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时候,武汉爆发了一场印象深远的瘟疫。随着时间推移,疫情也从武汉一城,到全球爆发。纵观人类历史,这不是第一次遭受疫情的考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疫情之下,相比起天灾,更为可恨的是人祸。日军就曾在今天,制造了一场人为瘟疫。
1940年7月3日,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携带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菌和5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开赴华中战区宁波一带进行细菌战。日军将所携细菌投入蓄水区和居民区,造成宁波一带鼠疫等传染病流行。
与此同时,日军“七三一部队”另一支远征队在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配合下,携带130公斤的炭疽菌、副伤寒菌和鼠疫菌,到重庆以及浙赣铁路干线的金华、龙游、衢县、玉山、浦江进行细菌战。造成被污染地区传染病流行,大批居民死亡,更灭绝人性的是,日军为了传播瘟疫,还将注射有病菌的大饼分发给南京战俘营的3000名战俘食用,然后将战俘释放出狱。
和原子弹直接爆炸破坏形式相比,细菌战危害有灵活性、蔓延性、长期性和隐秘性。带菌老鼠和跳蚤可轻易投放,带疫物的活动繁殖又扩大破坏范围,制造更多带菌物种。而且细菌所引发的病痛不会马上消失,多伴随受害者一生,受害者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受到生不如死的折磨。
细菌战危害的不只是战争受害国,因为病毒细菌的传播能力,若疫情无法被控制它还会影响到全人类的生产生活。黑死病肆虐时期,杀死了欧洲1/3的人口,2500万人。而它的传播也离不开人祸,鞑靼人将黑死病病人的尸体抛入卡法城,打开了罪恶之门。每一次遗祸全球的疫情,离不开人祸的影响。黑死病如此,新冠病毒也是如此,若是当年侵华日军的细菌战传播开来,后果不堪设想。侵华日军的行径,丧心病狂,毫无人性。
他们丝毫没有考虑这种细菌战可能对中国,对周边国家,对世界造成的影响。第二种可能是,他们明知会有可能制造第二个黑死病时期的“欧洲”,仍然做出这样灭绝人性的行为。看看他们使用的细菌——鼠疫病菌,便是欧洲黑死病的致病菌种,我们可以确认日本帝国主义属于第二种可能。
出生在90、00后的这代人,没有经历战乱的苦难,我们与日本的关系也经历了多次破冰。中国人不会沉浸在过去的仇恨中,我们愿意接受东亚地区先进的技术与丰富的文化,但也不会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们从来不是生在一个和平年代,而是无数的先辈与同胞奋斗换来的国泰民安。不让细菌战在中国重演,不让类似“新冠”病毒的生化武器再被有心人利用,居安思危,这是每一位华夏同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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