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甲午战争史研究概况及热点聚焦（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文史知识》(京)1994年11期 作者：海莹   2017-09-10 09:14:08

　　二

　　在中日甲午战争的研究中，对主要历史人物的评价虽尚存在若干意见分歧，但研究还是获得了重大的进展，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共识。略举数例如下：

　　对刘步蟾的评价

　　关于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的评价问题的讨论，最为引人注意。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论著对刘步蟾的评价大都是否定的。从1977年起，有的学者提出了重新评价刘步蟾的问题。从此，学术界就如何正确评价刘步蟾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涉及到好多问题都是有争议的。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一、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的表现如何?二、刘步蟾是否是“卑污的懦夫”，“贪生怕死的家伙”①?持否定意见的认为，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擅自下令改变阵形，是为了躲避炮火，违反军令，故意错发信号，改变议定阵形②。持肯定意见的则认为，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曾改变过阵形是事实，但这是经过议定，且由提督丁汝昌同意，决非刘步蟾本人所违令擅改，他只是命令的执行者罢了③。持否定意见的认为，刘步蟾是“卑污的懦夫”，“贪生怕死的家伙”。持肯定意见的则认为刘步蟾“绝非畏葸怕死之徒，而是奋勇杀敌的爱国将领”④。他不仅“英勇善战，而且还“立下了卓越战功”⑤。经过多年的讨论研究，并有大量的事实证明，刘步蟾在海战中英勇战斗，战功卓越，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爱国将领。对此，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对丁汝昌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论著对丁汝昌基本上是持肯定的态度。到80年代初，才有研究者提出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丁汝昌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将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丁汝昌不是爱国将领。其主要理由有四：一、丁汝昌在黄海海战中的布阵犯了“致命的错误”⑥。二、丁汝昌在旅顺危急时“擅自撤离”⑦。三、威海之役中丁汝昌率舰株守威海，成为“海战史上典型的蠢举”⑧。四、丁汝昌最后是在投降后自杀⑨。这四条理由能否成立呢?持肯定观点的认为，首先要看海战的实践，其次要重视海战参加者自已的总结。战后，旗舰定远的枪炮二副沈寿堃指出：“大东沟之役，初见阵时，敌以鱼贯来，我以雁行御之是也。嗣敌左右包抄，我未尝开队分击，致遭其所困。”⑩既肯定其迎战阵式，又指出其未能适时分队的缺陷。说丁汝昌布横阵是犯了“致命的错误”，是没有说服力的。论者所说丁汝昌“擅自撤离旅顺”，实属误会。事实上，丁汝昌鉴于舰队在旅顺口内处境不利，又得到李鸿章的指示(11)，才率舰从旅顺撤至威海的。指责丁汝昌株守威海港，实行“消极防御”，也是欠妥的。丁汝昌反对冒险出击，也反对株守港内。北洋舰队最后覆没的最直接原因，并不是作战方针有误，而是威海陆路防守不力(12)。至于说丁汝昌最后是在降敌后自杀，是所据材料有误。根据《丁氏族谱》等确凿记载，与敌议降是在丁汝昌死后，与他全然无关(13)。估计这个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对李鸿章的评价

　　史学界一向认为，李鸿章对甲午海战的失败应负主要责任。对他的主要指责是“避战保船”(14)。近几年，有些研究者开始对此提出异议。一种意见是，李鸿章并没有下令“避战保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避战保船”是对“保船制敌”的误解，而“保船制敌”方针“却是合理的”，是“根据敌我双方军事实力比较后作出的审慎明智的战役决策”(15)。有的学者则认为：李鸿章确实提出了“保船制敌”的作战方针，但主要问题在于“保船制敌”方针的实质。不能否认，它是一种单纯的守势战略。战争爆发后，中日两国海军的主力决战是在所难免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对北洋舰队来说，在稍处劣势的情况下，正确的决策是采取积极防御与伺机进攻并重的方针。然而到了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虽然战云密布，衅端已启，他还是倾向于守势，甚至盲目相信，“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因此制订了“保船制敌”之策(16)。所谓“保船制敌”，其核心仍在“保船”。“制敌”云云，则毫无具体措施可言。所以，丁汝昌率舰出海前，他总是特别告诫：“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17)由于李鸿章从战争一开始便采取了单纯守势战略，以致错过了几次有利的战机，从而铸成了永难挽回的大错。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并未吸取教训，反而建议朝廷取用“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固东省之根本”(18)的全面守势战略，不仅海军守势的道路继续下去，连陆军也改攻势为守势了。单纯的守势战略，其实质是消极的防御战略。把它说成是“审慎明智的战役决策”，显然是欠妥的。因此，对李鸿章的海军战略要进行具体地分析，全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