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初期自由法国与英国的关系（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
来源：中国干部学习网　《法国研究》　作者：郭希宁   2018-04-16 15:16:24

　　自由法国在法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对二战后的法国具有重要影响。而二战初期自由法国的发展，则与英国密不可分。本文就二战初期自由法国与英国的关系作一大略考察，以便从一个侧面去认识自由法国的历史。

　　自由法国与英国的关系，是在二战初期法国大溃败后开始的。一九三九年欧洲大战爆发前夕，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军民直接抗击着亚洲战场上的日本法西斯军队。直到九月份英法两国不得不放弃绥靖政策而对德宣战，反法西斯的欧洲战场才终于形成。但此时纳粹德国羽翼已丰，非英法所能遏制。一九四零年五、六月间，法国百万大军被纳粹德国的闪击战一举击溃。英国远征军主力在敦刻尔克被逐下海。六月十六日，法国雷诺内阁倒台。主和派组成了以贝当元帅为首的新政府。六月二十日贝当政府向纳粹德国投降，六月二十二日向法西斯意大利投降。此时，英国面临纳粹德国渡海入侵的威胁，处境岌岌可危。大半个欧洲几乎都呻吟在纳粹的铁蹄下。美国尚未参战。苏联置身事外。但是，英国人民举国一致，决心继续对德、意法西斯作战;法国人民正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反法西斯力量在积极寻求抗战救国之道。自由法国与英国，就在这黑暗笼罩，曙光远未到来时，揭开了双边关系的第一页。

　　法兰西爱国者的优秀代表人物戴高乐早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后，就撰文著书，奔走呼号，努力唤起法国公众舆论警惕日益坐大的纳粹侵略势力。一九三四年五月，戴高乐发表《建立职业军》一书，卓有远见地提出建立精锐的机械化、装甲化部队，以抗衡日益强大的纳粹德国军事机器。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纳粹德国进军莱茵非武装区，英法政府竟未予以制裁。戴高乐当时曾主张法国应该采取迅猛突然的行动来对付纳粹德国。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六日，戴高乐在分送给大约八十位主要法国政治家的一份备忘录中，预见到纳粹军队将对法国进行闪击战，战争将会蔓延到全世界，呼吁政府放弃消极防御战略，实行以装甲部队为主要打击力量的积极防御战略。一九四零年六月四日(敦刻尔克撤退结束的次日)，戴高乐临危受命，被从前线第四装甲师师长岗位上召回，出任雷诺政府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他在任内短短十三天中，为挽救法国的败局，推动雷诺内阁抗战到底，竭尽了全力。当他得知主和派头子贝当组阁后，便当机立断，于六月十七日“只带着一颗不可征服的心”出亡英国。①六月十八日，他在英国电台上广播了著名的《告法国人民书》，第一个站出来号召法国人民反对投降，奋起抗战复国。在“六·一八讲话”中，戴高乐以其远见卓识指出，法国要从失败中复兴，首先必须得到英国的支持，以后还必须得到美国的支持，联合起来打一场世界性的战争，最后战胜法西斯轴心国家。在此之前，六月十七日晚，丘吉尔代表英国广播了一项声明，表示对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充满信心。六月十八日，他又在英国下院发表讲话，强调不论贝当新政府在投降的路上走得多远，英国都将和法国人民站在一起。

　　戴高乐和丘吉尔的这些讲话，表明了英法两国反法西斯力量共同对敌作战的信念，为稍后自由法国的建立及其与英国的初步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六月二十六日，戴高乐正式要求英国对即将成立的法国抗战组织提供政治和财政支持。六月二十八日，英国政府发表著名的声明，“承认戴高乐将军为集合在他周围支持盟国事业的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②这是英国对尚不成实体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初步承认。戴高乐立即依靠英国的支持，着手组织自由法国战斗部队。七月二十一日，自由法国军事力量开始直接投入了反法西斯战争。一九四零年八月七日，戴高乐和丘吉尔签署备忘录和协议，规定了自由法国军队的组织、在盟军中的地位和指挥原则，还规定英国政府将对自由法国军队提供装备，支付自由法国运动的全部经费。这份此后被称为一九四零年八月七日协议的文件，在自由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中非常重要。它是一九四一年九月法国民族委员会成立以前指导双方关系的基本文件。而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之后，其各项条款仍然生效，直到新的形势使其自然作废为止。

　　八月七日协议签订时，英国虽然在欧洲大陆作战受挫，但仍有单独对轴心国作战的实力。而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形同一个流亡小团体，兵少将寡，又无寸土厘金，前途未可预卜。这样极不相称的两方，竟然颇为急切地结成了盟友，原因何在?

　　就英国方面来说，把戴高乐及其微不足道的自由法国运动引为盟友，是大势所趋。英国当时孤军奋战，如能有誓死不降的法兰西民族的代表力量与之并肩作战，在政治上将是一种极大的支持，心理上将感受到巨大的鼓舞。因此贝当政府刚一投降，英国就怀着急切的心情争取法国统治集团中的高级人士，以协助建立一个抗战的法国政府。六月二十三日，英国政府发表两项声明，否认贝当政府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一个决心抗战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同日，英国政府还发表公报，表示愿意支持法国各海外领地高级军政人员抗战。结果，这些呼吁竟无人响应。六月二十五日，英国又派大臣赴摩洛哥，企图援救被贝当政府扣留在“马西里亚号”战舰上的抗战派高级政界人士，但未成功。于是，英国才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资望较浅的戴高乐。在此之前，英国首相丘吉尔不仅对戴高乐在雷诺内阁任内的表现已有深刻的印象，而且对他潜在的政治价值亦早有所识。他懂得，戴高乐并非亡命英国的光杆司令，而是“载着法国的光荣”来到英国的“应运而生的人”。③他代表着一种无形的强大力量，就是前述丘吉尔六月十七日声明中寄予厚望的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因此丘吉尔以其政治远见当机立断支持戴高乐和自由法国。当然，如果再等待、观望一段时间，或许会有比戴高乐资望更高的法国抗战派代表人物出现。但是情势紧迫，英国急于摆脱自己那种因法国溃败投降而在政治上心理上所处的孤立状况，尽早唤起法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争取法国在海外尚存的力量，从政治上削弱维希卖国政权的影响。因此，英国为了争取政治主动，与戴高乐及他领导下的自由法国结盟势在必行。两年后，戴高乐在与丘吉尔的一次会谈中，赞扬丘吉尔与自由法国结盟是“表现了伟大的远见”。④事实证明确是如此。

　　如果说英国在与自由法国结盟前还曾另有所图，那么对戴高乐和自由法国来说，一开始就必须争取和英国结成盟友。诚然，英法两国是殖民主义争夺中的老对手，一次大战后在对德关系问题上又曾有过利害冲突，戴高乐本人对英国也颇具成见。但在当时，欧洲大陆上对轴心国作战的所有国家都已被敌人占领，政府流亡英国;在欧洲战场，只有英国是唯一还在与轴心国实际作战的大国。自由法国只有得到英国的大力支持，才能求得生存发展。因此，和英国结盟，对自由法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虽然戴高乐事后只轻描淡写地说，“八月七日的协议对于自由法国有很大意义”，⑤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丘吉尔和英国的支持，他和自由法国什么都干不成。足见与英国结盟对自由法国的命运具有何等巨大的作用。

　　从一九四零年八月七日协议签订前后到一九四一年六月，自由法国与英国的关系，总的说来较为协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和北非战场最困难的这段时期，双方关系的主流是互相支持，共渡难关，坚持对轴心国家作战，但也不是没有曲折的。

　　一九四零年七月三日，英国海军对维希海军进行了预防性打击。事情发生后，维希政权发出反英叫嚣，纳粹德国乘机挑拨离间法英两国人民的关系。戴高乐本人虽然对这次不得已发生的事件十分不满，认为这是英国乘机削弱法国，但他能顾全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于七月八日发表演说，向法国人民说明英国采取行动的必要性，痛斥维希政权和纳粹德国。

　　一九四零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为了防止纳粹德国潜艇渗入维希政权控制下的法属西非沿岸，争取法属西非领地归向自由法国，戴高乐亲率自由法国和英国海陆联军远征法属西非的达喀尔要塞。但是，战役最终失利。这时不仅维希当局发出得意的喧嚣，英、美舆论对幼小的自由法国也毫不谅解，大加责难。戴高乐与自由法国在政治上处境十分尴尬。这时，丘吉尔于九月二十八日在下院就达喀尔战役发表演说，代表英国政府对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表示强有力的支持，于是英国议会和舆论界对自由法国的不满情绪很快平息下去。

　　一九四零年十月二十七日，经过自由法国人员的英勇斗争，法属赤道非洲和西非法国托管地喀麦隆等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的大片海外领地脱离维希政权归附自由法国。戴高乐及时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发表布拉柴维尔宣言，成立了维护、管理自由法国海外领地的“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虽然自由法国事前并未把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的打算通告英国政府，英国还是作出了积极反应。十二月二十四日，丘吉尔致函正式通知戴高乐，英国承认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的地位。随后英国政府就与这个委员会合作推进双边关系，并向其管辖下的自由法国海外领地派出了外交代表机构。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自由法国和英国达成财政、经济、货币协议，规定一切支付均由双方在伦敦结算。双方货币按照法国沦陷前夕通用的汇率兑换。在这个基础上，自由法国后来在伦敦设立了发行钞票的银行--“自由法国中央金库”。自由法国辽阔分散的海外属地实现了财政上的统一。自由法国对英国的独立性在英国的支持下得到了保障。

　　自由法国稍具实力后，即积极在北非、东非战场协同英军对轴心国作战。一九四零年底，虽然自由法国兵力有限，却迅速在赤道非洲组建一个编制完整的旅，在太平洋属地组建一个团，均派往中东和非洲战区，交给英国中东战区总司令指挥。同时，一支自由法国机械化部队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撒哈拉地区独自开辟一条战线，向利比亚南部的意大利军队进攻，以牵制北非的意军，配合英军的攻势。一九四一年一月，自由法国摩托化部队在北非参加了英军对意军的大规模进攻。到一九四一年四月，自由法国第一旅在东非战场协同英军作战，颇有战果，已俘敌四千余人。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自由法国第一师建立并调往埃及参战。能直接参战的自由法国军队这时虽然不多，但对辽阔战场上兵力极度紧张的英军仍然是重要的援助。

　　一九四零年六月至一九四一年六月间，自由法国与英国的关系在危难中建立、发展，成就甚多，自由法国方面尤其得益匪浅。但是双边关系中也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英国始终没有承认自由法国就是法国的代表，也没有承认自由法国的领导机构就是法国临时政府。确定双方关系的一九四零年八月七日协议，是由丘吉尔首相代表英国政府和作为个人的“自由法国人的领袖”戴高乐签订的。虽然戴高乐早在六月十九日就宣称，“我现在是代表法国说话”。⑥但丘吉尔和英国政府却认为，戴高乐其人的政治价值尚需观察，与维希法国这个庞然大物相比，自由法国未免过于弱小，“怎么也不能称作是另外一个有效的法国政府”。⑦

　　正由于维希政权存在，英国对自由法国的政治地位始终持谨慎微妙的保留态度。应该看到，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维希的阴影对英国来说并非虚幻，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这个卖国政权当时承袭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正统地位，以合法面目存在。所谓“法兰西国家元首”贝当元帅凭借昔日的威望，在因战败而元气大伤的军民中，还有一定的号召力。维希还控制着法国的“自由区”以及北非广大领地上的军事力量和资源。尤其使英国担忧的是，实力强大的法国舰队主力根据法德停战协定被冻结在土伦军港，随时可能落入德国手中。而当时德国为入侵英国制定的“海狮”计划，虽然在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二日最后推迟执行，但并未取消。维希政府如果听任德国攫取舰队，对于英国将会造成严重后果。现实的考虑促使英国在与维希政权的关系上留有余地，以防维希政府充当纳粹德国的帮凶对盟军作战。因此，虽然维希政权已在一九四零年七月五日与英国断交，英国却并未在一九四零年八月七日协议中把自由法国看成法国临时政权。在前述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承认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的公函中，英国政府就委婉而明确地表示，并不承认帝国防务委员会就是法国临时政府。在一九四零年十月二十四日维希政权公开宣布与纳粹德国合作前，英国还一直通过美国、加拿大驻维希使节对这个政权施加影响，并在马德里直接与维希当局谈判。英、美配合，软硬兼施，目的是迫使维希政权不要在媚德、助德的路上滑得太远。不过，英国虽然不承认自由法国足以代表法国，却并未背着自由法国去和维希谈判，也没有损害自由法国的利益去取悦这个政权。

　　自由法国与英国关系中的缺陷，不仅表明现实环境对双方关系的制约，而且还表明旧日的宿怨对这种关系仍具有深远影响。英法两国都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拥有遍布全球的殖民地，长期以来两国就是争夺殖民地的老对手。以丘吉尔和戴高乐为代表的这一代英法资产阶级军政要员，都有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思想。维护各自的殖民主义利益，是他们自奉的神圣职责。英国之所以不承认自由法国代表法国，从以后一系列事实看，确有便于自己染指法国殖民地之意。英国的意图，亦有蛛丝马迹可寻。一九四零年八月七日协议签署时，丘吉尔在致戴高乐的正式信函中冠冕堂皇地保证，在盟国胜利时将“设法充分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⑧但当天他就对英国的立场打了折扣，在另一封致戴高乐的密函中声明，“充分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一语，并不意味着英国对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疆域完整作出了保证。自由法国方面对英国的意图也早有疑虑。在谈判一九四零年八月七日协议时，戴高乐就担心英国染指法国殖民地，因而“坚持英国必须保证重新恢复法国本土和法兰西帝国的疆界”。⑨只是由于自由法国当时急待取得英国的支持，才不得不暂饮苦酒。一九四零年八月七日，戴高乐在答复丘吉尔密函的密信中，只能委婉地表示希望英国将来改变立场。

　　由于八月七日一纸协议并不能消除双方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宿怨，双边关系受到了影响。自由法国方面对英国的立场耿耿于怀，暗存戒心。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撒哈拉战线的自由法军机械化纵队攻克意军占据的利比亚东南部库夫拉绿洲地区。戴高乐明知库夫拉以前属于英国势力范围，却命令法军自己驻守，不得交给英军中东总司令管辖。因为此时他已开始梦想将来由英、法瓜分意属利比亚，认为自由法国据有库夫拉地区，届时可以迫使英国满足法国的领土要求。

　　一九四零年年底，自由法国担心维希控制下的东地中海区(包括叙利亚、黎巴嫩两个托管地)和吉布提落入英国之手，开始策划用自由法国部队控制这些地区。一九四一年四月自由法国制定了进占东地中海区的作战计划，同时要求英国坚决封锁吉布提，迫其归顺自由法国。但英国企图等待时机以便独自支配东地中海区和吉布提，当然不会支持法国的上述计划，一时双方的关系相当冷淡。一九四一年五月，东地中海区形势急剧恶化，该地维希当局公开和纳粹德国合作，对英国控制下的战略要地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构成严重威胁。这时英国才决定支持自由法国进军叙利亚和黎巴嫩，并完全封锁吉布提。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自由法国和英国组成的盟军终于开入叙利亚和黎巴嫩。但因双方各有打算，不久就在该地发生尖锐冲突。至此，自由法国和英国之间基本协调的关系便告结束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后，苏、美先后参战，英国终于摆脱了孤立处境，自由法国政治、军事地位亦逐步增强。但法、英双方的关系却趋于紧张，危机迭起。美国也开始成为影响法、英关系的重要因素。自由法国与英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纵观一九四零年六月至一九四一年六月自由法国与英国的关系，似有以下值得注意之处：

　　一、在二战初期的历史条件下，自由法国与英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国际政治意义。法国的大溃败震惊了全世界，人们为法国的命运担心，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前途担忧。此时自由法国站到英国一边共同作战，向全世界表明了法国人民决不屈服的精神，这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信心和决心是有力的鼓舞。

　　二、自由法国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对英国的直接支援虽很有限，但它从各方面打击德、意法西斯和维希政权，夺取维希控制下的战略要地和广大属地，迅速集聚法国的反法西斯力量，这在战略上对英国乃至整个反法西斯阵营都是很大的支援。对此应该给予充分的评价。

　　三、由于当时英、法两大殖民帝国尚未解体，所以影响双边关系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传统的英法矛盾，即争夺殖民利益的矛盾。尽管双方是反法西斯的盟友，但一遇适当时机，这种传统矛盾就会毒化合作的气氛，破坏盟友的团结。因此，对它在双方关系中所起的消极作用，决不可低估。

　　四、戴高乐和丘吉尔对自由法国与英国双边关系的建立、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站在坚定的反法西斯立场，从大处着眼指导双边关系，是值得称道的。当然，是二次大战的风云造就了这两个杰出人物。如果没有戴高乐或丘吉尔其人，“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⑩

　　注释：

　　①丘吉尔语，见[英]丘吉尔：《最光辉的时刻》(中译本)，商务北京1975年版，上部第二分册第337页。

　　②《英国政府发表的公报，1940年6月28日》，载[法]戴高乐：《召唤》(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76年版，下部(文件集)第283页。

　　③丘吉尔前引书第266、317页。

　　④《1942年6月10日丘吉尔先生与戴高乐将军的会谈记录》，载戴高乐前引书下部(文件集)第587页。

　　⑤戴高乐前引书上部第79页。

　　⑥《1940年6月19日戴高乐将军由伦敦广播的呼吁书》，载戴高乐前引书下部(文件集)第284页。

　　⑦丘吉尔前引书下部第四分册第754页。

　　⑧《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关于1940年8月7日的协议致戴高乐将军密函，1940年8月7日于伦敦》，载戴高乐前引书下部(文件集》第296页。

　　⑨戴高乐前引书上部第90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四卷5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