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郭喜翠：日军蹂躏使她发疯
来源：李晓方   2016-10-26 13:56:45

郭喜翠（1926—2013），山西省西潘乡宋庄村人。1942年冬天，刚刚15岁的郭喜翠与姐姐、姐夫一同走亲戚，遭遇日军。日军当着郭喜翠和姐夫的面奸污了她的姐姐，接着枪杀了她的姐夫，把她抓到炮楼充当慰安妇。日复一日的欺辱下，郭喜翠神经失常，整天胡言乱语。

【自述】

194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刚刚15岁的我正在已经出嫁的姐姐家走亲戚。我突然听到几声枪响和嘈杂的脚步声、叫喊声，原来是附近圭村炮台的日本兵进村抓共产党员。我非常害怕，和姐姐、姐夫正准备逃跑，但日本兵已闯进家门。他们一脚将我姐夫踢倒捆绑了起来，同时，把我姐姐打翻在地。四个日本兵当着姐夫和我的面把可怜的姐姐给轮奸了。

之后，他们押着我姐夫和我进了炮台。当天，我姐夫就被日本兵押到附近的河滩枪杀了。一个日本小队长把我带到他的房间里，恶狼般地向我扑了过来。我吓得瘫倒在地上。自那以后，我每天都遭到一个又一个日本兵的欺侮。小小年纪的我怎能承受日本兵的如此欺侮、毒打和惊吓？我变得神志不清，整天胡言乱语，日本兵欺侮我的时候，我不知怎么会大笑起来，其实我已经被逼疯了。他们发现我疯了以后，就让我的家人把我抬回家治病。还没等我的病治好，又把我抓了回去，供他们玩乐。就这样，我发病了就送回家治病，快好时又被抓回去强暴，我先后被抓过四次。

我在炮楼里待了近一年时间，他们对我慢慢放松了看管。一天傍晚，我趁机逃了出来，躲进山里……

后来，我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家。回来后，我整个人都疯了，天天梦见日本兵排着队地糟蹋我。我经常睡到半夜吓得突然跳起来，没命地往外跑。我整整疯了五年才慢慢好了起来，但疯病会经常复发。

解放后，我还没成亲的丈夫回来了。他是八路军，我们俩生活在了一起，先后生了两个娃子。几年后，他就走了，到外地工作去了。我虽然已经是他的老婆，但我们这一辈子很少在一起，他也很少回家……

按语：1996年2月23日，郭喜翠与受害姐妹一起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
 

【背景资料】

盂县曾有千余名女性被迫沦为日军慰安妇

盂县地处山西省东北部，太行山西侧，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日游击区和抗日革命根据地，盂县人民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不朽的功绩和牺牲。

1938年1月9日，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第14大队侵占了盂县县城，日军在盂县周边新建炮楼达21座，到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在后来的近八年间，日军在盂县制造的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达23起，全县有10199人被杀害，致残重伤者达5088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10％，有9077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30000余人无家可归，数以万计的家庭被拆散，有的还全家被杀，灭门绝户。在这21座炮楼里每天都有许多年轻的女孩，惨遭日军轮强奸和杀戮。据调查，该县当时有千余名妇女被侵华日军通过暴力手段而沦为性奴隶。

盂县地区早在1982年就开始了慰安妇调查，是全国早期开展慰安妇调查的地区之一。调查的发起者是当地的小学教师张双兵和农民李贵民，通过他们的深入调查，这些受害老太太一个一个地勇敢地站了出来。后来通过许多人的努力，共在盂县调查到了70多位性暴力受害妇女（现在幸存的只有15名）。作者在盂县所寻访到的14名受害妇女，当年主要生活在西烟、西潘等乡镇，她们被先后抓进了进圭、河东等炮楼。据了解1996年以来的调查，承认自己当年被抓到河东炮楼里的受害妇女就有17位。

中国内地第一个站出来对日军暴行进行血泪控诉的受害妇女，是原西潘乡羊泉村的万爱花。她当时在村子里担任妇救会主任，16岁被日军抓到进圭的据点，受尽了日军的强暴和酷刑，使原来1.65米的身高萎缩到1.47米……

1992年，万爱花作为日军侵华战争中的性暴力受害者代表,赴日本东京参加日本战后赔偿首次听证会。在大会讲台上，中国的唯一代表、当时64岁的万爱花站了起来。她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伤疤，揭露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当讲到当年她被日军摧残后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生残疾时，她当场就昏倒在听证台上……她的悲惨故事惊动了全世界。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站出来向世界控诉日本的罪行。
 

盂县第一批慰安妇诉讼

1995年8月7日，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对日的索赔上升成正式的诉讼。原告是来自盂县的刘面换、李秀梅、周喜香、陈林桃，她们公布了自己受日军性暴力侵害的经历，正式委托日本律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为当年日军的性暴力犯罪和慰安妇问题谢罪，并赔偿每人2000万日元的损失。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

2001年5月30日，驳回原告要求的判决，接着，当年6月21日，原告又上诉东京高等法院。

2004年12月25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审判长在开庭后不到一分钟，便驳回了中国慰安妇长达九年的诉讼请求。紧接着，原告又向日本最高法院进行上诉。
 

盂县第二批慰安妇诉讼

1996年2月，来自盂县的（第二批）慰安妇侯巧莲和郭喜翠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侯巧莲于1999年5月病逝。

2002年3月，东京地方法院认定她们遭到性虐待的事实，但作出了驳回原告诉求的判决。

2002年4月，郭喜翠和侯巧莲的子女继续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2005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原告的索赔诉求。随后，原告和原告律师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盂县第三批慰安妇诉讼

1998年10月30日，继第二批诉讼之后，万爱花、赵润梅、高银娥、王改荷、赵存妮、杨时珍、尹玉林、南二朴（南二朴已去世由女儿杨秀莲代诉）等共10人，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了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

在2003年4月24日作出的一审判决中，尽管认定了当时日军的“卑劣蛮行”，但是驳回了原告的索赔要求，仅在其附言中“期待”有关方考虑战时性暴力受害的悲惨状况及其特殊性等，尽可能予以救济。原告方面随即提出上诉。

200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在日本侵华战争性暴力中国受害者(慰安妇)状告日本政府的二审判决中，支持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现已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已丧失为由，驳回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强掳做慰安妇的中国妇女郭喜翠等人的诉讼请求。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山西慰安妇的赔偿请求。

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使所有的诉讼都被驳回，但日本法院在判决中曾认定了日军当年对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强掳做慰安妇的中国妇女郭喜翠等人实施的监禁、强奸等行为给她们造成的精神损害。

这些二战时期日军性暴力中国受害者的抗争，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她们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她们用自己的血泪经历呼唤世界和平，她们所做的努力必将载入人类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