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玉(1924—2009),黎族,保亭县加茂乡北赖下村人。1941年初,陈金玉刚16岁就不幸被日本兵抓住了。日本兵挑选出一些样子长得好看的姑娘编成所谓“战地后勤服务队”,她也被编了进去,余下的人则要被逼着去为他们挖山、开路、运木材,做牛做马。后来陈金玉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专门给日本兵提供性服务的。
作者经过宽阔的热带雨林和起伏的山峦,步行来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岭下的加茂镇北赖下村。只见一个干瘦的老太太正在一间倒塌的破房子里捡着东西,她就是我要找的陈金玉老人。老人告诉我,昨天的一场台风把她住的屋子给刮倒了,本来老人就住在里面,要不是儿子让她昨天搬到另外一间房子里住,也许我就见不到她了。老人知道了我的来意后,干裂的嘴巴颤抖了几下,沉浸在那一段非常痛苦和难以启齿的经历当中。
【自述】
1939年冬,日本军的飞机轰炸了保亭的县城。第二年春天,日军侵占了我的家乡加茂镇,建立了一个据点,并开始抓村民为他们修路架桥。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日本兵见人就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41年初,我刚16岁就不幸被日本兵抓住了。日本兵挑选出一些样子长得好看的姑娘编成所谓“战地后勤服务队”,我也被编了进去,余下的人则要被逼着去为他们挖山、开路、运木材,为他们做牛做马。后来我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专门给日本兵提供性服务的。
被抓进日军据点一个星期后,我就被一个监工的日本军官给糟蹋了。那天中午,我和姐妹们刚干完活回来吃饭,那个可恨的日本军官就让他身边的一个翻译官把我带到他的房间。我刚一进屋,那个日本军官马上就把房门关了起来。我当时非常害怕,就大声地喊叫起来。日本军官见我大叫,非常生气,就用手掌狠狠地扇我的嘴巴,并发了疯一样撕扯我身上的衣服,然后粗鲁地把我按倒在床上强奸了我。
被强暴后,我非常害怕,就一心想找机会逃跑。一天,我趁日军监工不注意逃回了家,结果又被抓了回来。日军用“四脚牛”来惩罚我。(老人介绍说,“四脚牛”是日军把战刀倒插在地上,要她弯着腰,手脚着地,战刀锋利的刀刃刚好抵住她的腹部。如果敢抬头,就会遭到日军的棒打;但如果累了撑不住,就会被刀刃凿穿腹部丧命。做“四脚牛”非常痛苦,累得一会儿就撑不住了。老人挽起衣服把后背给我们看,后腰上还有明显的被日军棍棒打击的伤痕。老人还指着脸部几条伤疤说,这些都是日军用战刀在她脸上划的,几十年了还是那么明显。)
此后,日军监工们变本加厉,我几乎被所有的日本监工都强暴过,里面成群的士兵也从未停止对我的强暴。跟我在一起的姐妹们命运也差不多。我是其中最惨的一个,天天都要遭到好多人的强暴,简直生不如死。有一天下午,我和姐妹们一起到加茂河洗澡。过河东边不远就是我的家,我便偷偷潜过河,爬上对岸就跑,结果被岗楼上的日军哨兵发现,很快又被抓了回去。等待我的是更加凶狠的一阵棒打,之后我被关了起来。第二天一早,我又被拉到操场上做“四脚牛”。当时正在下大雨,身上刚刚被打了很多伤口,雨一淋就痛得不得了,我没有爬几步就趴在了泥水中,动弹不得。之后,日军对我的看管更加严了。
记得1945年6月的一天,日军部队里的军人都持着枪跑来跑去搬东西,显得很紧张。我趁着黑和日军乱作一团的时候,摸过加茂河抄近路逃回家。刚一到家,日军就追了过来,我差点被吓死,因为我再被抓住肯定是必死无疑了。反正也是死,我就拼命地把身后的日本兵给甩在了后面,一口气跑进保长家。保长让我赶快到村后的荒山里躲起来。在我逃往山中的时候,远远还能听到日军的喊叫声和枪声。
我连夜逃到万总村朋友家中躲起来,整整两个月都不敢露面。有一天,亲戚告诉我,说“哑客”(当地人把日军称作“哑客”)下海跑了。我才慌慌张张地从小路摸回家。到家后,听村民说日军据点里已经空无一人,原来是日军投降了。
就在我回家的第二年,我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给地主家当长工的农民。夫妻感情很好,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幸好当初我没有吃日军发的“预防丸”,所以才先后生了两女三男,现在已是儿孙满堂。14年前,老伴去世了。我现在由儿女抚养,并靠卖椰子、槟榔挣点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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