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开始,就大规模从事生物战细菌战化学战研究,最臭名昭著的是由石井四郎领导的“731部队”。其实除了“731部队”,日军在中国许多地方驻扎了生化部队,比如在长春的关东军100部队、驻北京的1855部队、驻南京的1644部队、驻广州的8604部队以及在东京的大本营陆军军医学校细菌武器研究室。他们把数千名日本最好的医生和生物化学专家集中起来,用中国平民和士兵活体进行惨无人道的生化试验,研究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生化武器。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当年7月27日,日本天皇签署命令,派遣“第一毒化武器试验营”到中国,分派到陆军各部队。第二天日本参谋本部就下达了允许侵华日军在中国使用毒化武器的命令。1940年6月日军占领宜昌之后,就在宜昌设立毒化武器装配厂,驻扎有化学武器小队并配备有糜烂性、刺激性和窒息性毒剂的毒化弹药。
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着一份由日本习志野军事学院在1942年编撰的日文资料《支那事变中化学战例证集》。这份长达70页的文件选择汇集了1937年8月到1942年10月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进行“实地测试”毒化武器56例,其中包括1938年5月至7月间在山西汾河一带使用毒气,以及在1938年武汉会战中使用“红弹”和“黄弹”。
据战后美国研究人员估计,日军在中国的14年间,超过2000次使用了毒化武器,覆盖14个省份。中国学者纪学仁在《化学战史》一书中得出结论:在1937年至1945年之间,侵华日军使用毒化武器2091次,造成8万中国军民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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