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名将俞大猷》：还原历史 回归真相
来源：曾纪鑫   2023-08-29 09:58:42

　　一

　　提及抗倭英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戚继光。当然，也有俞大猷。尽管没有完全忘记，但仅仅作为陪衬而已，有关俞大猷的生平事迹，世人知之甚少。

　　四百多年来，人们有意无意间将这位当年名震海疆、功勋卓著的抗倭主将给忽略了。

　　其实，在那英勇抗击倭寇的艰难岁月，俞大猷与戚继光并列，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就某种程度而言，俞大猷还超出戚继光之上。在当年抗击倭寇的东南沿海一带，“俞龙戚虎，杀贼如土”的民谣一直传诵至今;《福建通志·列传》也有“世言继光如虎，大猷如龙”之语。龙与虎，是威武勇猛的象征，但在国人眼中，龙显然要比虎高出一筹。

　　纵观俞大猷的抗倭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俞大猷在浙江、南直隶抗击倭寇;第二阶段，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任福建总兵官，到倭患基本平息。

　　第一阶段的倭患，主要是王直、徐海、陈东、麻叶等与倭寇合流的海盗为非作歹，也是倭寇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七年之间，俞大猷几乎参与了消灭他们的所有战役，功勋卓著。

　　第二阶段的抗倭，俞大猷先是取得了著名的平海卫大捷，然后转战广东，破倭于邹堂、氵戎水、海丰等地，南澳之战大败广东势力最强的从倭海盗吴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吴平率残部逃入安南，被追踪而至的明军彻底歼灭。

　　然而，抗倭不仅是军事之争，还涉及到朝廷内部复杂的政治纷争，充满了坎坷与险恶。

　　战场瞬息万变，有些东西并非个人意志所能掌控。俞大猷既能身先士卒不避锋矢，又能深谋远虑洞悉大局，常取断敌退路、四面包围、正面进攻、全歼敌人的战法，因此能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屡建奇功。正因为此，俞大猷坚持谋定而后动，计定而后战，不肯轻易出击，对瞎指挥有着一种本能而强烈的抵抗意识;加之为人正直，不愿委曲求全、巴结上司，不居功，不诿过，常遭攻诘，蒙受难以预料的灾祸。他不抱怨，不颓废，总在逆境中奋起，往往撤职不久，就因大胜而撤销处分，并受擢拔。他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有过七次受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的坎坷经历。

　　俞大猷雕像

　　军事上的困难，复杂关系的掣肘乃至政治上的构陷，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肩负重任、身临前线的俞大猷。但他“慷慨任事，忠勇过人”，在血与火的锻铸中，前行的脚步，总是透着一股坚毅与无畏、自信与豪迈。正如他在《与唐荆川太史书》中所言：“猷少小时，只奉师训，以为人大致要从光明正大路上著脚。不自揣志向，从幼已决。抵今犬马之齿渐高，日在得失成败中，未敢分毫毁裂，以从卑污。”

　　嘉靖年间所取得的几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抗倭胜利，都离不开俞大猷谋定后动的正确指挥与身先士卒的勇猛顽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俞大猷是剿灭倭寇的关键性人物，不仅与戚继光媲美，甚至超乎其上。

　　但长期存在的重戚轻俞、扬戚抑俞现象，导致戚继光“一枝独秀”。

　　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个人性格、行事风格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连，还与后世的认识与宣传密不可分。关于个人因素、时人所为等，传记第十三章《剿灭吴平》第三节俞大猷与戚继光比较部分，已有所论，兹不赘述。而后世的认识与宣传方面，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有关俞大猷的传记、研究资料甚少。古人所写传记主要有三篇，俞大猷同乡好友李杜著《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一万多字)，明代方志史学家何乔远著《名山藏俞大猷传》(约八千字)，清人张廷玉等撰《明史俞大猷传》(约四千字);现代有民国王扶生编《俞大猷戚继光合传》，俞大猷部分约七千字;当代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范中义著《俞大猷》，十多万字，2003年11月作为内部资料印刷，后更名为《俞大猷评传》，2014年6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另有何世铭编撰《俞大猷年谱》，1984年手写线装本，繁体竖排;其他记载及研究资料，散见于相关著述、报刊、网络。

　　二是出于各种原因，重要的抗倭史料对俞大猷的事迹要么不记，要么少记，个别地方甚至有所歪曲。如《筹海图编》为胡宗宪幕僚郑若曾所撰，对胡宗宪的功绩多有夸饰，而对受过胡宗宪诬陷的俞大猷，笔墨十分吝啬。比如著名的王江泾大捷、平望大捷等，夸大胡宗宪功绩，对俞大猷避而不提。再如《戚少保年谱耆编》，编纂者为戚继光长子戚祚国等子嗣，对家父多有溢美之词，而涉及俞大猷部分，往往忽略甚至低估。

　　三是俞大猷除东南抗倭及北方献策、痛击俺答外，还在湖南、广东、江西、海南等地辗转任职，征讨安南，多次平息农民暴动，对当地的黎族、苗族、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起义，或征剿或招抚，惩办首恶，施以教化。“文革”时期，农民起义一概被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俞大猷的平暴行为，自然被视为压制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而予以贬斥、打压。

　　四是学校教材叙及抗倭，对俞大猷要么只字不提，要么蜻蜓点水。如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册，北师大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经全国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审查通过的人教版《中国历史》第二册等大、中、小学教材，关于抗倭部分，对俞大猷未着一字;其他如朱绍候主编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下册，王士立主编的全国高校师范专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下册，人教版全国通用九年制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材《中国历史》第二册等，叙及抗倭时虽然提到俞大猷，但仅一笔带过而已。学生无从知晓俞大猷的抗倭功绩，一代又一代，以致默默无闻。

　　二

　　近年来，我拟就生活、工作的闽南地区(包括厦门、泉州、漳州三地)，选取十一位对中国政治、军事、哲学、文化、经济、教育、科技等方面产生过一定影响的闽南人，对其生命活动、心路历程、性格特征、智慧经验、人格力量、功过是非等诸多方面进行描述、阐释与评说，每篇一二万字，然后汇成一部系列地域文化历史散文集。俞大猷自然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其他十位按年代排序，分别为苏颂、李贽、洪承畴、黄道周、郑成功、施琅、李光地、陈化成、陈嘉庚、林语堂。

　　为了写好俞大猷，2012年6月，我专程去了一趟泉州，实地感受与俞大猷相关的景点遗迹。

　　先到位于洛江区河市镇的俞大猷公园。公园规模宏大，有古城墙、靖国门、玉泉湖、纪念馆等，落成于俞大猷诞生五百周年之时。印象最深的是坐落在靖国门城楼上的一尊高达十多米的俞大猷雕像，只见他昂首挺胸，目视前方，右手按住剑柄，正待拔剑出鞘，一旦锁定目标，将如蛟龙腾空，威不可挡地杀向敌阵。

　　刚开始，我以为公园建在俞大猷故居之地，经与当地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交谈，方知其出生地濠格头村离此还有十多公里。当地民居为闽南大厝，富裕家庭一般三至五进。俞大猷家境贫寒，只有两进，格局狭小，年久失修，颓败无存，空余一片遗迹而已。

　　俞大猷九岁时随父亲前往大濠村叔祖家走亲戚。来到濠溪边，发现连接两岸的小桥坍塌，父子俩只好涉水而过。大猷询问父亲桥何以倾圮?父亲说被一个樵夫失火焚毁。大猷当即说道：“等我长大了，要再修一座，免得大家这样涉水。”父亲道：“小子要记住你说的话，不可食言呵!”俞大猷连连点头。建造一座石桥方便两岸父老乡亲，便成了他心中的一桩夙愿。直到六十七岁这年，升任右都督的他，才有了修桥资本，捐出自己的薪俸，请堂弟俞良猷督建了一座六墩七孔石桥。

　　俞大猷南征北讨，指挥成千上万的军队，有时甚至是十万、二十万、三十万的大军，重权在握，若从军饷中扣除挪用或从丰厚的战利品中瞒报取用九牛一毛，修筑一座石桥，在老家建造一座豪宅，可谓易如反掌。但他没有这样去做，可能连这样的念头也不曾有过。他不贪不占，十分清廉;屡获大胜，对战利品分文不取，总是上缴充公。俞大猷轻财利，好施与，薪俸及赏赐，尽数交给弟弟掌管，且从不过问。

　　当我来到这座历经后代重修的濠溪桥时，但见桥面宽阔，结实坚固，桥头长着枝繁叶茂的高大榕树，立有两块石碑：一为俞大猷所撰《濠溪桥碑记》，时间为隆庆三年己巳(1569年)冬十二月;另一块题为《重修濠溪桥》，碑文约三分之二漫漶，立碑时间难以辨识。这里原是河市通往泉州府的交通孔道，后来公路改线，人车稀少。如此正好，濠溪桥作为一处文物古迹，可完整地保存下来。

　　泉州洛江区河市镇濠溪桥

　　凡是心怀国家、志向远大、抱负崇高之人，他们有一种强烈的信念作支撑，既不会为自己谋取私利，也能忍受各种痛苦冤屈。了解俞大猷的生平事迹，读他的《正气堂全集》，凭吊相关遗址，我们可以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凛然正气，不知不觉受到感染。

　　人生的完美境界，古人概括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俞大猷便是这样一位三者皆备的人物，追求“内圣外王”的崇高境界，内圣即自省，严于律己;外王则讲求治国平天下，是一种经世之术。他在《与何吉阳书》中写道：“妄意道德、事功、文章，三者合为一贯，有则俱有，无则俱无。道德崇矣，而不能发诸事功、文章，非所谓道德者也;事功、文章懋矣，而不原诸道德，非所谓事功、文章者也。同根共源，无有彼此。”

　　俞大猷以德立世、以德服人、以德感人，一个“德”字，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他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傲，有时还将功劳让给别人，“功则称人，罪则称己。”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俞大猷在南赣设计擒获当地农民暴动首领张琏，广东两位参将获知，乘机带兵抢走“胜利果实”。部下愤懑不平，纷纷要求发兵夺回，俞大猷劝道：“贼恶其不灭，何必功归于己!”战争的目的是以战止战，最高境界是世界大同。俞大猷的理想与抱负，并非升官加爵、争名夺利，而是国家太平、百姓安康。他在《与陈南川书》中说道：“窃意爵位天下之赘物，于吾何有哉?达而居是位，行吾道以济人，而天下蒙其利，其心虽劳，其志乐也。穷而无位，卷是道而怀之，其身虽困，其心常泰也，亦何往而不自得乎?”

　　他刚毅沉着，不惧生死，教化于民。平息新兴、恩平屡招屡叛的瑶民起义时，俞大猷带着干粮，孤身一人进入叛乱的各个乡村，安抚百姓，教以阵法，使之各自为战，守卫家园。

　　他每到一地为官，总能得到百姓深爱，纷纷为他建立生祠，“呼公为俞佛而祷焉”。他抗击倭寇的地方，当地百姓或建生祠感念他的再生之恩，或以他的名字命名作为纪念，如浙江镇海俞大猷生祠、丽水市莲都区大猷街等。

　　俞大猷文武双全，在大明王朝三百年间，能与他相匹的，可能只有一位王阳明。

　　他“于九边形势虚实，无所不知。古今兵法韬略，无所不究”，其战略战术指导抗倭、驱虏、平暴等，可谓战无不胜;他于步战、骑战、车战、水战乃至火器等皆有研究，特别是超前的海防思想，于今天来说仍不乏军事指导意义;若论个人武功，“剑术天下第一”;所带之兵，可谓千奇百怪、无所不有，既有卫所正规军，也有从各地征调的狼兵、土兵、僧兵，临时招募的民兵，还有招抚、投降的海盗、山贼等，无论什么兵，只要到了他的手下，都会变成纪律严明的节制之兵，百战不殆的胜利之兵。

　　若以文才而论，经史诗文，俞大猷无所不通，一部九十多万字的《正气堂全集》，汇集了他的论著、论策、奏章、书札、诗歌等文字。

　　俞大猷是一员典型的儒将，深受朱熹开创的闽学影响，并吸取了闽学之精华。儒有真儒、假儒、伪儒、腐儒之分，真儒令人仰慕，假儒祸国殃民，伪儒、腐儒败坏世风令人作呕。俞大猷算得上一名真儒，时时刻刻用儒家的忠、义、仁、信激励、约束自己。他抗倭驱虏，激发的是一股民族正气;平息暴乱则恩威并重，以疏导劝谕为主，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用兵，讲究的是民族团结。时人曾恰如其分地评价道：“其垂悠久之虑以戡乱兴治，则其用心非儒者不能也。”《明史》说他“世宗朝老成宿将，以大猷为称首”，明世宗嘉靖朝战将数百，俞大猷排列第一，视为楷模，评价甚高。他致仕时，朝廷颁赐牌匾，上书“昭代儒将”。

　　离开濠溪桥，一行人驱车前往位于晋江市磁灶镇苏垵村北的俞大猷墓。途经惠安县施琅墓，折往一观。早就听说施琅墓是福建省的最大墓园，但见规模宏大，修葺一新，比想象中的还要气派。

　　继续前往俞大猷墓，驶离324国道进入苏垵村，道路没有标识，只好不断问询。近日阴雨绵绵，路面满是泥水，快到时，小车无法开进，只好弃车步行。

　　墓地位于一座约四百米高的俞公山上，山因墓而得名的可能性较大。山势平缓，坡上建有上行的条石台阶。墓为俞大猷及夫人陈氏合茔，两旁立有石翁仲及石马、石虎、古羊各一对。

　　墓地风水甚好，背负俞公山，前有河流蜿蜒而过，远眺是连绵起伏的紫帽山脉。遗憾的是，山脚下有座磁砖建材厂长年不停地生产运转，一根高大的烟囱冒着浓烟直冲天空。

　　俞大猷墓当年的气势仍在，只是疏于管理，给人一种荒芜之感。与刚刚见过的施琅墓相比，反差甚大。

　　墓的衰颓，不仅是自然的侵蚀，更有人为的破坏。据有关资料记载，俞大猷葬于此地，后湮没无闻。民国时期重被发现，各界名流前来祭扫。结果被一帮匪徒误认为是大番客、大富豪之墓，引得他们掘地盗挖。“文革”时期又遭破坏，就连三层墓埕也被辟为农田。眼下我们所见之墓，显然经过一番修整，两旁的武将军、石马、石虎、石羊尚新，属复制品无疑。

　　与陪同的友人唏嘘感叹，其中一位突然发现一条小蛇，惊呼着指给大家看。但见不远处的杂草丛中，一条青花蛇扭动身子，蠕动前行，也不知它要滑向何方，目标何在。

　　突然想到“俞龙戚虎”之说，蛇，在民间有“小龙”之称，莫非俞大猷的精灵，通过这一曲折隐讳的方式，欲向我们表达、述说些什么?

　　历史总是充满吊诡，俞大猷的生前遭遇，竟一直延续到他死后四百多年的今天。

　　《抗倭名将俞大猷》曾纪鑫著 宁波出版社 2020年11月版

　　三

　　文章完稿后，以《俞大猷：不该忽略的抗倭名将》为题发表在《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著名编剧康天赐先生见到此文，激赏不已，推荐给泉州市俞氏宗亲协会顾问、泉州市俞大猷研究会副秘书长陈继川先生。2013年12月11日，陈老师辗转联系到我，热忱邀请我参加2014年1月7日在泉州举行的纪念俞大猷诞生510周年学术论坛。

　　论坛活动丰富多彩。当天凌晨，前往洛江区河市镇溪山村赤石口参加俞大猷故居重建工程奠基典礼，作为十名嘉宾之一奠基培土;上午参加论坛会议，《不该忽略的抗倭名将》收入《俞大猷学术论坛交流论文》;下午在俞大猷纪念馆举行《剑经》论坛，泉州各路武林高手云集，展示各种武术套路，讲解《剑经》技法，表演俞家棍、白鹤拳、少林花拳、陈氏太极拳等，可谓别开生面。特别是观看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俞家棍的精彩表演，略窥其堂奥，使我更加感到俞大猷文武双全的难能可贵。

　　不久，泉州俞氏宗亲协会约请我创作长篇历史人物传记《俞大猷传》，我当即婉转地回绝了。人到知天命之年，就该考虑做减法了。学虽无涯，但生也有涯，一位作家能写出的作品更是有限。人生就那么几十年光阴，哪些是非写不可的，哪些是可以暂缓的，哪些是应该放弃的，哪些是全然拒斥的，虽然不是特别明确，但大致还是有个通盘考虑的。长篇历史人物传记《俞大猷传》本不在我的创作计划之列，写完《俞大猷：不该忽略的抗倭名将》一文，这一题材便告一段落了。但泉州市俞氏宗亲协会常务副会长俞侨福先生与康天赐、陈继川老师两次专程前来厦门邀我执笔，我被他们的真诚与盛情深深地打动了!

　　俞侨福系俞大猷第十九代直系后裔，除了经营自己的企业外，其他时间与精力，几乎全部投入挖掘、弘扬俞大猷遗产的一系列工作之中。陈继川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但身体健朗、声音宏亮，看上去还不到六十岁的样子，自1993年担任俞氏宗亲协会顾问，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作为一位家在福州的异姓人，实属不易。

　　在创作《俞大猷：不该忽略的抗倭名将》时，我通读了包括书籍、报刊、手稿、网络在内能够找得到的所有相关资料，感到要写好这第一部俞大猷的长篇人物传记，难度相当之大。

　　曾有许许多多古今中外人物出现在我的笔下，对他们，我大多持有一定的距离与保留态度，客观而率性地臧否褒贬，但有两个人物，我完全被他们的高尚人格征服了，一位是陈嘉庚，另一位便是俞大猷。一个人舍弃好不容易奋斗得来的财富与享受，怀抱“教育兴国”、“兴学报国”的信念，半点也不保留地向社会捐出所有，奉献一切，近百年来，只有陈嘉庚一人能够做到;而俞大猷集道德、事功、文章于一身的的“三不朽”境界，其高尚的人格魅力，也一直吸引、感染着我。

　　又经多次电话联系，我终于应承下来。

　　一旦接受这一可谓艰巨的任务，我便撇开其他创作及一应俗务，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尽可能地写好这部传记，不负所望。

　　再次搜集资料，酝酿，拟定创作提纲。阅读，考证，比较，思索，还原现场，澄清事实，辨明真相。

　　阅读比较中，发现相关论著、论文、报道等存在不少舛误之处，乃至以讹传讹。比如俞大猷为少林寺武僧赠诗两首，有人误以为一首赠于宗擎、普从向俞大猷学成棍法后北返之时，一首赠于十三年后京城训练车营之时，其实这两首诗都赠于宗擎京城拜望恩师、南下告归之时;俞大猷曾任汀漳守备，驻武平所，百姓感念其功德立碑纪念，所谓武平立碑，有人想当然地以为在武平县境，其实这块《肤功遗爱碑》立在辖区漳州龙溪县大地里，因行政区划变更，此碑今在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俞大猷在广东新兴县杀死贼首苏青蛇，有人望文生义，说他单枪匹马前往贼巢，一条巨大的蟒蛇拦在路中，武艺高强的他挥剑斩杀青蛇;嘉靖四十年(1561年)俞大猷任南赣参将时，四月征剿程乡县梁宁、徐东洲，五月再征张琏，《明史》记载有误，错成先擒张琏，后征梁宁、徐东洲……而引用出现的各种差错则比比皆是，因此，我在创作时必以原著为准。

　　所有资料中，我读得最多的自然是俞大猷的《正气堂全集》，九十多万字，全是文言文，不少篇章一读再读，再三揣摩，推理想象，尽可能地进入当时的环境氛围之中——读其论著、论策、近议可了解俞大猷的思想策略，奏疏可把握所论之事的经过与真相，书札涉及人际交往、事情原委、家长里短、内心活动等，诗歌可感受他的胸怀、情怀与境界……

　　享有诗、书、画“三绝”之誉的时人李杜，他撰写的《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记》，是一篇最早记载俞大猷生平业绩的传记，真实可靠。他精心编辑的俞大猷《正气堂集》，包括《正气堂集》十六卷、《正气堂余集》四卷，最早约刊刻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体例完备，条理清晰，有的文章前还加了注解，类似于今天的“编者按”。在李杜的基础上，隆庆末年、万历初年、万历七年，《正气堂集》又有过三次编辑与刊刻，增加了《洗海近事》、《镇闽议稿》、《正气堂续集》等著作，形成明刊本《正气堂集》的全部内容，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研究俞大猷的一手资料。

　　手头两种《正气堂全集》点校本，一为范中义点校，一为廖渊泉、张吉昌点校，为我的阅读与创作提供了诸多便利。不然的话，面对那些没有句读的影印古文，只要想想，都会令我头疼不已。当然，每人的理解不同，句读、标点会有所差异，每有疑惑，我便参照两种不同的点校本，并根据自己的见解，以合情合理为取舍标准。

　　本书的写作，一如俞大猷之为人，原原本本、实实在在地按其人生阅历、时间顺序写来，没玩什么技巧与“花样”。

　　经过一番努力，《俞大猷传》终于完稿了。可见哪些作品是该你写的，冥冥之中，似乎也有定数。

　　完成这部书稿，一个最大的感受，便是觉得俞大猷的哲学、政治、军事思想，国家安全战略，战争指挥艺术，超群绝伦的武功，俞家棍的形成与演变，对闽学的继承与发展，价值取向与人格魅力，以及疏奏、散文、随笔、诗歌、信札等文字，既丰富全面，又博大精深。特别是军事方面，那超前的战争理论，层层推进的逻辑思维，立体战略防御方针，兵器的发明与创造，多兵种配合的战争观念，以易布阵、练兵强军、谋定后动、以收全功的用兵之道，讲究截杀、雕剿、大征的作战方式，以及古代少有的数字化管理方式等，足以建立一门新的学问——俞学。

　　初稿完成，得到了泉州市俞大猷研究会副会长、泉州市杂文学会副会长、特级教师蔡长溪先生的指导与肯定，在此深表谢忱!令我感动不已的是，年愈八旬的蔡老师认真看稿，多次参与作品研讨，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与建议，并不顾旅途劳顿，于2015年6月初与俞侨福、康天赐、陈继川前来厦门就有关修改事宜一同探讨。当然，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比如促成此书创作的俞侨福、康天赐、陈继川等人，再版予以帮助的企业家、泉州俞氏宗亲协会副会长俞锦章先生，陪同参观俞大猷相关景点遗迹并为我提供资料的友人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但愿该书的出版，能为全面认识、客观评价俞大猷，还历史以真相，尽一点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