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中, 有计划地强征日、韩、中、荷等国大批妇女, 为日本官兵提供性服务, 充当性奴隶, 制定了一整套的“慰安妇”制度。1937年12月,日军在攻占南京城不久, 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就命令在南京实施慰安妇制度。慰安妇们在慰安所里吃不上饭, 睡不好觉。有的只能在日军的腹下吃点饭团子; 有的躺下去, 就再也未能爬起来; 有的被虐杀而死; 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活着的, 苟延残喘, 没了灵魂, 形同僵尸。患有各种疾病或精神失常的, 则被赶到荒野等死。对于稍有不从或反抗的妇女, 轻则施以饥饿, 重则用军刀割其乳房、剁其手足, 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 借此威胁其他慰安妇。
在这些被蹂躏的妇女的身后,是南京市民以及与她们血肉相连的男人们的愤怒与屈辱。许多市民因为房屋被占、财产被掠而走投无路,许多男人因为姐妹被奸、心灵被伤而悲痛欲绝。在南京市档案馆的日军罪行和战争损失调查档案中就记载有这些事实。
市民滕听涛、陆思群、康三保、陈云来等人在1938年2月12日给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呈文:“因为铁管巷瑞福里房屋被大日本皇军征作慰安部之用, 而中山路忠林坊太平路忠义坊房屋又遭日军放火烧?。因此原以房租收入作为生活来源已完全断绝, 已流作饿蜉, 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请求救济。”①
市民徐良是建康路和丰呢绒服饰公司的职员, 负责保管公司的货物, 曾将大衣呢三匹搬回四条巷129号的家中保存。1938年四条巷129号被日军强征为慰安所, 不仅屋内的家具全部占用, 而且三匹大衣呢也被封存。因公家的货物被查封, 徐良不仅要引咎辞职,而且还必须担负赔偿责任。徐良在给政府的呈文中忧伤地写道:民本为一个普通雇员, 每月收入支持家计已感极度困难, 再因此失业加以赔偿, 其今后的生活简直不堪设想。②
韩博文是南京一枝园8号的房主。1938年3月一枝园8号被日军作为慰安所占用后, 日军在里面除了对良家妇女百般蹂躏外, 对里面的财物毫不爱惜, 任意糟踏。据战后损失统计表明: 一枝园8号财产损失有: 柚木家具5件, 柳木沙发4件, 柳木家具29件, 洋松木家具9件, 铜铁钢床7件, 藤椅家具2套, 服装( 呢绒皮衣) 百余件, 古今字画86堂, 古磁铜器百余件, 落地唱机唱片多套, 七灯长短波收音机多台, 奇异台吊电扇5台, 美制油灶多架, 浴室锅炉多台, 自用自行车、人力车2辆, 白玉石碑美女2座, 零散物件百余件, 拆平房两间。③
市民黄辉凤是下关商埠街147号的主人, 下关商埠街147号是一所三层洋式楼房, 为黄辉凤已去世的父亲黄梓卿所建, 黄家几代在下关商埠街经营商业。南京沦陷前, 黄家过着殷实富裕的日子。日军占领南京后, 黄家全家出逃, 日商延吉秀吉将黄家楼房及家具全部侵占, 开设日华会馆, 内附慰安所。不久黄家回到南京, 因居无定所, 生活窘迫,遂于延吉秀吉多次交涉, 要求其归还祖屋。延吉秀吉始终非常傲慢, 对黄家的交涉不理不睬, 最后只答应以每月日金30元作为房租, 黄家惟有忍气吞声。就是这低廉的租金, 仅付至1938年7月止, 此后竟拒不照付。此外屋内的铁床椅凳十余件被用得破旧不堪, 损坏极其严重, 电表、电话也被搞坏。延吉秀吉侵占黄家的房产还不够, 为了扩大慰安所的营业面积, 又在黄家三层洋楼的旁边, 在董家( 业主在重庆) 空着的宅基上建造8间房屋以扩大营业之用。1945 年抗战胜利查封敌产时,延吉秀吉的姘妇却上诉, 反诬黄家将屋内的物品据为已有, 要求退还。黄家闻讯, 义愤填膺: 日商强占祖屋, 为虎作伥, 已经令人发指, 还倒打一耙, 颠倒黑白, 简直是岂有此理。④
以上南京四个市民家庭的不幸遭遇是南京人民在慰安妇制度下苦难和辛酸的缩影。日军强占民房开设慰安所, 掠夺民财为慰安所所用,战败后又破坏、烧毁这些民房, 抢走房内的财物, 市民为了收回民房, 要回财物, 费尽口舌, 奔走呐喊。这些带着血泪的档案说明: 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不仅是女性, 还有一个受害群体, 那就是受尽日本军国主义暴虐的南京市民。
①②③④ 南京市档案馆馆藏1002- 19- 37、1003- 21- 178、1003-17- 35、1003- 21-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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