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日军如何征慰安妇：有美女来领良民证就扣留
来源：凤凰大视野   2016-11-01 11:31:43

　　日军在海南省抓获中国“慰安妇”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以招工为名从香港、广州等地招骗年轻女工；二是把前来领取良民证的漂亮女子秘密扣押起来；三是直接强行抓捕村镇里的女子。这也是日军还海南省获得中国籍“慰安妇”的最主要的途径。

　　在学者的调查当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慰安所里的中国“慰安妇”都是通过强行抓捕的手段劫掠而来的。

　　从1994年开始，海南省的文史工作者和民间调查员开始调查海南籍的性暴力受害者，一共调查到了55名性暴力受害者。分别是来自黎族、苗族和汉族。

　　在节目组前往海南省寻访的时候，健在的性暴力受害者仅剩11位了。而在本节目进行后期制作的时候，又有三位相继去世。

　　解说：1940年，日本人在南朝鲜征集年轻妇女，以支持大东亚圣战的名义组织战地后勤服务队。宣传人员说召集她们前往中国，只是去战地做饭、洗衣、护理伤病员。

　　朴来顺为了寻找失联多年的未婚夫，便报名来到中国。没想到一进入兵营大院，就被迫成为随军“慰安妇”。

　　1945年下半年，日军撤离海南岛，抛下这些体弱多病的妇女，及个别朝鲜兵。从此，朴来顺就一直生活在海南岛，直到去世。

　　1994年国庆前夕，朴来顺去世前两年，她在医院的病床上，终于讲出了自己这段不堪屈辱的经历。正是她的讲述，让这段尘封的历史浮出水面。

　　而在病床前记录下朴来顺这段口述的人，便是当时海南省保亭县政协文史办主任张应勇。这是他在整理保亭县二战时期的历史资料时，所发现的第一位日军“慰安妇”。

　　此后，便开启了他长达十年的寻访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之路。跟随他一同做调查的便是黎族民间调查员陈厚志。当时的陈厚志，只是保亭养殖场的一名养殖技术员。

　　陈厚志（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民间调查员）：阿妈妮，我们来看你了。

　　解说：1995前，朴来顺因病去世。按她的意愿将她埋葬在过去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墓碑距离她原来所居住的宿舍只有50米远。此后，张应勇和陈厚志便会经常来这里看望这位韩国阿婆。

　　2005年12月28号，张应勇因病去世，享年66岁。然而，就在他去世前10个月，他还带着病痛陪伴受害阿婆前往日本出庭作证。

　　他病的期间我们去看望过他，我们还说这个官司还没完没了，你不能走。他还笑，他还笑哈哈地说，我不能再跟你做这个事了，因为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你年轻，你一定要跟这些老人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

　　解说：张应勇去世后，照顾黎族几位受害阿婆的重担在落在了陈厚志的身上。然而，他与阿婆们十多年的交往中，最为困难的还是如何取得阿婆及其家人的信任。尤其是在最初向阿婆们询问她们的受害事实时，都遭到了拒绝。

　　陈厚志：当时老人对这个事情都拒绝，都认为她不知道这个事，跟她无关。你去跟她讲的话，她是当做没听清楚，你在说什么？她反过来问你，你说是什么话？你说是什么事情？你不能乱说。

　　解说：同样是民间调查员的张双兵，最初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山西盂县做调查时，也遭遇了同样的困难。

　　张双兵（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民间调查员）：就是1982年的秋天，我在地里看到她已经70多岁了，还一直跪着割这个谷子，心里感觉到这就是是个很可怜的，家里没有劳动力的这样的人。就想问问她，知道知道。但是她不肯说，就说孩子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多少年了，我不提了。

　　解说：32年前，还是小学老师的张双兵在田地里见到的这位正在做农活的老人名叫侯冬娥，这是他调查的第一个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但当时的他不会想到，让这位受害大娘开口讲述却是十年之后的事情。

　　张双兵：那个老人爱抽烟，我那时候也爱抽烟。我记得那个是一毛四分钱的大槐树，经常在一起。我就想和她说说话，看看她的实际情况。

　　解说：但对于当年所发生的事，老人只字未提。直到十年后，1992年的6月，张双兵从《山西日报》上看到一则有关“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的报道，他急忙拿着报纸跑到大娘家里。

　　张双兵：她当时就是哭了一整天。

　　解说：张双兵说，当时他也跟着大娘流起泪来，笔记本上没能记一个字。直到第二天，大娘才讲出了当年发生的一切。

　　张双兵：从打那以后，我就对这个受害女性这个受害女人就多了一种可怜这种心情。我感觉到我自己有这个需要有这个责任来去调查一下，把它整理出来，向日本政府索赔，给她们一个公道。

　　解说：1996年正月，从小生活在北京的康健，第一次来到山西盂县，第一次见到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这一次的见面使得她再也无法放下这些老人。

　　康健（北京市方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她叫我们闺女，她说这话是不能说的，我开不了口。山西那块，我们说这是背兴的事，而且都抬不起头，就跟我们说话她不敢正视你的眼睛，都是这样的。后来我说，我们知道了，就让她向你谢罪赔偿。她说那闺女那我就说吧，她说你可别看不起我。淡的很让她很难以启齿的时候，就在屋子里谈的时候，还得趴到我耳朵跟前来说。

　　解说：一直生活在噩梦中的老人们，突然要这样面对面的对一个陌生人讲出她们心里憋屈了半个世纪的秘密，无论对于讲述者还是倾听者都要经历一次身心难以承受的煎熬。

　　康健：听的我们，就是那种气愤和那种愤怒，可以说，还有那种我们的那种伤心，都在一起交织。所以我们那个律师记都记不下去，那时候也没有笔记本电脑，就拿手记，手记的她说浑身发凉。

　　解说：康健从事律师职业生涯已经有34个年头，20年来一直义务为24名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做法律援助。一向冷静、理性的她，在20年间每次提起这些事时，都依法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康健：当着她（侯巧莲）父亲的面，然后在炕上强奸他女儿，几个（日本人），她才13岁。她跟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哭起来了。对不起啊，我也实际，有时候也不想说这些，其实我们律师不爱动感情的。

　　解说：对于这些受害事实，如果我们仅作为旁听者都无法承受的话，那那些亲身经历过如此蹂躏岁月的老人们，将这些伤痛与不堪已经在心底隐埋了半个世纪，她们又该有多少屈辱？又该有多少难熬的岁月？

　　陈林村（88岁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你把车停到哪里？可以开到我家里停放。

　　陈厚志：我们走过去吧。

　　陈林村：好的。

　　陈晓楠：陈林村阿婆是海南省保亭县黎族人。1942年，在她16岁的时候，三次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因为被日军糟蹋过，遭受到村民的歧视，没有人愿意娶她，无奈之下把自己嫁到了万宁县，距离自己的家有一百多公里远。

　　在此之后，阿婆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自己的这段经历。就像陈厚志所说，即使受害人黄玉凤阿婆和陈林村阿婆住在一个村子，她们也依然都守口如瓶，不愿意暴露陈阿婆的身份。

　　直到2001年，陈厚志才从一位充当过日军劳工的老人黄世新那里得知，保亭县加茂镇还有一位日军“慰安妇”叫陈林村，嫁到了万宁县。

　　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陈林村阿婆。那个时候八名海南籍性暴力受害者联名起诉日本政府的诉讼手续，已经全部完成了，没有办法把陈阿婆的名字加入其中。在此之后，有很多学者、媒体、慈善人士都前来看望阿婆，询问她的受害经过，还有目前的生活状况，但是没有任何人再向她提起打官司的事。

　　起诉日本政府，让日本政府向她公开谢罪赔偿就成为了阿婆一直没有能够实现的夙愿。

　　记者：你想到日本打官司吗？

　　陈林村：我想去，但是能去吗？不能去的。

　　记者：那要是叫你去，你想去吗？

　　陈林村：叫我去，我想去，但是能去吗？

　　记者：要是你到日本打官司，你有什么要求？如果日本赔偿，你要什么？做什么给你？

　　陈林村：给我做一间房子，做一间房子能做吗？

　　解说：一年前因为房子毁坏，阿婆从保亭县加茂镇搬至儿子家居住，平时只有她一个人住在这里。但到了逢年过节，四代老小一共13口人，都要拥挤在这间两居室里。

　　调查员陈厚志说，黎族仍然是一个十分传统的民族，这些有违伦理之事，都不允许在家里讨论。这些阿婆当初被日军糟蹋后，整个村子的人都看不起她们，很难嫁出去。正因为如此，陈林村阿婆才嫁到了，离家较远的万宁县。就连已经去世的丈夫，在生前也都不太了解。

　　在采访中，我们一直避免去提有关“慰安妇”的问题。但还是有个问题，触碰到了那个敏感的话题，令阿婆立刻紧张起来。

　　记者：阿公是汉族还是黎族的？

　　陈林村：汉族的。

　　记者：你因为什么找汉族？

　　陈林村：不找黎族的（男人），说这个又是以前的事，我不想说。

　　记者：阿公对你好吗？

　　陈林村：阿公对我，好啊。

　　记者：很好吗？

　　陈林村：嗯。

　　记者：骂过你，打过你吗？

　　陈林村：不会打。

　　解说：在我们调查到的所有性暴力受害者中，陈林村阿婆算是幸运的一位。因为隐瞒了身份，找了外族的丈夫嫁人，因此没有遭到太多的歧视和侮辱。虽然家庭贫寒，却也是儿孙满堂，其乐融融。

　　然而，我们接下来见到的林亚金阿婆，就没有如此幸运了。

　　陈林村：拜拜。

　　记者：拜拜。

　　解说：由于大多数阿婆都住在偏远的山村，陈厚志每次探望时，都会在县城买一些日用品和常用药品带去。但在看望林亚金阿婆时，他还买了些鱼肉。

　　视频片段：她睡在里面脏，还是不要进去了，她白天都起来在里面拉尿。她刚从医院回来的时候白天喜欢出来的，现在都没有了。

　　解说：1943年，黎族女孩林亚金刚满17岁，村里人都说她长得漂亮，有不少人前来提亲。但因打仗的年头太乱，家里人没有同意任何一门亲事。然而十月的一天，她正在田里收水稻时，被一群日本兵抓走。从此带给了她一辈子也无法愈合的伤害。

　　康健：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我对林亚金，我印象特别深。一看她就是年轻时候是个很漂亮的一个人，大大的眼睛、白白的，而且很爱美的。我一去见她，那个黎语翻译跟她说，北京来的律师来见你了，而且她不知道北京。她说北京，她就愣了。那个黎语翻译说中央的，就是北京中央的。她一听，是吗？就赶快坐那儿，就梳头，就要把自己头发原来是散的嘛，就要梳头，给系上。我把她的镜头马上给她拍下来了，我就觉得这个阿婆很爱美，要说那无所谓完了我这么老了，然后就赶快拿脚搓自己脚，因为她也没穿鞋，脚上净是泥。就是这两个细节，给我印象太深了。

　　解说：林阿婆曾经两次被日军抓去，与她同时被抓去的三个女孩都在日军离开中国一年后去世。

　　1951年初，林亚金嫁到离家较远的什号村，一直没有告诉丈夫自己被日军抓去的经历。有个一次生育，但孩子还没出生就胎死腹中。结婚一年后，丈夫去世，此后林阿婆再也没有嫁人，领养了一个儿子。

　　记者：你是多大的时候过来的？

　　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林亚金养子：两岁。以前干活，什么活她都干，今年不干活了，身体就今年不那么好了。

　　解说：陈厚志每次来看望阿婆时，都会买两瓶黄酒带给阿婆。他说阿婆喜欢喝点酒，只是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多喝。

　　陈厚志：喝得了吗？

　　林亚金（89岁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受害者受害者）：能喝，但不能喝太多。

　　陈厚志：嗯，喝一点就行了，喝完这一汤匙就行了。

　　林亚金：能睡好觉就行。

　　陈厚志：嗯，喝一点就行了。

　　林亚金：嗯。

　　解说：节目组赶到林阿婆住处时，已经是下午两点了。在她房间的床头，只放着一碗米饭。阿婆这一天，还没有吃过一口饭菜。

　　陈厚志：阿哥，拿菜去煮，还没吃饭啊？

　　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林亚金养子：我吃过了，拿去煮给阿婆吃。

　　解说：林阿婆此前独自居住在山上时，只有一头牛陪伴着她。

　　康健：那个牛就是阿婆的伴儿，我才知道那牛为什么老跟着她，你不用理它，它就阿婆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这样的。

　　解说：听陈厚志说养子把阿婆的牛卖了，换了一台插秧机。之后，阿婆不但没有了牛的陪伴，还依然要下地干活。

　　林亚金：现在都去不了哪里了，不像以前那样，以前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陈厚志：她以前她有一头牛，她每一天都出去放。很久没有吃到肉，香。

　　解说：阿婆的房间里的设置很简单，几乎没有摆放任何衣物和家具，只有一个落满灰尘的黑色箱子立在墙边。那是她曾经去日本打官司时，所用的行李箱。

　　阿婆这一生都生活在什号村，没有出过远门，也只有去日本时才会用到这个箱子。

　　林亚金：干不了活了，太老了，去不了日本了。

　　解说：从日本回来后，阿婆身旁总放着一本书，儿媳说她有空时常会拿出来翻看。这本书是日本出版的中学生读物，里面讲述了当年日本随军“慰安妇”的惨痛经历。这是前来看望阿婆的日本留学生带来的，里面也有阿婆的故事。看来，能把这些事实编著成书，让日本人了解过去他们所做的恶行，对阿婆来说是不小的安慰。

　　陈晓楠：1995年5月，中国大陆第一批山西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的案件，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六年之后，林亚金、陈亚扁、黄有良等八名老人作为唯一一批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申诉，她们是中国大陆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的第四起案件。

　　而这四起案件的几十名辩护律师都是日本律师，分别由日本的小野寺利孝律师和大森典子律师所带领的律师团队免费受理。这些律师二十年间前往中国调查取证的所有经费开销都由他们自己承担。除了律师团之外，在日本还有很多日本民众也自发组织了“慰安妇”救助会，一直在默默地支持着这几起起诉案件。而这些是日本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所要承受的压力是难以想像的。

　　日本市民：会出现（我的）名字吗？我对“慰安妇”问题还是有些犹豫的，我还是不希望被播放出来。

　　解说：镜头里的这位受访者是日本关注“慰安妇”民间团体的参与者，是一名日本律师。当他还是高中生时，便开始学习中文，目的是为了寻找真实的历史。他和节目组在太原遇到的支援会成员一样，都十分介意媒体公开他们的身份。我们只知道他们一直在义务性，甚至自我牺牲性的帮助亚洲性暴力受害者。却不知道，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承受着怎样的压力，甚至是生命受到威胁。

　　日本市民：现在日本右翼分子会进行个人攻击，所以我不得不慎重。

　　解说：他的担心并不是没有缘由的，吉池俊子是一名日本的高中教师。早在上世纪80年代，她就曾前往山西的慰安所进行考察。而当她向自己的学生讲述真实的历史时，便经常遭受到日本右翼的威胁。

　　吉池俊子（日本高校历史教师）：在日本，有一群右翼分子，（他们）会往我家里打电话，说什么（你的）孩子很可爱呀，说一些类似于这样的威胁的言语。因为他们把笔记本落在了我家附近，我才发现（右翼分子）已经到我家门口了。

　　日本市民：因为我不知道哪里会有右翼分子，所以会觉得很危险。虽然（攻击的物件）分得并不是十分清楚，右翼分子攻击的问题分不同层次，这其中最受攻击的是“慰安妇”问题。

　　大森典子（日本律师）：毕竟还是法制社会，律师的话并没有受到太多的直接攻击。最近日本社会右倾化非常严重，有关于这样的问题，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律师）现实生活中，也会受到右翼分子的言行攻击。虽然说至今为止，我还没有（受到过攻击），但是并不是说以后不会发生。总之，（如果受到攻击的话），我会反击。

　　解说：在日本，关心和帮助二战期间性暴力受害者的团体有很多，除了“慰安妇”诉讼律师团外，还有很多支援团体，募集资金支持和帮助各国的性暴力受害者。他们在此之前，与受害者们素未平生，却一直在义务的尽最大可能帮助、关心他们，并且一做就是二十年。不但令日本的右翼无法理解，就连接受他们帮助的中国人也很难相信。

　　张双兵：（受害大娘）说心情比较复杂，她们不相信日本人会替她们办这些事情，但是通过我们解释以后，她们就相信了。特别是后来经过打官司，通过给她们慰问，都戳在她们心里边。有的日本人就问，说你对日本人的态度是什么？她们就是说对当年的日本鬼子非常恨，但是对现在你们来的这些日本人的话，就是比较好一些。

　　大森典子：对来询问受害情况的辩护律师，有些人一开始就对我们讲出了实情，其中也有人觉得日本人还是不能相信，那之后还有人说了一些不太相关的事情，最初是很难建立信任关系的。我们也知道，但是在打官司的过程中，还是把我们的心意传达到了，渐渐地加深了信任。

　　张双兵：作为一个加害国的老太太，日本的女人，去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为中国的受害者说话，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说，从我对她来说，很赞赏她这种精神。

　　解说：在我们一路看望过的十七位阿婆中，只有这三位阿婆是不太忌讳谈及往事的。在整个下午的谈话中，她们一直都面带微笑。如果其她的阿婆都能有一个这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么至少在她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会带着那么多的恨意和屈辱。

　　陈晓楠：《远东审判案》备用资料第103册51章342页，记载了当时日本情报部发给日本陆军部的一份文件。

　　文件当中这样写道：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争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我们必须更多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和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

　　东条英机接任日本首相之后，在1941年10月8号答复记者询问的时候还说道：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缺少的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

　　把女人当作一种战略物资，是整个二战期间日本最高当局和日本军部忠实信奉和切实执行的信条。

　　然而，对于每一个遭受过日军凌辱的女人来说，她们曾经都是对生活有着憧憬的女孩。当她们被当作废弃的物资扔掉之后，即使是在贫穷的大山里面，她们也无法再正常的抬头做人。

　　时隔半个世纪，当年迈的她们鼓足勇气，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时候，回应她们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败诉，直到她们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中国大陆24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在长达15年的起诉之路上，究竟经历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