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深处：二战日军中国慰安妇影像实录
来源： 搜狐   2015-08-05 10:50:41

　　日军占领海南岛后，无数海南妇女遭日军强奸，甚至被毫无人性地奸杀。人类战争史上最肮脏、最无耻的军妓制度，也在海南岛日军部队中普遍实行。海南各地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的年轻妇女，与从韩国、朝鲜、菲律宾、日本诱骗而来的妇女一样，在遍及海南各地的日军驻地慰安所里惨遭蹂躏。

　　 图文选自陈庆港著《历史的深处：二战日军中国慰安妇影像实录》（中国摄影出版社），全书收录40多位老人的口述经历，本图集是授权摘选。

　　陈亚扁。出生于1927年12月，海南省陵水县人。1942年春被日军抓进军营，遭蹂躏，3个月后被押往崖县藤桥慰安所，成为慰安妇，直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1957年12月，30岁的亚扁嫁给了一个叫卓亚黑的原国民党士兵。据说卓亚黑很丑,因为一直娶不到媳妇,所以只好要了亚扁。陈亚扁前后曾经怀过9个孩子, 前8个孩子都没能活下来。由于有过慰安妇的经历,亚扁阿婆一直感到愧对亲人。

　　黄有良，1927年出生，海南陵水县人。15岁起，屡遭日军强暴。1942年被日军抓进藤桥兵营，被迫充当慰安妇达4年之久。据她回忆，被抓来的妇女都关在一个大房间里，房间里有床、有被、有席子、有蚊帐，门口有哨兵。哨兵不准她们随便走动。白天做杂工，扫地、洗衣服，夜间陪日本兵睡觉。

　　黄有良曾靠父亲设计的计谋逃出慰安所：“1944年6月的一天,我们村里的村民黄文昌来到了藤桥日军营部找我告知我父亲死了的消息。我忍不住号啕大哭，我们去求日军军官放我回家给父亲送葬。他们最终同意了。我半夜回到家看见父亲好好的在家里。原来这是父亲和黄文昌为了帮我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用的一计。父亲和黄文昌在村边的荒坡上堆了一个假坟。然后,我们一家就连夜逃到外乡了。”图为走在暮色中的黄有良。

　　杨阿布，1922年出生，海南保亭县保城人。1940年春起遭日军多次强奸并怀孕,1941年10月生下一男婴，后夭折。1942年成为慰安妇，1945年日军投降后回家。杨阿布的身体因遭受过严重摧残,一直有病。图为躺在床上的杨阿布。

　　杨阿布在床上放着一把刀，还有一块磨刀石，每天入睡前,她都要反复磨上很长时间的刀，然后握着刀睡去。她说每天晚上都有日本兵来追她，没有刀，她害怕。

　　李秀梅（图最右）1926年出生，山西盂县西烟镇人，15岁时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因不堪忍受长期的性虐待而反抗，被日军殴打致残，后被家人赎回。据她回忆：“晚饭以后，出去扫荡的日军回到了据点，听说有漂亮的花姑娘，他们就都往我们住的房子里跑。屋子里没有灯，黑得厉害。听见日本兵的脚步声，我们都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往一起挤。”

　　李秀梅的头上有一个深深的伤口，那是当年日本兵打她时留下的。李秀梅的身体 上还有许多处伤痕，她说这些伤痕至今还在疼。

　　当年侵华日军给士兵配发的专用安全套。侵华日军曾把男用安全套和预防性病药 膏作为日军士兵的一种装备，专门配发给派驻进攻中国各地的每个日军士兵，这种做法在中外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当年的日军专用安全套，是用牛皮纸小袋包装的, 上面印有“突击一番”的字样。此为南京抗日民间史料陈列馆陈列的实物原件。

　　蒲阿白，生于1915年，海南省三亚市人。1941年成为日军慰安妇，直到日军投降。在做慰安妇期间怀孕，生下一女，但女儿早逝。她回忆到：“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每天晚上有日本兵来。就是在这里，我怀上孩子了。?日本人投降后，我回到了村里。?日本人投降4个月后，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她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图为在墓地里抚摸着孩子坟墓的蒲阿白。

　　林爱兰，生于1925年，海南临高县人。18岁时成为日军慰安妇，因不堪蹂躏，曾逃回家中，后日军将其抓回，并将其母亲杀死。日军投降后，改名流落他乡。林爱兰有个16岁的女儿林宝香，她不是林爱兰亲生的。林宝香是16年前林爱兰在乡医院里抱来的。林爱兰自己不能生育孩子。图为林爱兰和女儿林宝香。

　　陈金玉，生于1925年，海南省保亭县人。1941年被日军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 1945年6月逃出日军营地，藏身于荒野，直到日军投降。她回忆说：“进了‘战地后勤服务队’后，我就被安排去抓烟草虫。当时天天都有日军监工在监视着我们。在我当了服务队队员后的第七天，我和其他姐妹正在吃午饭，日本兵来到了我们住的工棚，叽里呱啦说了一阵子后，翻译就对我说，皇军叫你现在去他的房间，有事找你。当时我非常害怕，但又不敢不去，就跟着他们去。”

　　蔡美娥，生于1927年，海南琼海龙江镇人。1941年，她14岁时被日军抓进据点，关在炮楼里充当慰安妇。当时与蔡美娥一同被关在炮楼充当慰安妇的共有5名当地女性。

　　卓天妹，生于1924年，海南省陵水县祖关镇人。18岁时被日军抓走，关押于祖关军部，充当日军慰安妇达3年时间。她描述说：“被关在这里的其他姑娘都和我一样，她们也是附近各村被抓来的，年龄都在十七八岁到二十四五岁左右，其中有几个是黎族姑娘，有3个是汉族妇女。我当时18岁，长得又漂亮，因此天天都要遭到很多日本兵的欺负。”

　　邓玉民，生于1926年，海南省保亭县响水镇什齐村人。16岁时遭日军强奸，后被迫成为日军慰安妇，直至日军投降。她说：“劳工里还有其他几个姑娘，日军监工看我们几个年轻姑娘长得好看，就指着我们对翻译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当天傍晚，我和几个姐妹就被翻译叫了过去，要我们搬到粮食仓库那边去住，工作是筛米和装袋。”

　　当年侵华日军配发给士兵的预防性病药膏，药膏包装盒上注明“星秘膏”，由纸盒做包装，正面注明由“陆军卫生材料厂“和“陆军需品厂”生产，背面还写有管状药膏的具体“使用方法”。此为南京抗日民间史料陈列馆陈列的实物原件。

　　林亚金，生于1926年，海南保亭县南林乡什号村人。1943年10月被日军抓走，在日军多个据点间辗转充当慰安妇。她忆起当年：“一个多月后，我生病了，皮肤发黄，浑身浮肿。伪军中队长见我可怜，就向日军求情，说我生了病，家中母亲也眼看着快要死了，就让她回家探望一下， 顺便也好看医生吃药治疗自己的病。日军见我一副焦黄的样子，也没有了兴趣，这才同意放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