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军战俘营：不应遗忘的罪恶
来源：文汇报 作者：郑蔚   2017-09-08 09:34:59

　　导读： 虽然日军没有来得及实施最后的屠杀，但长期的战俘营生活，对战俘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一名长期被日军关禁闭的战俘，被解救回国后，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旅馆里开枪自杀了。美军少将摩尔回国后，在62岁时也自杀了。即使是温莱特将军也因当初做出投降决定，深感有愧于在“巴丹死亡行军”中死去的官兵而一直自责。即使美国政府和人民给了他英雄一般的评介和礼遇，他依然难以自拔。

1945年9月2日,二战盟军受降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前排左一为美军温莱特中将。(资料照片)

　　72年前的9月2日上午，二战盟军受降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

　　次日，这些照片传遍了全世界，成为二战最经典的历史瞬间：在中国政府代表徐永昌将军等同盟国主要交战国代表的注视下，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以及日军大本营在降书上签字;远东盟军最高联合司令麦克阿瑟代表盟军签字;然后，美、中、英、苏、澳、加、法、荷、新西兰等国代表逐一签字。

　　“你知道站在麦克阿瑟身后的两位军人是谁吗?”日前，在就中国抗战史采访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汤重南先生时，他问记者，“他俩是二战中美军和英军所有被俘军人中军衔最高的军官，在参加受降仪式前不久刚从吉林辽源的战俘营中被解救出来。”汤重南说。

　　我们曾高度关注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全面抗战和局部抗战，却尚未深入关注过“战俘”这个特殊战场。但无可否认的是，有战争就会有战俘。

　　沈阳大学教授杨竞指出，“战俘营”这个特殊战场不可忽略，二战中日军残暴虐待战俘是其战争犯罪的主要罪行之一。导致大量盟军战俘死亡的“巴丹死亡行军”和“泰缅死亡铁路”，被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与“南京大屠杀”并列的日军在亚洲犯下的三大暴行，均与日军残酷虐待与杀戮战俘有关。

　　更何况，它说明中国土地上不仅有值得讲述的“中国故事”，还有不可忘却的“世界故事”。它还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营救队员跳伞而下，却成了“最后的战俘”

　　“严防日军在投降前杀害盟军战俘，尽快解救盟军被俘高级军官，这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美军当局作出的重要决定，”沈阳大学教授杨竞告诉记者，“因此，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不足24小时，在中国境内的很多日军尚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日本关东军仍在与苏军作战的情况下，美军专为解救关押在沈阳的战俘派出的‘北美红雀行动小组’，就已经乘坐B-24型轰炸机从西安飞临‘奉天’(今沈阳)　上空。因为找不到可以降落的机场，6名营救队员勇敢地跳伞而下。”

　　说他们勇敢并非夸张，营救队员刚刚跳伞，就有一架日军零式战机直扑过来，似乎要与B-24同归于尽，美军机飞行员立即拉高飞机，躲过一劫。

　　营救队员开伞落地后，很快就被日军巡逻队包围。来自美国战略情报处的霍尔 雷斯下士会讲中、法、德、俄等多种语言，在交涉过程中，他告诉日兵，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了。但日兵回答说，我们没有听说投降的事。于是，营救队员成了他们的“俘虏”，被蒙上眼睛送到了沈阳城内的日本宪兵司令部。直到下午2点，一名日军大佐给他们送来了清酒和威士忌，说“从广播中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但还没有接到来自东京的命令”，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被释放了，成了“在对日本战争中，最后一个被抓，但是第一个被释放的战俘”。

　　当时沈阳关押盟军战俘的战俘营叫“奉天俘虏收容所”，美军营救队的到来宣告了战俘营的解放，但没有找到他们要营救的美军驻菲律宾最高指挥官乔纳森 温莱特中将和英军驻远东马来区司令阿瑟 帕西瓦尔中将等高级军官。被俘的日军奉天俘虏收容所指挥官松田大佐供认：16名高级战俘都在距离奉天东北方向190公里的西安县　(今吉林省辽源市)　北大营的“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二分所”。

　　即使是今天，无论是从沈阳还是长春，去辽源市都不是十分快捷，更何况72年前。西安县距长春　(那时叫“新京”)　约100公里，距沈阳约190公里;距中朝边境约200公里。如果从沈阳和长春坐火车去，都要先到四平，然后折向东而行。西安县就位于沈阳———长春———通化这三角地带的中心位置，杨竞教授将其归纳成“交通既方便，又不方便”。说它“方便”，是因为它在铁路干线附近，无论是从沈阳还是长春前往，都不太远;但实际上又并“不方便”，当时的西安县可谓伪满腹地，周围群山环抱，战俘营设在被当地百姓称为“北大营”的县城北山坡上，十分隐秘。日军的算盘是，即使“奉天”和“新京”都被盟军占领，还可以押着这些盟军高级军官撤往当时的日本殖民地朝鲜，作为与盟军讨价还价的人质。

　　辽源市侵华日军辽源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馆长王永刚告诉记者，那年8月　18日，一早出发的营救队在奉天火车站等了8小时，下午2点终于发车，晚上9点才抵达四平。再换车前往西安县，次日凌晨3点才到达西安县城。

　　“19日早晨8点，拉马尔少校和雷斯下士来到看守所长丸井中尉的办公室。几分钟后，身高1.8米、体重却不足45公斤的瘦骨嶙峋的温莱特中将出现在门口。雷斯邀请他进屋坐下，然后告诉他：‘日本已经投降，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王永刚说，“雷斯后来在回忆中说道，温莱特中将‘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稻草人’。但营救队飞行上千里，要营救的主要对象：温莱特、帕西瓦尔、荷兰属东印度军队司令塔 普尔顿中将，以及包括英国驻香港总督杨慕琦爵士在内的5位总督等高级战俘，他们都还活着，这是一次出色的营救。”
 

　　从将军到士兵，人人都被日军毒打虐待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到菲律宾时，最初并没有引起美军远东司令麦克阿瑟足够的警觉，这也许是他内心对日本人的过分鄙视令他大意轻敌。但日军并没有轻视他，次日一早就有27架日军轰炸机飞临马尼拉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据说基地上还有美军以为是自家的机群而向其招手欢呼，不料数百枚炸弹带着死神呼啸而下，将美军的17架B-17轰炸机、53架P40战机和其他30架飞机全部炸毁，当场死伤250余人。麦克阿瑟的空军就此失去战斗力，美国海军和陆军痛失空中掩护。

　　日军如野兽一般涌来，美菲联军很快退守巴丹半岛苦战。日军扬言要“活捉麦克阿瑟”，罗斯福总统于是下令，要麦克阿瑟前往澳大利亚，担任西南太平洋地区美军司令。3月10日，麦克阿瑟经棉兰老岛飞往澳大利亚。10天后，温莱特被任命为驻菲律宾盟军部队指挥官，提升为战时中将。

　　此后的战事愈加惨烈。守卫巴丹半岛的美军弹尽粮绝、伤亡惨重，4月8日晚，前线指挥官爱德华 金少将不得不向日军投降。又在27个昼夜不停的狂轰滥炸后，5月5日，日军在美军最后的阵地科雷希多岛登陆，并进攻到了离美军最后的指挥部马林塔隧道1英里的地方。次日，在日军“再不投降将对隧道内的伤病员、医护人员及难民格杀勿论”的威胁下，温莱特中将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然后不得已投降了。狂妄的日军曾扬言“50天内占领菲律宾”，实际上被迫苦战了5个月。

　　杨竞说，这是美、菲两国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投降，超过6万名菲律宾军人和1万名美军士兵被俘。之后就是人类战争史上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大约有1.5万名俘虏在100多公里的押往战俘营的路途中因饥饿缺水、积劳成疾、毒打、刺杀和枪击死亡。幸存的战俘中，有相当部分后来辗转押送到“奉天俘虏收容所”。在“奉天俘虏收容所”幸存的美军战俘罗伯特 布朗回忆说，“在死亡行军途中，我亲眼看到日本人把两名战俘的头砍掉，还强迫我们观看。”

　　随着太平洋战场态势的变化，温莱特等高级将领被羁押的地点也多次变化。1942年6月9日，温莱特将军被押送到马尼拉以北约130多公里处的塔尔拉克战俘营;8月11日，日军将那里所有军官战俘用船只转运到台湾花莲战俘营。杨竞指出，关押地点变化的原因，是美军在当年6月和8月先后取得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两场海战的大胜，日方海军损失了4艘航母等大型舰只和1100多架飞机，日军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寄希望于其已经殖民统治了几十年的台湾，而美军则由战略防守转入战略进攻。

　　在长达25年的盟军战俘研究中，杨竞教授访谈了他能找到几乎所有的盟军战俘的幸存者或他们的后人及亲朋好友。“在台湾，战俘面对的不仅是食不果腹、缺医少药和凶残的虐待，更难忍受的是完全丧失了尊严。日军规定，不论军衔高低，战俘如果不戴帽子，必须向所有的日军官兵鞠躬;如果戴着帽子，必须行举手礼。温莱特中将第一次鞠躬的对象竟然是一名日军中士。还有一次，一名日兵突然在他脸上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一边歇斯底里地叫着‘为在美国的日本人’，一边连续重击将他打倒在地。边上几名美国军官试图过来救助他，被他连忙制止：‘别过来，他会对你们开枪的!’而港督杨慕琦是文职人员，平时没有行军礼的习惯，有一次见到日本军官没有敬礼，日军官立即拔出军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恐吓威胁。”杨竞说。

　　“有军官没有被日本兵打过吗?”记者问。“没有，所有的盟军军官和文职人员都被毒打过，温莱特将军的耳朵被日兵多次暴打后近乎失聪。”
 

　　虐杀和反抗，黑暗中依然闪亮的人性光芒

　　1943年，是太平洋战场的大转折之年，盟军开始一定规模的局部反攻。12月1日，中英美公布　《开罗宣言》，宣布把日本掠夺的中国所有领土，包括清朝时割让的台湾、澎湖列岛都归还中国。这无论从军事上，还是国际法意义上，对企图盘踞台湾顽抗的日军都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

　　1944年，日军大势已去。是年10月　5日，14名高军阶战俘再度转移，经日本九州到朝鲜釜山，改乘火车抵达当时的伪满洲国。11月5日，259名校级军官战俘被转押到位于郑家屯(今双辽市)　的“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一分所”。12月1日，温莱特等16名高级将领被押送至位于西安县的“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二分所”。

　　中国冬天的严寒，让原来驻守热带地区的美军战俘觉得格外寒冷。“奉天俘虏收容所”的美军战俘留下的很多漫画，都对战俘营的饥饿、寒冷、虐待和毒打进行了记录。

　　英军罗伯特 皮蒂少校也是“奉天俘虏收容所”的幸存者，他在被关押的3年多时间里，悄悄写下了详尽的日记。被解救后，他在“以战俘身份在满洲期间的情况的报告”中写道：

　　“殴打：殴打的事情如此经常发生，以至于不会有谁再会把它当作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予以记载。如果有谁被怀疑到、或者是被逮到违反战俘营的规定，那么他就会被讯问，为的是要找出还有其他什么人与此有关。如果同一问题问过几轮还是同一个答案，那么用拳头或鞋底子掌嘴便是最常见的开场。

　　日本人就是彻头彻尾的说谎者，他们不相信别人会愿意说出真相：因此，(按照他们的思路)　第一次讯问得到的说法一定满是谎言，真话必须通过使用疲劳讯问的手段才能得到。如果他们已经穷尽了方法，而交代的内容依然不变，那么他们会认为这是实话。”

　　残暴统治下的战俘营，出现了大量的死亡。幸存的美军战俘塔沃里说：“初到奉天第一年的冬天，战俘大量死亡。由于天寒地冻无法挖掘，大量死亡战俘的尸体无法掩埋，只得堆放在库房里。1943年3月寒冷的初春，我们一天就掩埋了176具尸体，那些已经冻硬了的战友，让他们安息在满族人的古老家园，这些战友们大都是在我们到达后90天的时间里死去的……到冬天结束时，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05人，占所有在押美军战俘人数的17%以上。”

　　而日军之所以将美军战俘中的技术人才集中到“奉天俘虏收容所”，还有他们的如意算盘。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就说过：“在日本，我们对待战俘有自己的观念，在待遇上自然也与欧美有所不同;应充分利用他们的劳动力和技术来增强我国的生产，并应该努力使其有助于大东亚战争的实行，而不使任何人力浪费。”言下之意，战俘也是其“以战养战”的人力资源。

　　对日军的残暴和压榨，盟军战俘从未放弃反抗。战前，日本人的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从美国进口了89台最先进的车床，尚未安装，“珍珠港事件”就爆发了，于是日军逼迫盟军战俘中的技术人员为他们组装这批车床。因为安装机床要挖坑，再浇筑水泥基座，战俘就乘监视的日本兵不注意，将整台机床悄悄扔进深坑，然后赶紧浇筑水泥，不知不觉中就少了一台车床。战俘还将钻头、轴片、磨花钻……所有能找到的都扔进了混凝土里。温莱特将军听说此事后，不无自豪地对人说：“就在我们的士兵劳役的日本人的工厂，那里的地下埋着世界上最多数量的钳子、扳子和各种工具……那是我们的士兵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以日军战俘的身份给予日本人的有力回应。”

　　当日本败象已露时，日军还以改善待遇为诱饵，威逼温莱特、帕西瓦尔等将军给本国政府首脑写信，说什么“日军是不可战胜的”，为盟军的高级将军所拒绝。
 

　　活着回家，终于战胜反人类反人性的罪恶

　　尽管日军对战俘营进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但自跨进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穷途末路的气息愈发浓重了。

　　元旦这天，美军一等兵劳埃德 凯利和荷属东印度军队的二等兵卡罗兹给温莱特将军送来一把躺椅，这是用一张旧的行军床改制的。椅面由帆布制成，两边还有扶手，右侧还有一个可以放茶杯的搁板。周到的设计让温莱特将军觉得格外温暖。更重要的是还有一张贺年卡，上面写着：“1945年　10月，活着回家”。温莱特将军很喜欢这张贺卡，却被日军晚上查房时发现了。所长丸井曾在美国留学，精通英文的他立即暴跳如雷：“这是对大日本帝国战争成果的攻击!”

　　幸亏这两位小伙子机灵，说是“为了戏弄一下将军”，才躲过一劫。

　　但历史的进程，与这“戏弄”不谋而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

　　早在1944年8月1日，日军有关当局就下达了　《处置暴动密令》，其中说道：“(A)　依据当时具体情况，可采取各个击破式、集团镇压式或其他可行的办法，施以群体轰炸、施放毒气或毒物、溺杀或斩首等任何手段。(B)　无论任何情况下，宗旨是决不允许任何一人逃跑，全部镇压，不留任何证据。”

　　虽然日军没有来得及实施最后的屠杀，但长期的战俘营生活，对战俘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一名长期被日军关禁闭的战俘，被解救回国后，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旅馆里开枪自杀了。美军少将摩尔回国后，在62岁时也自杀了。即使是温莱特将军也因当初做出投降决定，深感有愧于在“巴丹死亡行军”中死去的官兵而一直自责。即使美国政府和人民给了他英雄一般的评介和礼遇，他依然难以自拔。

　　杨竞教授说，根据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官方统计数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被德国俘虏的盟军战俘在押期间的死亡率为1.2%。较低的死亡率主要是因为德国签署并承认《日内瓦公约》，同时也因为这些德国人的战俘主要是在战争后期被俘的，平均在押时间为0.95年。而在太平洋战区尤其是菲律宾战场的统计数据表明，战俘在被俘期间的死亡率高达近40%。如此之高的死亡率，主要原因是日本虽然签署了　《日内瓦公约》，但无意遵守，因此日本政府并未正式批准。“没有得到正式批准”，在二战中成为日军不遵守　《日内瓦公约》的堂皇理由。更何况，日本军国主义所推崇的武士道精神，使其对战争以及人性都怀有一种疯狂的态度，虐待和杀戮俘虏成了“皇军”的理所当然的权力和职责。

　　“对无助的受害者施以残暴的报复行为，表明日本自告别蛮荒时代以来所取得的任何进步都是浅薄的。我们正式告知日本军界、政界乃至日本人民，日本的民族未来完完全全地、不折不扣地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具有摒弃其原始野蛮本性的能力。”温莱特将军的这段话，在日本右翼势力依然美化当年的侵略战争、依然肆意抹杀和掩盖反人类、反人性的“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罪行的今天，仍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