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裔慰安妇的中国余生
来源：南方周末    2015-08-06 15:00:53

　　2012年9月8日，毛银梅坐在家中。（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编者按：2012年夏，韩日“独岛”争端持续升级，并扩散至“慰安妇”问题。当韩国就此加紧对日诉讼并将提交联合国大会时，一群战时流落邻邦中国的韩裔慰安妇还在延续半个多世纪来的孤独，她们故土难返，乡音尽忘，在沉默中走向生命和记忆的终点。

　　中韩都是受日军性犯罪之害最严重的国家。近年来，韩国在“慰安妇”诉讼上步伐之大，态度之坚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其他亚洲国家的参照。

　　在异国，她们曾因为身世被劳教，甚至因为不能生育挨丈夫打。多年以后，很多人连母语都不会说了，仅依稀记得几首故乡的童谣。

　　韩国将“慰安妇”索赔上升至国家行为。除了救助本国受害者，对日索赔，还定期援助流落海外的本国慰安妇。

　　这个姑娘怎么来的孝感湖西村，村里人都不大上心。一个流行的说法是：鳏夫黄仁应从武汉娶回来的。背地里有过闲言碎语，可那年月兵荒马乱，种地挨饿的、跑路的、闹革命的，命都保不住，谁还留心这个。

　　村里叫她“外国人”。男人家穷得叮当响，找野菜、下地种田，她一点点学着来。别人扁担锄头都是往肩上扛，偏她拿头顶着。小孩见了，追着她喊“洋婆子”。开始她听不懂，慢慢的她会发脾气了，再过了几年，她能手叉着腰，用那跑调的孝感口音扯着嗓门骂回去：扇你一耳刮子！

　　她干活，爱干净，烧得一手好菜。村集体越来越器重她：1958年村里搞食堂，毛银梅便被委以厨师的重任，后来干饭变稀饭，再后来啥吃的也没了，外国人也跟着中国人挨饿，吃树叶，过了三年大饥荒。“文革”时期，上头来的四清工作组都住她家——不管家里是泥巴地还是水泥地，她天天拿抹布蹲在地上抹一遍，哪怕后来她把朝鲜话忘个精光，这习惯恒久地保持下来。村里人愈发尊重她，都叫她“朝鲜妈妈”。

　　直到1980年代末，她的身世之谜重又被提起。那时候土地早就包产到户，她和黄仁应两口子基本丧失劳动力，她去找当时的大队长黄玉华说生活困难，想找统战部搞一点救济。黄玉华有点为难。

　　为了凸显救济的必要性，她说：我是个苦人，我给日本人当过“那个”。

　　7年，15万

　　她的意思是：她曾经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那时候她还叫朴娥姬，18岁，来自现今韩国。

　　据联合国1996年发布《对女性施暴的报告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强征朝鲜半岛的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达15万之多，被认为是受害最严重的国家。（学者苏智良认为中国超过20万，因种种原因调查未能在中国实地开展而遭忽视。）

　　“慰安妇”制度源起日本1917年出兵西伯利亚的战争，那场战争以性病的惨痛记录告终，性病患者甚至大于战死人数。一是防性病，二是避免无序发泄的强奸案，三是防止士兵私下接触民间娼妓泄漏情报，1938年起，日本按照“每100名士兵配备1名慰安妇的比例”设置慰安队（后来出现过35.5∶1的比例）。

　　朝鲜半岛作为日本的殖民地，被强征所谓“女子挺身队员”。尽管后来日本咬定这是公平交易，女孩们却是被诱骗或掳掠来的。输出的交通路径主要两种：从平壤坐火车到黑龙江，从釜山坐船到上海。

　　1941年，18岁朴娥姬用逃跑结束了长达11年的童养媳生涯，一路流浪到朝鲜北部。在一家酒馆里，老板白白压榨了她两年劳力，并倒逼她“还债”。朴娥姬在绝望中不得不接受老板所指的“明路”——到中国汉口日本人开的纱厂挣大钱。1945年，她和二十几个朝鲜姑娘一道，坐上一列开往中国哈尔滨的火车。

　　其时慰安所已遍及日军攻占的足迹。后方叫它“大和SEX特攻队”。大到北京、上海、南京、武汉，远到中苏边境的阿尔山也设有慰安所，慰安妇多达数十万。

　　这个出生在全罗道（今属韩国）的小姑娘压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死亡率高达75%的慰安妇生涯。

　　魔窟

　　在哈尔滨，朴娥姬一行被卖给了日本人。在接下来近半年时间里，她们受尽了虐待，稍有不从就遭受鞭刑和烟头烫。1945年7月，辗转南京，朴娥姬被送往武汉。她在船上偷偷数了一下，原本25个姑娘已少了近三分之一了。

　　作为抗战时期中国短暂的陪都，武汉是日本人占领后重点经营的城市。珞珈山上樱花凄美，却仍掩盖不了山下的恶行。这个长江沿岸城市共开设了六十多个慰安所，在一处叫积庆里的慰安所，朝鲜妇女遭到毒打的皮鞭声和哭喊声，走路上都能听见。

　　朴娥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只晓得所在离湖边很近，山上有蒋介石的塑像。慰安所是一栋两层高的楼房，两人一间，用布隔开，床是木板搭的。毛银梅管日军慰安所的老板叫“叔叔”。叔叔记账配给她口红、牙刷和衣服，也会对她进行性侵犯。

　　昼夜无休，多的时候一天有二十多个日本兵进来。

　　许多地方，老板会有数量规定，比如每完事一个便交一个小票，每天如果达不到15个小票就得受罚，下跪、打耳光、没饭吃。

　　而朴娥姬的同胞文明金所在的军人会馆，每天接客5人左右，日本人送她香粉和饰品，要求她穿戴漂亮，每天要花一点时间学日语、学日本歌舞，梳日本式发髻。有时日本军官还要与她们合影留念。

　　慰安所的入口处常见一个盛有高锰酸钾溶液的玻璃瓶上，垂下一根橡皮胶管，这是性交结束后，用以冲洗生殖器；例假来了，用棉花擦净血迹继续接待。

　　在上海等地，慰安妇们被强迫注射一种叫606抗生针剂。据说它防梅毒很有效，但它和黄色的奎宁药片一样，也成为妇女终生不孕症的原因之一。

　　即便如此，也不能100%避孕。1928年出生于庆尚南的洪爱珍在武汉的慰安所里一度怀孕。妊娠3个月时，她被迫流产。手术时，她的子宫被一并摘除，从此绝经。

　　无论朝鲜人还是中国人，有时妊娠期也得接客，因此有人胎死腹中难产丧命，有人生下的婴孩被老板卖掉，有人生了病无钱医治，死后就用她平时盖的被子裹着，扔到荒野外去。

　　和朴娥姬同一层楼的一个韩国姑娘，几个月后怀孕了，吃饭、喝水都要吐，骨瘦如柴，连上厕所的几十步路都走不动。她被日本兵抬出去打胎，再也不见回来。

　　逃跑，很可能犯下死罪。在海南的石碌慰安所，四周均设警戒网，日军日夜站岗巡逻，一旦逃跑，或当场活活打死，或被赤身吊在树上毒打，还有电刑、灌水……而更多人已经麻木，也不想家也不想逃，只是每天接客送客，和死人一样。

　　朴娥姬被关在院子里，不问年月。渐渐她感觉到，每天“光临”的士兵变少了。岗哨从三个减到一个，成天没精打采。“叔叔”不见了。

　　那是1945年8月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在一个傍晚，趁哨兵上厕所的当头，朴娥姬成功逃生。

　　他国余生

　　朴娥姬躲在一个叫姑嫂树的地方。跟过一个拉人力三轮的男人，没多久就散了，直到遇见后来的丈夫、孝感三汊镇湖西村农民黄仁应。

　　黄仁应大朴娥姬八九岁，死过一个媳妇。在战火连天的年代，据说在村里哪怕是个痴呆也能嫁，能生娃就行。

　　可是朴娥姬无法生育。

　　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获得了自由，并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流落异国的韩裔慰安妇在战后大部分都选择回归故里，在沉默中了却残生，但也有像朴娥姬一样家园荒芜、至亲尽失的留了下来。她们逃亡、流浪，直至遇到愿意收留她们的中国男人。

　　由于战败时日军销毁档案，日本政府掩藏真相以及全面研究的缺乏，亚洲慰安妇的数量一直停留在估算阶段，更勿论留华韩裔慰安妇这个“分支”群体。中国慰安妇问题专家苏智良在寻访中国慰安妇的过程中发现了她们，至今他所了解到的有名有姓的在华韩裔“慰安妇”约有五十余人。

　　嫁给中国人后，朴娥姬改名毛银梅，姓毛是她拿的主意——她这辈子最感谢毛主席。“银梅”是因为丈夫喜爱白梅花。

　　黄仁应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终生厚待毛银梅。毛的脾气不小，两口子吵急了，黄仁应也没拿“慰安妇”说事儿，只是丧气地撇一句：跟你这个外国人，怕是搞不成哦！

　　她目不识丁，不懂天下变幻，却珍视所有来自祖国的点滴。1960年代有人给她捎来一本金日成的宣传画册，她至今像传家宝珍藏着，而定期探望的韩国领事馆人员也被她视若亲人。

　　1952年，他们领养了一个女孩，养女和女婿待毛很好，现在已是四世同堂。1996年，毛银梅的丈夫去世。

　　村里人照顾她，平时东家一把菜，西家一桶水。党支书黄太平今年50岁，从记事起就给她挑水吃。后来统战部给她的救济也批下来，每个月60块，这在1990年代不算小数，不过直到20年后也没怎么涨。

　　六十多年以后，老去的毛银梅体质虚弱，她患有严重的头痛病症和妇科疾病，她已经忘记了朝鲜语，也不会普通话，偶尔回忆往事的时候就一遍遍用湖西村的土话说：“造孽哦。”

　　毛银梅现在住在孝感开发区龙店村，她的居屋是湿答答的水泥地，顶棚用编织袋糊着，靠种地和低保维生。社会主义是她坚定的信仰，这信仰让她即便经历了吃树叶的大饥荒年代，心里仍充满感恩：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沉默与喧嚣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亚洲国家在“慰安妇”问题上一直沉默到1990年代初。1991年以韩国八名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为标志，亚洲国家的官方或民间纷纷拉开对日诉讼之路。

　　在这场漫长而艰难的浪潮中，在华韩裔慰安妇却是其中沉默且缺席的一群。她们散居异国，相互间毫无感知和联系，最重要的是，她们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平静，在异国，她们曾因为身世被劳教，甚至因为不能生育挨丈夫打。多年以后，很多人连母语都不会说了，仅依稀记得几首故乡的童谣。

　　自1993年起，幸运降临到少数几位留华韩裔慰安妇。李天英、文明金等老人在中韩两国的民间力量帮助下，回到祖国安度晚年。韩国学者和媒体也远渡重洋，寻找昔日受难的同胞。但这个小热潮并没有持续太久，远远未能惠及众多像毛银梅一样生活封闭贫苦的老人。现在，有记录可寻的在华韩裔慰安妇只剩下个位数。

　　和众多中国慰安妇一样，对在华韩裔慰安妇来说，除了精神层面的印记被时间消磨，物质记忆同样在被侵蚀——那些曾经遍及全中国的数十万慰安所，正在城市化进程中大批量拆迁或改造。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大教授苏智良是第一个登门造访毛银梅老人的学者。他感到相当无奈的是，日军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上海东宝兴路125弄的“大一沙龙”已经改造为住宅商业区。在他心里，“大一沙龙”的分量不亚于“奥斯维辛”。

　　在中国，慰安妇诉求基本为民间救济。根据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达成了一致，慰安妇问题被视为“已解决”。2000年，苏智良想带幸存者到东京参加民间法庭审判活动，但云南、海南的地方政府制止了，“还想丢人丢到国外？”他感到无奈。

　　与此不同的是，韩国非常注重这段历史并逐步上升到以“国家行为”来拯救。

　　自1990年代，韩国民间对日本政府提起多次诉讼。据东京大学的教授大沼保昭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即便有很多慰安妇诉讼，但在一审获胜的就一例，1998年在山口地方法院下关支部，之后就被日本的高院撤回了。

　　此外，从1992年起，每个周三，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都到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抗议，她们一定要坚持到日本政府认罪，直到最后一个人离开人世。作为因同一问题而举行过次数最多的抗议集会，“周三集会”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尽管韩国政府和民间一起努力，给受害者建立了养老院，还对海外本国慰安妇定期慰问和送去生活支援，但这并没有完全让韩国法院感到满意。2011年8月30日，韩国宪法法院仍就慰安妇问题判韩国政府“违宪”，原因是其一直未努力解决该问题，侵犯了受害国民的基本权利。

　　2012年，韩国对日索赔进一步升级到国家级别。随着两国在“独岛”争端的升级，韩日领土矛盾扩散到“慰安妇”问题并将其推到新的历史热度。韩国外长金星焕表示将于2012年9月28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提慰安妇及岛屿议题。同时，两国均已发出警告，提醒身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注意安全”。

　　但远在异国90岁的毛银梅对此一无所知。她眼花了，耳朵背了，皮肤也枯萎，松松垮垮耷拉在瘦削的骨架上。有时嘴里粘粘糊糊说着别人听不懂的字句。过去她恨不能也上东京去控诉，慢慢的不想再提，直到自己也许真的记不起来。她不想回家，她变得和真正的中国农村妇女那样，沉默、安分、逆来顺受。

　　她和村里人最近一次聊天是关于身后事。村里人说，当地人要火葬，你是外国人，可以睡棺材。毛银梅想了想说，我还是烧吧，干净。

　　（朝鲜和韩国在二战结束前为统一国家，来自朝鲜半岛的慰安妇被约定俗成统称为“韩裔慰安妇”。感谢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大教授苏智良对采访的帮助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