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慰安妇来源：被捕女地下党 强抓当地美女
来源：凤凰大视野   2016-11-01 15:54:25

　　陈晓楠（主持人）：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众所周知，“慰安妇”是一个和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不可分割的话题。

　　据不完全调查，当时日本的从军“慰安妇”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朝鲜、日本、韩国、东南亚、荷兰等地。

　　朝鲜中央通讯社经过调差推测，来自朝鲜的“慰安妇”有二十万人。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的主任苏智良教授调查取证之后推测出来，来自中国大陆的“慰安妇”也应该不低于二十万人。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便不断的有来自韩国、中国、朝向菲律宾、荷兰等国家的“慰安妇”受害者站出来控诉日本政府，要求谢罪赔偿。

　　2007年加拿大国会通过的决议案，要求日本为二次大战期间强迫亚洲妇女充当军妓一事道歉。而欧洲议会在斯塔拉斯堡也讨论并通过了要求日本对此问题道歉的决议案，并且要求对受害者以及家属也给予经济赔偿。

　　同年，荷兰议会下院同样是全票同通过了一项类似的决议。韩国受害者更是从1992年1月开始，把每周三定位是周三集会，前往日本大使馆门口去进行集会抗议，如今这一集会已经举行了一千多次了。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日本政府除承认“慰安妇”这个事实之外，没有过任何的公开性的道歉和赔偿。

　　那么，中国那些曾经的受害者如今身处何处？又近况如何呢？那段七十年前的惨痛经历，又怎样影响、改变了她们后来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我们将会为大家一一讲述。

　　解说：1939年的中国，风雨飘摇，华夏大地战火隆隆。

　　此时的日本人已经认识到三个月占领支那的妄想宣告破灭，应改为逐步推进、逐步蚕食的策略。其首要任务便是巩固1937年以来所占领地区的控制，加紧掠夺物资及资源，为战争服务，以战养战。

　　1939年10月，日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将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到山西省太原市的正太铁路改名为石太干线。

　　石太干线横越太行山脉，它是连接中国山西与河北两地的重要交通命脉，也是日军获得山西煤炭资源的重要通道。

　　为此，日军委派了近6000人的兵力盘踞山西阳泉市，扩大据点，构筑碉堡、炮台。正是这6000名日本兵的到来，使得这里的众多女性蒙上了一层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梦魇。

　　1941年9月5号，日军独立混成4旅14大队某小分队闯入距阳泉45公里的盂县进圭村修建炮楼、设立据点。

　　张双兵（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山西民间调查员原山西省盂县羊泉村小学教师）：长着小枣树的这个，那是西炮台。

　　这个山上就是中炮台。

　　那个山上就是东炮台。

　　这个东炮台始终就没有建成，在的最多的是西炮台。

　　就是东炮台、中炮台、西炮台。

　　记者：把整个包围？

　　张双兵：对，包围起来。

　　师傅，这儿停一下，它这儿叫作二桥洞，进圭村的日本军从这儿一开始来的时，候把这个村子分成两部分，这叫西，这叫东。就是把东边的这些老百姓，全部赶往西边，这东边全部就是日本人。

　　解说：山西民间调查员张双兵，作为一名退休小学教师，二十余年来他与他的同伴一直坚持调查走访山西等地的日本性奴理制度受害者。

　　张双兵：这个地方有两个院子，一个是日本兵的通讯班，就是架设电台的地方，一个是日本兵的医疗室。这就是日本兵的中队司令部在的时候，在这三个地方这就是日本兵的司令部。那最西边那个窑洞里面也是关抗日分子和共产党员的地方，那万爱花就在那个地方被关押过。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山西盂县它是晋察冀边区的一个边缘地带，有时候被日军占领，有时候八路军反攻，他往后退。因此在前线，在前线基本上就是就地征用的妇女。

　　我们在太原发现有日本女性做“慰安妇”，尽管少量的，但在盂县就没发现过。因为它是前线，所以他全部是抓像万爱花这样的抗日的分子。

　　万爱花（81岁山西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好不了了。

　　记者：什么？

　　（万爱花家属00：06：11）：她说她好不了。

　　记者：好得了，好得了。

　　万爱花：不行了。

　　解说：来自日本的大森典子律师，此前已经参与过数起韩国、菲律宾的“慰安妇”诉讼案件，早已对“慰安妇”事件有所了解。但当她最初听到来自中国的几位受害者的讲述后，仍然感到十分震惊。

　　大森典子（日本律师）：韩国、菲律宾等其他国家的受害者也开始上诉，但比起这些国家的受害者，（中国的）受害者的受害程度更加严重，（严重程度）难以置信。

　　解说：大森典子一行人此次来到山西盂县，正是为了祭拜这位刚刚去世的受害老人。

　　山西籍已逝受害者之子：我们这一辈都60多的人了，马上也就入土了，还有下一辈，对不对？所以说不能（拍摄），好比说我儿子，还有外孙等等。现在在外边工作，都年龄不小了，人家都反对这个事情，好像是不光彩。你上一辈人怎样怎样了，人家不愿意，特别特别地反对这些事情。

　　解说：背对镜头而坐的是去世老人的二儿子，他在1996年打官司状告日本政府时，才大约了解到母亲的这段经历。但他知道的并不多，更不想提及。

　　节目组一行人，前去大娘的葬礼现场吊唁时，也被拒之门外。

　　大森典子：这次又有两位受害者原告，在去年我们访问之后去世了。为了追悼这两位受害者和安抚她们的亲人，我们和她们的亲人（就上诉的问题）进行了沟通。

　　同时也是为了鼓励另外两位健在的受害者，大家一起，也就是（同行的）所有人和以往一样，也进一步进行了沟通。虽然（内容上）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去年去世的受害者又增加了，所以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必须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陈晓楠：节目组前去祭拜的那位去世的老人是盂县西潘乡人，从小就和姐姐相依为命。姐姐出嫁之后，她就跟随姐姐和姐夫一起生活。

　　1942年7月的某一天，姐夫的地下党身份暴露了，全家人都被日军抓了去，日本队长用姐夫的性命威胁她，使她沦为了日军的性奴隶。那一年她才15岁。

　　但这并没有能够救回姐夫，姐夫被杀之后，日军把她关押在了进圭据点的窑洞里，每天都要遭受日军的蹂躏。几个月之后她开始变得精神失常，下身溃烂。

　　家人用几十银元把她赎了出来，经过三年的调养，身体才算是有所好转。25岁的时候她才找到婆家出嫁，是村里结婚最晚的女子。

　　山西籍已逝受害者之子：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她受过的苦，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那都不愿意提起，我们也痛苦。我们都不想提起她过去的事情，太痛苦了，她受了不少罪。那时候我爸当兵不在，我们小，真可怜。

　　在过去，我们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她）一直是神经病，对我们都好像不是她的孩子，特别严重的神经病。

　　解说：她15岁那年所受到的身心伤害，伴随了她后来漫长的一生。

　　精神失常的毛病时好时坏，稍受刺激便会发作。以至于她丈夫去世的消息，也是三年后她的子女才想办法慢慢告诉她。

　　山西籍已逝受害者之子：只要一提起她这件事，每次不管哪儿的人来，只要一提这些事总要有一段时间，好像感觉老人心里头不痛快。自己看不起自己，这是最关键的。

　　解说：精神失常是当年大多数遭受日军蹂躏后的女孩，都会留下的后遗症。

　　吉池俊子（日本高校历史教师）：性未发育成熟的女孩一天里面要被几十个人强奸，她们的人生被彻底的毁了，患上了PTSD。因为在PTSD发作的时候，两个人会到处乱跑，对此周围的人感到非常害怕。半夜里，她们又跑又叫。

　　解说：PTSD翻译为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又称创伤后的精神失调。在对日起诉期间，有多名受害者都被认定患有此后遗症。

　　康健（北京市方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的时候还请了日本的医学专家来对这些受害者做精神损害鉴定，并且日本的精神科专家医生到法庭去作证。

　　日本法院也全部地采纳了医生的证言，认为这些受害者都受到了严重的精神上的创伤，并且这种创伤，这种精神上的损坏是呈持续状态。就是现在，也仍然是存在的。

　　解说：曾带领中国受害者多次前往日本诉讼的中国律师康健，对这些老人的受害情况相当熟悉。

　　康健：因为她们经常做噩梦，噩梦是经常是相同的噩梦，就是老被日军并追这种（噩梦），躲或老有人掐她，就是类似这样的噩梦。就是相当于在那个就是犹太人在集中营中长期被羁押期间造成那种损害，那种损害是一种持续的不可逆转的损害。

　　解说：关于日本民间律师及志愿者热心调查七十余年前的“慰安妇”事件，康健律师对此也曾经表示过疑惑。

　　康健：我问他们，你作为日本人，你为什么要想帮助中国人来起诉日本政府？当时我记得小野寺利孝律师，他说这是重大人权侵害，如果不解决，日本人是不会得到亚洲人的原谅的。

　　解说：大森典子律师与她的志愿者接下来要前往北京，与“慰安妇”对日诉讼案中方协助律师康健会面，商讨接下来的相关计划，而同行的支援会成员则返回日本。

　　遗憾的是，他们两天来在盂县看望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画面，都不允许我们拍摄。

　　而那位已经去世的老人，经过调查员的再三调解，其家人最终同意我们前去吊唁。但必须承诺不要曝光大娘及其家庭的任何信息。而写有“慰安妇”研究中心的挽联，在我们一行人吊唁之后，也被迅速摘下。

　　陈晓楠：盂县由于四面环山，交通闭塞，又因为此处已经是当时的战争前线，无法设立正规的慰安所。因此，驻扎在本地的日军都是从附近村落抓了一些良家女子，关押在炮台附近的窑洞当中进行蹂躏。

　　窑洞里发生的情形，已经成为她们终身无法摆脱的梦魇。能活着从那里出来就是幸运的。

　　出来之后，还能继续生育是极少数的。即使能隐姓埋名找到好的婆家出嫁，也无法摆脱村里人的流言蜚语，连她们的子女都要继续背负这些不堪的歧视与凌辱。

　　所以这位老人的离世，似乎那些令她不堪的伤心的往事，也可以一并被带走了。而对于村中其他的依然健在的受害者来说，她们的家庭，她们的子女以及她们本人仍要经受如此的折磨。

　　解说：窗外的鞭炮声是从我们刚刚前去吊唁的那位受害老人的家里传来的，调查员李贵明说，要开始下葬了。

　　鞭炮声令镜头前的这位张先兔大娘有些不安，或许，也只有她才能明白她们这种身份的人活着的痛楚。

　　张先兔（山西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88（岁）了，你看这怎么活的，一身病。这是罪，告你们说，我这是活一天受一天的罪。

　　解说：这些曾被日军蹂躏过的妇女们，从窑洞死里逃生后，身心已被摧残殆尽。有的跑到偏远山村偷偷嫁人，有的则终身未嫁。那些令她们一生都感到恐惧的梦魇，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

　　1945年，日军投降后，人们欢庆胜利之余，没有人知道这些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所受到的伤害。即使在后来的东京审判中，也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性奴隶”的罪责。她们就这样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

　　康健：因为以前也没有这样的史实披露，我们根本不知道。

　　苏智良：因为全世界知道“慰安妇”恐怕也是1992年。在此之前，日军的很多的档案没有公开，我们不太清楚战争时候有这样一个制度。

　　解说：让我们更为惊讶的是，这个秘密是从一位日本老兵的口中说出的。

　　苏智良：1992年年底，是纪念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一个大的周年，因此在北美在很多电视台播放其中他们（制）作了一个叫《战争中的女性》。

　　有一个日本老兵说，战争时候因为有妇女帮他们提供性服务，皇军才打胜仗。

　　解说：1991年12月，亚洲太平洋战争韩国人牺牲者诉讼，在日本地方法院受审。35位原告名单中，有3是以“原从军慰安妇”的身份起诉的。

　　这一案件震动了整个亚洲国家。从此，这个反人类的战争罪行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大森典子律师便是这次诉讼的律师团成员之一。

　　大森典子：我们的目标是让日本政府承认这些事实并谢罪，虽然谈不上完全的赔偿，不管怎样，希望日本政府能给出一个公开的谢罪证明。

　　虽然我觉得这很难，当时各国的受害人已经提起上诉。比起现在，日本政府还稍微有一点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愿，想要通过审判来解决（这个问题）。

　　解说：在案件调查中，大森典子律师了解到中国同样也有许多受害者。正当她想寻找中国的受害者时，远在山西盂县的小学教师张双兵，从《山西日报》上看到有关“慰安妇”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报道。这是这一报道开启了他长达20年的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调查之路。

　　张双兵：那时候（时间）很紧张，从6月份开始到7月份，这一个月中间就是做了个详细的调查。1992年还有个侯冬娥和万爱花，到北京参加东京论证会。

　　1993年10月份的时候，我就去上北京见到了大森，日本的大森律师，然后我们就签订了这个起诉的意见书。

　　解说：为了便于案件的调查，1995年，大森典子邀请中国律师康健协助调查。

　　与此同时，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开始寻找中国原“慰安妇”幸存者。并于1999年建立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2007年，在上海师范大学设立了中国“慰安妇”资料馆。

　　截止到2010年，中国大陆一共有24名原“慰安妇”受害者分四批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但最终都以败诉告终。

　　山西箕已逝受害者之子：官司是失败了，老人也很，人是感觉是没有得到好处。反而，用咱农村的话来说名声对下一代好像是不光彩。

　　解说：一方面，因为打了十多年的官司，最终败诉，受害者家人没有得到赔偿。另一方面，说出“慰安妇”的遭遇，玷污了家人的名声。大多数受害者子女都是反对此事的公开。

　　张双兵：村子周围的人这个看法也不一样，有的人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说不应该提，但有的人就讲是应该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和日本政府斗争到底。

　　山西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张玉兔儿子：有的时候那倒是也（觉得丢面子），这两年也就不丢人了，尊重老人还丢人了。

　　解说：对于母亲过去的遭遇，作为子女张大娘的儿子显然从容很多，似乎觉得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历史，承受着就好。

　　1942年大年初二的早晨，村子里的人都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中，刚刚新婚两个月的张先兔一家格外热闹。就在全家起床要吃早饭时，日军突然闯了进来。翻箱倒柜之后，日军要把家里的牲畜和张先兔一并抢走，张先兔就被关进了炮台旁的窑洞里。

　　张先兔：那年这里是（日本侵略盂县）第二年，都开始打仗了。我们都是家门不出二门不出的，再都没受过（那种罪）。见到（日本兵）就怕，抓到河东那边的炮台上，前后拿刀的、拿枪的，前后吓死你了。

　　解说：在窑洞里，只有16岁的张先兔，每天都要遭受十多个日军的蹂躏，夜里来的人最多。每次提到这些往事，大娘都会说遭的那个罪是说不出口的，那种苦一想起来就要发抖。

　　张先兔：可是受过大罪，可（全）西烟村，谁也没有受过我这样的罪。

　　解说：自从张先兔被抓后，全家都陷入了痛苦之中。婆家和娘家商量后把地卖掉，又借了些钱，凑足了800银元才把她赎了回来。然而回来后才知道，当初被抓时，只有13岁的丈夫被日本兵的刺刀吓傻了，从此失去了自理能力，终身残疾。

　　而由于被日本兵糟蹋过，婆家的人也不再理睬时年16岁的张先兔。她只好回到了娘家。

　　张先兔：后来回来，不吃不喝，哭的就成那样了。吓得什么也不知道了，好怕。

　　全凭我爸，我（奶奶），我婶子们，还有后妈来照顾我。吃也不行，咱可耽误了些时候，等那先生来才看好。全凭我家（来照顾），婆家怎么会管你呢。

　　解说：经过两年的调养，身体恢复后，回到婆家没住几天就又开始逃难。

　　张先兔：哪儿个村没日本人，就往哪儿个村里躲。跑了一年多，两三年了吧。

　　解说：对于过去那些糟心的日子，张大娘不想再做过多的回忆。

　　后来，张大娘一共生了三个儿子。而大儿子是她结婚15年后才有的。

　　张先兔被抓后，就是被关押在河东据点。张双兵调查到的盂县55名受害者中，有13位都曾经关押在这里，但至今只有张先兔一人健在。

　　据河东据点60公里外的进圭据点，还有一处慰安所完整地保存着。曾经的日军慰安所，如今已大多不再为外人所知。

　　陈晓楠：日军在山西盂县强迫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通常有三种途径。

　　第一类就是抢夺。日本在占领城乡的时候，公开或秘密地用暴力掠夺当地长得漂亮的女孩充当“慰安妇”。这种抢夺对于日军来说十分便利，既不需要支付任何金钱，也省去了很多麻烦的手续。

　　第二类是以俘获的女性地下党员充当“慰安妇”。第三类就是依靠汉奸组织，强迫良家妇女充当“慰安妇”。

　　抓来这些女子之后，就会把她们禁足在各个据点专门设置的窑洞里，不能随意走动，吃穿极为简单，没有任何的卫生保障。她们不但不会得到通常意义上的“慰安妇”所能得到的现金报酬，在身体溃烂、毫无用处之时，还需要家人用大量的银元才能把她们赎回来。

　　事实上，经过这样的蹂躏之后，大多数人是不能活下去的。而那些好不容易坚持生存下来的人，却要一辈子背负起这样的污名。

　　调查员张双兵在向我们介绍进圭村据点的慰安所的时候提到，在相邻的村庄还有四位大娘健在，她们都曾经被关押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