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支大学生志愿者团队,沿着浙赣铁路寻访烂脚老人,在宁波重核鼠疫感染人数,从山东到河北追溯霍乱疫情,45次辗转山林和田间,采访了千余名细菌战幸存者和难以计数的见证人,留下近万张照片和百万字口述历史……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山东大学,共900余人次,近10年努力,只为重现70年前的残酷真相,毋忘给中国平民带来巨大创伤的国耻。
金华地区 1942年 皮肤炭疽、鼻疽
在2013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导演论坛延展单元”上,浙江73岁老人姜春根吸引着世界目光。画面中,他时而蹒跚地走在田埂里,双脚不断地渗出血水、招引蝇虫,时而孤独地坐在土坯房外,双手颤抖地消毒伤口、更换纱布。影片的助理摄像、原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成员骆洲告诉记者,姜春根只是调查会在浙江采访到的616名烂脚老人之一。
2004年至2011年,宁波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调查会的成员先后辗转浙江30个乡镇,寻访烂脚老人、记录口述历史、整理烂脚村分布资料,最终汇成《烂脚病受害者名单统计》和百万字的笔录。调查会指导老师、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评价这项成果“独一无二,弥补了目前细菌战受害调查的空白”。
1942年5月至9月,为报复4月18日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首次轰炸,日军在浙江、江西境内发动作战,沿浙赣铁路破坏机场、拆毁铁轨,同时下达“生物焦土”命令,从空中、地面撒播大量细菌。在日军撤离后的几星期内,很多村民的腿部出现大面积溃烂。据1949年12月伯力审判后公开出版的《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记录,日军731部队细菌生产班班长供述,1942年他曾准备了130公斤炭疽菌,交给南下攻击部队使用。
宁波 1940年 鼠疫
开明街、中山东路是宁波最繁华的地带之一,街口一方通体黑色的三角锥形石碑显得格外静默。
“1940年10月27日下午2时许,侵华日军飞机窜入宁波市区,空投染有鼠疫杆菌的疫蚤和麦粒、粟米、面粉。两日后,开明街以东、中山东路以南、太平巷以西、开明巷以北5000余平方米域内爆发鼠疫,市民惨死有名可稽者111人,12户死绝。”碑身上中、英、日三语铭刻的碑文,与弹坑和杆菌状浮雕一起,无声地诉说脚下这方土地曾遭受的苦难、恐惧和绝望,这里是侵华日军宁波鼠疫细菌战遗址。
2011年10月,日本细菌战民间研究者奈须重雄向媒体公布了他花费8年时间发现的原731部队军医金子顺一的博士论文集,其中《鼠疫跳蚤杀伤效果略算法》一文显示,“731部队在宁波播撒了2公斤感染鼠疫菌的跳蚤,第一次感染死亡者104人,第二次感染死亡者1450人。”
调查会成员利用假期走访宁波多个村镇,犹如大海捞针般对鼠疫展开调查。“鼠疫是烈性传染病,发病后短时间内就会死去,幸存可能性很小,由于年代久远,外逃者更是难以追踪。”调查会成员季雪婵无奈地说。
鲁西地区 1943年 霍乱
909名老人访谈、182万字口述历史,今年夏天,一套由山东大学师生编撰的《卫河流域霍乱流行口述史》(暂拟)即将出版,这是目前国内对1943年山东、河北、河南霍乱疫情最大规模的记录。
1943年夏季,鲁西地区大旱。当年8月,一场大雨使境内的卫河、漳河等河流水位暴涨。这时,驻守日军将卫河河堤掘溃,洪水淹没了村庄和农田。令人恐惧的是,洪水所到之处,霍乱横行,许多村庄一夜之间就死亡上百人。据保守统计,这场灾难造成山东、河北、河南至少22万平民死亡。
2000年以来,山东临沂市抗日战争史研究者崔维志着手研究,将中央档案馆所藏日军有关部队人员的相关供述整理成文发表,这场史上造成平民伤亡人数最多的细菌战浮出水面。
调查证明了两个关键事实:首先,根据大量亲历者回忆,基本判断1943年在卫河流域发生过一场病患数量极大的霍乱。其次,约10个县范围的霍乱是在同一时期内流行。
王选强调,鲁西细菌战调查的最终目的,是真实地反映这段历史,“希望更多的人至少会去想一想,关于那段历史,我们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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