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舰示威护侨
消息传出后,清政府下令海圻舰从美国前往墨西哥、古巴等地,既是“宣慰侨胞”的策略,也是一种施加压力的姿态。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祖国海军受到了华侨的热烈欢迎。当地华侨工商总会组织数百人到港口迎接,并在中华总商会隆重举行欢迎宴会,据亲历者日记载:“一时宾主咸集,如逢老友,如归故乡,无不开怀畅饮,谈笑风生,极人生之乐事。”更令官兵们感动的是,每当离舰登岸,一遇侨胞,无论男女老少,都竞相请至家中,盛情招待。临别,还赠送各种纪念品。如遇同乡同宗官兵,则更是一请再请,情真意切。
抵古巴第三天后,程璧光和汤廷光受到了古巴总统的接见。谈及华侨,总统表示:“古巴军民绝不会歧视华侨,因为古巴对西班牙战争期间,华侨曾与古巴军民共同战斗,为古巴的独立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历史事实,将为古巴人民所永志不忘。”
但根据高峰的《中国海军首次环球之旅》一文,1847年首批华侨抵达古巴时,其境遇十分悲苦,形同猪狗。后来虽有改善,但仍受到不同程度的种族歧视。许多侨领与普通侨民都一致认为,海圻舰的到访,将为改善旅古侨民的处境产生积极而重大影响。
虽然没有到达墨西哥,但是这种姿态还是发生了作用。由于海圻舰的举动,更由于当时多国对墨西哥施加的强烈政治压力(值得指出的是在屠杀发生后美国领事馆立刻成立了救济委员会,赈济当地包括华人在内的难民),墨西哥向清政府示软。
清政府聘用了一个在墨西哥开业的美国律师利伯 威尔夫利(Lebbeus Wilfley)前往调查屠杀事件。该人是由美国国务院拉美事务司推荐。6月中,威尔夫利派出他的合作者阿瑟 巴塞特(Arthur Bassett)前往当地进行调查。巴塞特在听取墨西哥人和华人证人的证言之后,在7月13日将报告发给清政府驻墨西哥公使张荫堂。张荫堂递交给墨西哥的国书否认了华人向反政府军士兵开枪的指控。他引用了一个在5月12日由华人工商社团发出的通报来说明华人的和平和温顺。在该通告里社团劝告成员们在遭受反政府军士兵劫掠的时候不要抵抗。巴塞特还提到了1910年T城和1911年5月初在异地的反华言论示威这些不加遮掩的公开种族歧视言行。此外,他还补充道,政府军是由于弹药不足而撤离的,因此没有什么可能性向华人提供弹药,此外并没有其他证人证明华人曾进行抵抗。巴塞特总结道:对华人的屠杀毫无理据,是纯粹的恶意和种族仇恨。
墨西哥愿意道歉和赔偿
1911年6月,清政府向墨西哥当局提出赔偿方案,每位华人死者赔偿10万比索或者一次性支付3000万比索。这个要求多少有点狮子大开口,《纽约时报》也对这个数目表示惊奇(这个报道至今还能在网上查到),因为3000万比索相当于当时墨西哥1年的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如果按人头赔偿就是1680万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一年海军军费的一成。由于既没有得到美国以武力为其背书的允诺,又陷于国内革命的麻烦中,因此清政府的索赔额从3000万比索下降到了600万比索。然而中国政府并未放弃替在墨西哥的华人出气的要求,并且坚持对屠杀的凶手进行惩罚。此后,当地设立的军事法庭拘捕了35个涉嫌参与屠杀的士兵。
此时,海圻舰也早已启程回国,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其出发时飘扬的是清王朝的龙旗,而回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新的民国政府的五色旗了。
值得一提的是,清政府在墨西哥的外交胜利,除了海圻舰外,也是当时国际社会协调合作以及国际法、人权等普世原则指导和力促下的一个成果。否则,只凭一艘军舰,在军事上的力量是极为有限的。
经过马拉松式谈判且经历了一次王朝更替,1912年11月墨西哥和民国政府终于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墨西哥政府愿意向在1910年11月20日到1911年12月16日之间在墨西哥遇害的华人支付赔偿。稍后两国正式签署协议,墨西哥将赔偿310万比索,这当然大大少于清政府最初的要求。尽管墨西哥依旧拒绝为士兵的暴行承担国家责任,但却愿意就事件表示道歉和支付赔偿。1912年12月13日的新协议规定赔偿应在1913年2月15日前支付。然而马德罗总统在1913年2月遇害,使得之后的整年里墨西哥政局都动荡不安,向中国支付赔偿的财力大受影响。因此墨西哥政府向中国政府试探能否以债券形式支付赔偿,实际上由于当时墨西哥政府已经濒临破产,所以这种形式是完全不可靠的。最终的结局是,除了几纸空文外,不论是以现金还是债券,墨西哥都没有支付过一文钱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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