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日军把我们当发泄工具 不少姐妹残废
来源：《真相：慰安妇调查纪实》 作者：陈庆港   2015-08-06 15:05:34

　　核心提示：从我被破身的那天起，就成为日本军人的慰安妇了，天天都要接待日本军人，少时一天有三四人，多时十多人，日本军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只把我们当成发泄工具。

　　临终前，人们问朴来顺，将来是不是要把自己的骨灰捎回出生地韩国？朴来顺说不用了，埋在毛弄就行了。毛弄是解放后当地政府安排朴来顺工作的地方，离县城5公里远。朴来顺说自己在毛弄劳动生活了这么多年，舍不得离开那里。

　　朴来顺死后，人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埋在了毛弄。

　　在毛弄，我找到了朴来顺当年在这里工作时的同事，他带着我去看朴来顺的坟墓。朴来顺的坟墓就在毛弄公路养护工区后面的一片小树林里。

　　树林里长满了齐腰深的杂草，朴来顺当年的同事拿着一把长长的砍刀，走在前面在杂草丛中开道。茂盛的杂草遮盖住了一切，第一次进去我们没有找到朴来顺的坟墓；第二次，在清除了大片的杂草后，我们终于看到了被野草和藤蔓缠绕着的墓碑。墓碑前有同事们来看望她时留下的水，还有杯盏……

　　树丛里透不过一丝风，汗水将衣服紧紧地贴在皮肤上。

　　站在朴来顺的墓碑前可以看到她当年一直工作和生活的毛弄公路养护工区的房屋。

　　朴来顺当年住的那一间小屋也还在，房间的窗子上爬满了藤蔓，朴来顺就在这里一个人度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幸福的那段时光。藤蔓正从窗子里伸进屋来，在屋子昏暗的空间里到处伸展蔓延。南国的空气粘稠而富营养，植物似乎可以在空气中扎下根来。

　　在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朴来顺让人为自己请来了位裁缝，她指导着裁缝做了一套朝鲜民族的衣服，她就是穿着这套衣服，口中念着她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妹妹的名字，永远闭上眼睛的。

　　在临终前，老人将她生前所有的东西全部封存在一个跟了她一生的铁皮箱子中，在她死后，这个箱子和她的骨灰一起埋进了坟里。

　　朴来顺在这个世界上只留下一张年轻时的照片，她交给了最好的一位朋友，并叮嘱朋友好好保留。

　　在埋葬了所有的一切后，老人为什么要保留这一张照片？这又是一张什么样的照片？

　　从保亭到海口，从海口再到保亭，再从保亭县公路管理所的职工档案室，到海南省文史馆，我查阅了所有能找得到的与朴来顺有关的资料，找遍了朴来顺活着时几乎所有的朋友，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追寻后，朴来顺的过去在我的面前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我终于看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中，年轻的朴来顺穿着一件白色的裙子，那双充满迷茫和忧伤的眼睛看着我。美丽的少女朴来顺，忧伤掩不去她生命的青春的光芒。这时我似乎有些明白，老人为什么叮嘱朋友要好好保留它，老人留下这张照片也许有许多理由，但其中一定有一条是出于对自己青春的怜惜，虽然她已被践踏，但她本该是如此美丽。

　　据保亭县文史工作者张应勇说，1994年国庆前夕，他到保亭县医院病房探望朴来顺，当时她正躺在病床上输液。县公路工区派了一位青年女工守在病床旁照料她，这时老人的生命之火已经行将熄灭，但从她苍老的脸上仍还能隐约看到她年轻时的风韵。那次老人在张应勇的恳求下，终于说出了自己那段屈辱的往事。张应勇说永远忘不了老人在开口前的表情：沉默良久，已经枯涸的眼中一下子又充满了泪水。

　　以下是朴来顺老人当年的谈话记录。

　　朴来顺：我看来活在人世也不会很长时间了，本不想再提那些往事的，但想想我快死了，再不说怕没有机会说了。我是南朝鲜庆尚南道咸安郡内谷里人，我的父亲朴命万，母亲宋崔引，都是老实的农民。父母养了我们9个兄妹，大哥朴恩植、二哥朴乙植、大姐朴任顺、二姐朴乙顺，他们也都是农民，现在是否还健在，我不清楚。我是老五，下面还有弟弟朴寿富、朴昭和15年（1940年），日本军队已经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年下半年，日本人在我家乡征兵，我的恋人姓崔，他也被征去中国战场，但不知他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在哪支部队。第二年（昭和16年）2月，日本人在我们家乡征集年轻妇女，组织“战地后勤服务队”。征集人是一位姓李的朝鲜人，他到处宣传说，这是支援大东亚圣战，妇女在那边只做饭、洗衣、护理伤病员，每月除吃用以外，还有工资，有钱寄回养家……。我们家乡不少妇女，小的才16岁，大的30来岁被征到“战地后勤服务队”了。我当时25岁，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既然参加服务队能挣点钱养家，我当然愿意。另外因为我的恋人在中国战场，当时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大，认为去中国也许能和他相会呢。父母开始不同意，后来经姓李的多次花言巧语劝说，老人也就不阻拦了。

　　我们这支“战地后勤服务队”前往中国时，同乘一辆车的有30来人，我们朴姓姐妹就有4人。记不清坐了多长时间的汽车，又坐火车，有一天终于到了中国抚顺的日本兵营。他们不让我们住在兵营里，而安置在离兵营不远的一座有围墙的大院里。进了院子才看到这里已经来了不少年轻姐妹，约200多人。两天后进行编队，我所在的队约50人，有日本人、北朝鲜和南朝鲜人。编队后第二天，崔管事就发给我们统一式样的上面写着编号的衣服，叫我们洗澡后换上，说要进行体格检查。

　　崔管事把我们领到大厅里，叫我们排好队。不久来了一位穿白大褂的中年日本女人，她后面跟着五六个彪形大汉。怎么给女孩子检查身体让这些男人也来参加？姐妹们议论纷纷。这时崔管事板起脸大声叫安静，姐妹们被吓得不敢出声。日本女人瞪着眼扫了我们一遍，然后恶狠狠地说，这次体格检查是为大东亚圣战、为皇军服务的，你们要有牺牲精神。接着她命令大家就地脱光衣服，不许乱说乱动。女孩子害羞，大家都不想在男人面前脱光衣服，我们就没有按她的指令脱衣服，而是站在那不动，但心里紧张极了。日本女人见没人动作，很恼火，指着前排一个小妹叫她出列，站在前面，逼她先脱衣服。小妹站着不动，看上去她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日本女人向身旁的大汉一挥手，两个大汉恶狼似的冲上来，按住小妹把她身上的衣服剥得精光，又把她按在地板上，当着大家的面，强奸她。小妹又哭又喊，一边被强奸，一边挨打，脸都被打肿了，她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眼泪往下淌。这个情景让所有人都呆了，大家害怕得哭了起来。日本人继续命令大家脱光衣服，接受检查。这下大家就都不得不开始脱衣服了。日本女人把每个姐妹转来转去查看，上下摸，到处捏。有的姐妹忍不住哭了起来，日本女人就恶狠狠地打她们的嘴巴。好多姐妹只好一边偷偷流眼泪，一边忍气吞声任他们摆弄。

　　我原以为通过体格检查后，姐妹们便去干煮饭、洗衣服这样的工作了，哪里料到，就在当天晚上，院子外面来了很多日本军人，崔管事在门口忙着卖票，2元日币一张。买了票的军人进入院子，按票上的号，对号将我们拉到床上施暴。这时候，屋里哭声、骂声、笑声乱成一片。有几个姐妹坚决不从，极力反抗，结果被打得死去活来。这一天是昭和16年（1941年）3月16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从我被破身的那天起，就成为日本军人的慰安妇了，天天都要接待日本军人，少时一天有三四人，多时十多人，日本军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只把我们当成发泄工具。这种生活谁都受不了，想逃又不知逃往那里，加上日本人看管很严，也很难有机会。我曾经想到过死，但一想起家中亲人，想到来中国还没有见到自己的恋人，就打消了死的念头，忍辱活了下来。

　　昭和17年（1942年）1月底，那年我26岁，被抽出抚顺市“战地后勤服务队”，乘日本军舰离开抚顺南下。同行的有朝鲜、台湾地区、菲律宾姐妹共28个人，和我一起从家乡来的只有一位姓朴的小妹，她才20岁。不知道日本人要送我们去什么地方，只听说路途遥远，我幻想着到那边或许能见到自己的恋人，所以心情还算是好的。在军舰上日本人不让我们闲着，逼我们日夜不停地接待舰上的水兵。这年2月23日抵达海南岛的海口市。住在海口市中山路，在海口钟楼右侧，具体门牌、店铺记不清了，那个地方就在日军司令部附近。第二天，我到日本人开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我在海口市将近一年，同我一起在慰安所的有台湾妹仔和菲律宾妹仔。我们被逼在日军司令部附近的住地慰安所接待军人。晚上接客，白天也接客，当然晚上客来得多，来的都是日本军人，其他人是不准到这里来的。除此之外，我们每月都要轮流一次外出到较远的日军兵营去“慰问”，每批有10个或10多个姐妹。每次到兵营的两三天中，接客更多，有时不到一小时就要接待一个军人，连来月经时也要接客，由于不停地性交，姐妹们个个都面黄肌瘦，不少人病倒在床上，不能动弹，但只要稍有好转，日本人马上就强迫姐妹们再去接客。慰安所定期给我们检查身体，打针吃药。有的妹仔染上性病，下身溃烂臭气难闻，这时她的床位挂上红色的牌子，日本军士才不敢靠近。但有不少姐妹，得不到应有的治疗，造成终身残废。

　　昭和18年（1943年）1月，日军用军车把我送到海南岛南端的三亚市，住进红沙墟旁边的欧家园慰安所。这个慰安所是日本军队强迫民工盖起来的，里面共住有52个姐妹，中国台湾人和朝鲜人各占一半，而日本女人则安置在三亚市内的慰安所里。在这里我们过着以泪洗面的生活，遇到性格粗暴的日本军人，动作稍为慢了点就会遭到拳打脚踢，接待这种人只好随他摆布，搞得你死去活来，也不敢得罪他。偶尔也会遇上一个良心没死的日本军人，他玩得开心，事后还会悄悄给你塞上10元钱或更多一点日币。我来三亚不到两个月，就患上了疟疾，时冷时热，非常难受，但是照样还得接客。幸好慰安所管事泉井君对我较好，在我床上挂上红牌，我才得到休息和医治，我真感谢他暗中保护我。可是不久，经体格检查，发现我得的不是性病，泉井君被调走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后来，调来一个姓金的北朝鲜人当管事，我从他那里了解到恋人的消息。金管事与我的恋人来中国后同在一个部队，一起在华北地区跟中国军队作战，金管事告诉我我的恋人到中国还不到三个月就战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哭了几天几夜，后来大病一场，大病还没痊愈，日军就又强迫我接客。如此残酷的折磨，不死算我命大了。

　　1945年8月，日本国战败，日本兵一批批地撤离海南岛，我当时身体已经很虚弱，日本人就弃下我们不管了，个别生病体弱的朝鲜兵也被丢下了。就在那个混乱的时候，我结识了一位名叫石建顺的北朝鲜青年，1948年，我俩正式结婚，住在三亚市郊的荔枝沟。那时，每天我俩靠刈草卖维持生活，虽然经济收入少，生活清苦，但能够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自由地生活，比起昔日在日本人慰安所中的日子，真是有着天地之别。我和石建顺共同生活了7年，虽然没有一儿半女（在慰安所时身体被搞坏了），但那段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1955年，与我相依为命的石建顺病故了，扔下我一个人。当地人民政府特别关怀我这个苦命的女人，在各个方面照顾我。1959年安排我到保亭县公路工区当养路工。我住在离保亭县城6公里的道班宿舍，那些年里修路、养牛什么都干。中国政府对我这个外国女人非常关照，给我发了“外国人居住证”；公路工区的领导时常关心照顾我，问寒问暖，退休后我照样领到在职时的百分之百工资，还住进县城公路工区职工宿舍，当时宿舍紧张，有些职工甚至领导干部还没有房子住，却让我先住。每当患病时领导特别关心，派女工专门照料我。“文化大革命”时我怎样了？还好。红卫兵知道我是外国人，对我还算客气，没有动我。你问我想不想回韩国，我早就说过，我不想回去了，在韩国我只生活25年，而在中国却生活了53年。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歧视我这样饱受屈辱的女人，大家像对亲姐妹一样对待我，我舍不得离开。再则我年老多病，工区领导连棺材也都为我准备好了。我也已经按中国人的习惯，准备了几套寿衣，我已无后顾之忧，死也无所谓了。我只祈望以后再也不要发生那可怕的战争。这是我最后的心愿。?

　　基英，妹妹朴其顺、朴次顺，现在他们也都是50多岁以上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