守军，虽有4个师的番号，实际兵力只有1.5个装备完整的师。据史料记载：第10军在备战期间，“统帅部命令……新编第19师奉调全州”。而所谓补充的暂编第54师，“暂编第54师司令部之留驻衡阳城，……该师防守飞机场之1个团，当敌于6月24日进攻衡阳江东岸时，该团长即率2个营直退耒阳，仅有1个营撤回衡阳城内。所谓配属部队者，实际仅有54师之1个营而已。”

　　《衡阳血战四十七天》记载：“第10军奉命防守衡阳时，只准备半个月粮弹。从8月23日开始到7月10日，战斗相继持续半月以上，步枪子弹已经消耗60%，手榴弹消耗三分之二，迫击炮弹消耗了80%，山野炮弹消耗90% 。”

　　从上述攻守双方武器装备、后勤补给量、作战人员来看，“抗日衡阳保卫战”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双方强弱对比，决定了这是一场必输无疑的战斗。

　　就是这支兵员不足、装备不全的第10军，在援军见死不救、粮食、弹药供应不上的情况下，仅凭视死如归的斗志，与近10倍于已的强大日军，浴血苦战，寸土必争，激战47昼夜，毙伤日军达48000人余人。据史料记载：“1945年国民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中将在长沙受降后，亲自询问日军高级将领他们在衡阳攻城战中伤亡的真实数字;日军将领一致认为有48000余人。其中：上中级战将校战死390人，负伤520人。第68师团、第116师团遭毁灭性打击。”战后日军“军史”评价说：“衡阳之战，如欲惹人瞩目，可称之为‘华南的旅顺之战’。此种比喻虽稍嫌夸张，但称之为：‘中日8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绝对正确。”

　　而守军死伤1.6万余人;其中死亡7600余人。幸存完好者仅1200余人。据战后有关资料记载：“守军第一线的30团，只幸存8人;29团，只幸存20人;28团，幸存30余人，第7团，幸存40余人;第二线的第8团，只幸存70余人，第9团，幸存90余人。”伤亡率达90% 。

　　由此，可以看出“抗日衡阳保卫战”与国民党军在抗战期间的其它战役比较，其作战持续时间、战斗惨烈程度，是没有那一场战争能够予之比较。上述其他战役，台儿庄战役只打了14天;3次长沙会战只打了4天;这都是国民党守军兵力占绝对优势下进行的，其结果都是以守军所谓的“主动撤退”而告终，不但人伤亡的比对方多，最后“地”还被日军占领。而“衡阳保卫战”则是国民党守军在兵力、装备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却坚守不退，坚守时间最长(47天)，伤亡日军人数最多的一次城市防御战，他们让日军付出了伤亡比为3：1的惨痛代价，在弹尽粮绝后，才被日军攻陷衡阳城。第10军的将士们就凭这点，也值得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浓墨重彩地去颂扬。

　　(二)“抗日衡阳保卫战”的历史意义

　　(1)从中国战场来说，“抗日衡阳保卫战”有效地阻止日军打通“内陆交通线”的时间表，大量消耗了日军实力(日军第11军参加“衡阳战争”总人数约为11.7万人，伤亡48000余人，伤亡率达41%，)，严重挫败了日军的锐气，促使日军中止“韶关作战”计划，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众抗击外来侵略者的信心。据日军档案记载：

　　“……衡阳之战，原拟定一日之间结束，而实际却延迟了40多天，不独严重的妨碍了“打通大陆”的日程;并且遭受了……重大伤亡。这一苦难的战役，岂非值得纪念?”“7月25日，大本营派遣参谋西冈忠治中佐赴衡阳视察进攻衡阳的战况以及收集指导今后作战的资料。该参谋明确表示：‘由于后方补给不及时，在衡阳尚未攻陷时，进行韶关作战的准备并非易事。第11军希望使韶关作战中止。’……终于在8月1日发出了中止韶关作战的命令。”

　　(2)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范围来说，“抗日衡阳保卫战”牵制了日本军队的大量主力部队(仅“抗日衡阳保卫战”后，日第11军在衡阳补充、修整期间，就增加新兵10万人)，使其无法从中国境内分兵去太平洋与东南亚战场。《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的结语说：“大本营对衡阳之攻占，如释重负……并立即以新兵10万拔补予第11军。”据日军秘密档案记载：“7月16日，松井总参谋长(宫崎参谋随行)来到第11军战斗司令所(长沙)视察战况和联系作战。……7月25日，大本营派遣参谋西冈忠治中佐赴衡阳视察进攻衡阳的战况以及收集指导今后作战的资料。……到7月31日，随着塞班岛的失陷，大本营的作战指导方针也趋明确……。”有力地支援了盟军与日军在“太平洋各岛屿的争夺战”，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

　　同时“抗日衡阳保卫战”，还诱发了当时日本国内东条英机内阁的倒台。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一败涂地，日本国内对-身兼任首相、陆相和参谋总长的东条英机极为不满，东条深盼陆军在中国战场表现成绩，以维持他的统治地位。如果衡阳之战继续胶着，他的内阁就要崩溃了。”最后，东条英机内阁还是因为日军第二次总攻衡阳失败而被迫倒台。

　　(3)研究“抗日衡阳保卫战”这段历史，使我们懂得：当中华民族遭遇到危难的时刻，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强敌，没有渡不过的难关。否则，“抗日衡阳保卫战”最后失败的命运将会再次降临，中华民族将可能有“灭族、灭国之灾”。

　　(三)纪念“抗日衡阳保卫战”的现实意义

　　(1)以方先觉为首的第10军全体将士们，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抱着“与衡阳共存亡”的决心，在那惨烈的47昼夜里，抛头颅洒鲜血、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他们不畏强敌，用自己生命与鲜血写出的惊天地动鬼神诗章;在61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可歌可泣，仍然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

　　(2)纪念“抗日衡阳保卫战”，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我们过去对待“抗日衡阳保卫战”这个问题，一直是“低调处理”、“闭而不谈”。

　　对此笔者认为：随着今年4月的国民党主席连战与胡锦涛主席北京会谈，国共两党过去的“恩怨”，已经不是现在“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也不应该再是制约纪念“抗日衡阳保卫战”的“导向问题”，而且宣传“抗日衡阳保卫战”反而能够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精神，遏制“台独”势力在台湾扩张。同时，宣传“抗日衡阳保卫战”，还对人类反对战争、争取世界和平，具有极深远的意义。

　　(3)纪念“抗日衡阳保卫战”对推进衡阳对外开放，振兴衡阳经济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客观地说：衡阳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已经远远地落在其它城市的后面，至今然属于“欠发达地区”。从表面来看是：“技术落后”、“企业效益不好”、“缺少招商渠道”……的原因，但从深层次挖掘则都是：“思想僵化”、“城市文化‘沙漠化’”等因素带来的恶果。

　　衡阳是“战争之城”，“战争”是衡阳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文化软资源”，则需要我们从深层上去挖掘、开发利用。正因为有“抗日衡阳保卫战”，衡阳才被誉为“抗战名城”。衡阳市尚存的抗日战争遗迹还有岳屏山上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湘江中的“老铁路桥墩”、东洲岛船山书院、胜利山(原张家山，今市气象局内)的“3000阵亡将士合葬墓”、樟木乡“抗日战争标语”和“第3师指挥所”等遗址，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人们对重大战役的“好奇心”和“抗日衡阳保卫战”亲历者(台湾、日本老兵和他们的后代)的“战场心结”，来提高衡阳城的知名度，做好衡阳旅游、招商引资这篇大文章。

　　参考资料：

　　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 白天霖著·-台湾：天工书局，民国七十三年十月。

　　《中国民国史料丛稿·译稿·湖南会战》

　　《近代中国·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第42期，第61-62页

　　近代中国·浴血奋守衡阳——抗日衡阳保卫战之追忆 / 藏肖侠著 第42期

　　转徒西南天地间 / 皮以存著 七十年代杂志社，1973年12月出版

　　第二次中日战争 下册 / 吴相湘著

　　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 / 蔡汝霖著：-中华书局，1946年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全编本 第2辑 ·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 / 饶少伟著，第45页

　　《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85页，1979年10月出版

　　近代中国 第42期·民国33年日本打通中国大陆作战之背景 / 李守孔著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上卷 1949年7月30日·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

　　广东文史资料 第11辑·第四军参加第四次长沙会战经过 / 陈宏樟著

　　抗战纪实 第4册 / 赵曾俦著 第107-108页

　　李宗仁回忆录 下册 / 李宗仁著 第84-843页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三)/ 张秉钧著

　　难忘的湘江之行 /(日)和丈夫著

　　《衡阳文史资料》

　　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国民党抗战内幕 / 石柏林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志 / 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解放日报》1944年6月24日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湘灾导报》创刊号1945年12月16日

　　衡阳《大华晚报》1947年8月10日

　　长沙《大公报》民国35年(1946年)12月19日

　　长沙《大公报》民国36年(1947年)2月14日

　　长沙《大公报》民国36年(1947年)10月7日

　　南京《中央日报》民国37年(1948年)3月29日

　　《解放日报》1944年6月24日、12月25日、

　　《新湖南报》1950年7月7 日

　　《解放日报-湘战的真相》1944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