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渔民集体出动冒死拯救：美国潜艇击沉日本军舰，舰上千余名英军战俘危在旦夕
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作者/郭歆   2024-07-13 10:10:03

　　在2024年6月14日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一部由方励担任监制、制片人、导演的纪录片电影《里斯本丸沉没》首次亮相，揭开了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这艘日本货轮的沉没，不仅与中、日、英、美等国的命运紧密相连，而且至今仍然令人们为之震动。那么，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为何在八十多年后，它依旧能够吸引世人的目光?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41年的圣诞节，香港的天空没有节日的喜悦，只有战争的阴云。那一天，面对着无情的战火，英国港督杨慕琦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向日本投降。对于许多英国军人来说，他们曾被告知敌军是讲究礼仪、文明有序的，但残酷的现实很快就打破了这份幻想。

　　英军战俘被送往条件极其艰苦的深水埗战俘营。那里，他们面临着饥饿和疾病的双重折磨。这里的伙食极差，卫生条件也十分恶劣。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俘们日渐消瘦，痢疾、白喉等疾病逐渐蔓延。

　　到了1942年9月25日，命运再次将这些战俘推向了新的旅程。1816名英军战俘被告知，他们将离开香港。日军少尉和田英男向他们保证，他们将会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得到妥善的照顾和关怀。

　　两天后，带着一丝希望，战俘们登上了里斯本丸号。他们不知道这艘船将驶向何方，也不知道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但对于被囚禁的英军战俘而言，深水埗战俘营外的任何地方都显得如此诱人。

　　他们被带上了里斯本丸，这艘曾经是大客轮的船只，现在已被改造成了货轮，载着战俘和日军官兵以及从中国运来的物资，悄然踏上了前往日本的航程。里斯本丸号上的战俘们被分别安置在三个底舱中，空间狭小，摩肩接踵，几乎没有活动的余地。而甲板上，是准备返回日本的日军官兵，他们的待遇与战俘们截然不同。

　　随着航行的继续，底舱的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缺乏基本的生活供给，战俘们很快就面临了饥饿和疾病的威胁。到第四天，底舱的空气变得污浊，让人难以忍受。但战俘们还不知道，更大的挑战即将来袭。

　　9月30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袭击了里斯本丸号。不巧的是，船长此时身患高烧，船员们难以控制船只，船只偏离航线，向外海驶去。就是这个行动，无意中将里斯本丸号带入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与此同时，美国潜艇“石斑鱼”号正在舟山海域巡逻，艇长迪克上尉和士兵们正警惕地搜寻着目标。10月1日凌晨，夜色还未散去，他们突然发现了里斯本丸号。通过观察船只的轮廓和吃水线，迪克上尉判断，这是一艘日本军用运输船，符合攻击的条件。

　　随着天色渐亮，里斯本丸号开始转向，似乎在寻找避风的港湾。迪克上尉意识到，如果不立即行动，可能会失去攻击的最佳时机。于是，在清晨7时04分，他下令发射了4枚鱼雷。

　　前几枚鱼雷被里斯本丸号惊险地躲避过去，但第4枚鱼雷却准确无误地击中了目标，引发巨大的爆炸。海水立即涌入机舱室。不久，锅炉室、煤库和关押着战俘的3个船舱相继进水，随后，“里斯本丸”向右舷改变航向，最后缓缓地停了下来，并挂起了一面表明无武装的旗帜。

　　不久，日军的飞机和军舰赶到了现场。迪克上尉知道，他们已经失去了再次攻击的机会。于是，他果断下令潜艇下潜，隐蔽在深海之中，最终在傍晚时分安全撤离了这片海域。

　　在那个命运多舛的夜晚，“石斑鱼”号潜艇隐匿于深海之中，它的任务已经完成，还获得了一个“击沉日军运输舰”的战果。但对于里斯本丸号上的人们来说，这却是灾难的开始。而在战争的硝烟下，真相往往被掩盖。

　　《日本时代周刊》1942年10月20日对此事的报道是：“当船只遭难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援救这些英军战俘。”然而，英军战俘中的幸存者却揭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日本人的话并不真实，他们从未打算让这些战俘生还。

　　据幸存者回忆，里斯本丸号被鱼雷击中后，一些战俘试图冲向甲板寻求逃生之路，但很快就被日军粗暴地制止。幸存者比尔·斯普纳说，他当时刚刚跑上甲板，就被日本兵一个耳光打了下去。随后日军少尉和田英男对他们大喊道：

　　“别乱动，我们向敌人潜水艇投下了深水炸弹!”

　　在极度恐慌和无助中，战俘们被逼回到底舱，挤在狭小的空间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终于开始意识到：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救援他们的意思。和田英男指挥士兵们用木板和防水布将舱口封死，无论战俘们如何呼唤，都得不到任何回应。哈格里夫斯·豪厄尔中尉后来回忆说：

　　“我们逐渐明白，对方并没有打算救我们，而是想要让我们在海水中溺亡!”

　　汉密尔顿是皇家苏格兰团第二营的军官，他也证实了这一悲剧：

　　“日本人用防水油布包着的木条封住船舱，并用绳子捆住。我们被困在舱内，长达24小时，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光亮。”

　　更糟糕的是，随着里斯本丸号的船体不断进水，船内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一些战俘开始出现窒息和昏厥。詹姆斯·麦克哈格·米勒描述了他们的绝望：

　　“我们现在处于绝望了，我们的船就像一个漂浮的弃物，载着一群濒临绝境的人。”

　　事实上，大部分日军已经被附近的友军船只救走，只剩下少数看守战俘的士兵。显然，日军不打算让任何一个战俘存活。

　　在里斯本丸号的最后时刻，船上的情况变得愈发危急。英军战俘们抛弃了最后的幻想，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逃生行动。斯图尔特上校带领着一支小队试图打开口子，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找到一条生路。

　　在战俘中，有人藏匿了一把刀子，这把刀子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体力最好的豪威尔中校手持小刀，割开了堵住舱门的木条和防水布，为战俘们打开一个小小的逃生口。

　　可很快，和田英男就发现了这个口子。他立即下令开火，波特中校不幸中枪被打死，汉密尔顿也受了伤。随后，和田英男强迫战俘们回到即将沉没的船舱中，但许多人知道，回去就意味着死亡。

　　在作为底舱的3号舱里，海水已经淹到了腰际。面对绝望，数百名英军战俘选择用歌声来迎接死亡。他们齐声高唱家乡的歌曲《到蒂珀雷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用这最后的旋律，表达对生命的眷恋和对家乡的思念。

　　在求生意志的驱使下，1号舱和2号舱的英军俘虏们还是拼死打开了求生之路。一名不知姓名的中尉带着几个俘虏拼命向日军冲去，打破了敌人的封锁。在混战中，和田英男少尉被一名英军战俘所制服，最终在一阵混乱的拳打脚踢中倒下。

　　这突如其来的反抗让日军惊慌失措，一些士兵甚至在恐慌中丢下武器，跳入海中逃生。这场搏斗虽短暂，却为其他战俘争取到了宝贵的几分钟。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许多战俘跳入大海，拼命向远方游去，希望能找到一条生路。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战俘不幸被射杀，有些在被捞起后扔进螺旋桨中绞死。那一天，海面上漂浮着英军战俘的遗体，海水被鲜血染红。据统计，有800多名战俘在这场悲剧中失去了生命。

　　对那段历史，幸存者丹尼斯·莫里给出了评价：“战时和战后都没有任何正义可言。”在那时，许多战俘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以为自己无法生还。

　　就在日军肆虐屠杀之际，青浜岛、庙子湖岛以及周边各岛的中国人发现了这桩惨案。出于本能的善意和对生命的尊重，他们毫不犹豫地驾着渔船，冲向了那些在波涛中挣扎的灵魂。他们穿梭在海浪中，将他们找到的落水英军战俘一一救起。

　　青浜岛上的赵筱如、唐品根、翁阿川、唐如良、许毓嵩等5人联合了岛上所有的渔户，共出动了30艘渔船，救起了近300名战俘。同样，庙子湖岛上的沈万寿、吴其生、吕德仁、沈元兴、沈阿明也动员了16艘渔船，救起100多名战俘。

　　据事后统计，共有384名英军战俘得到了中国渔民的救助，他们不仅被救上小岛，还得到了干净的食物和饮水。这些战俘们被渔民们的无私和大爱深深感动，许多人热泪盈眶，将这些渔民称为自己的“救世主”。

　　但是英军俘虏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日军的大搜捕很快就开始了。10月3日，佐藤庆藏大佐下令对周边岛屿进行狂轰滥炸，随后派出军舰和士兵对周边岛屿进行大搜捕。为了不牵连渔民，许多战俘挺身而出，自愿被日军带走。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国渔民并未放弃。赵筱如、唐品根、唐如良、许毓嵩等人紧急商议，决定将伊文斯、詹姆斯顿、法伦斯3名战俘藏匿于海边悬崖下的小山洞中，然后伺机送往后方。

　　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日军的巡逻舰艇一直在附近海域巡逻，使得转送工作变得异常困难。渔民们想尽一切办法，最终将这3名战俘藏入一条小舢板内，并成功将他们送往葫芦岛。

　　在葫芦岛，这3名战俘得到了必要的治疗和护理。之后，在地方抗日武装的帮助下，他们被一路护送，最终安全抵达了重庆。

　　在残酷的战争中，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幸运的结局。与那3名得到救援的英军战俘相比，其他幸存者面临的命运是严酷的。他们被送往日本，被迫在集中营中劳作，一年之内有100余人被折磨致死，后来又有130人相继死亡。

　　在最初上船的1816名俘虏中，只有724人活到了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那一天。

　　而在战争结束后，日军试图通过记者会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宣称他们对落水的英国官兵展现了仁慈和善良，体现了日军的人道主义。但谎言总有被戳破的一天，虚假宣传终究掩盖不了真相。在重庆，那3名曾经被渔民救助的英军战俘勇敢地站出来，揭穿了日军的谎言。

　　由于这次屠杀事件性质恶劣，1946年，随着审判的进行，人们重新审视里斯本丸号的悲剧。船长经田茂试图为自己辩解，他声称自己曾为战俘求情，并将责任推给了已故的和田英男少尉。因此，他仅仅被判处了7年有期徒刑。

　　时至今日，对于里斯本丸号的故事，日本政府一直保持沉默，仿佛这段历史从未发生过。同时，日本右翼分子们正试图塑造一个完全不同的叙事，宣扬他们所谓的“善良”形象，但这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然而，历史不会忘记这场大屠杀，也不会忘记积极救援落水者的中国渔民们。战后，这些曾经得到救助的战俘们，多次回到岛上，看望他们的救命恩人。英国政府也专门拨款酬谢了当年参与施救的中国渔民。但这些渔民们并没有接受这份回报，如当年发起救助行动的沈万寿就明确表示：“不接受赠款。”在中国渔民们的眼里，救死扶伤天经地义，是出于人道和良知，而非为了得到回报。

　　多年之后，电影人方励在浙江省东极岛拍摄电影《后会无期》时，从舟山渔民口中第一次听闻“里斯本丸营救事件”，深受震撼，无法释怀。方励觉得，“应该去把这段历史抢救打捞出来”，他说：

　　“我们不单单是要完成一部电影，我们是要一起守护一段历史，这段历史被淹没了82年，也被日本军方否认了82年，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家门口，我们的先辈就是这段历史的目击证人，是参与者，是救助者，这件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来做!”

 

　　参考文献：

　　《日本邮船战时战史》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 1971年《舟山市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