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竹林的家乡在湖北省武汉市,她1922年农历五月十六生于武汉,15岁就结婚了,丈夫是个汽车司机,叫汪国栋。他们生活虽谈不上小康,但粗茶淡饭,还算过得去,特别是夫妇感情很好,图为1998年袁竹林来到多伦多,第一次走出国门,讲述她受害的故事〔苏智良1998年摄〕
安定的生活刚刚才开始,第二年,日本侵略者的战火就烧到了武汉。袁竹林的丈夫被征派到大后方去了。岂料婆婆在穷困中强逼着她嫁出去,这样袁竹林与刘望海结了婚。17岁时,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蓉仙。图为袁竹林老人在加拿大多伦多留影〔苏智良1998年摄〕
1940年春,有个当地女子叫张秀英,到处招工,说是到湖北一个地方的旅社去做清洁工。靠为人洗衣为生、孩子饿得直哭的袁竹林也报了名。报名时,有好几个小姑娘。袁竹林当时18岁,图为袁竹林在香港控诉日军暴行。〔苏智良2001年摄〕
张秀英的丈夫是个日本人,会说些中国话。袁竹林等一群姑娘坐船到了鄂州,上岸被赶进了一个庙,庙门口有日本兵站岗。大家都开始慌了,袁竹林哭起来,转身就想逃,被一把抓住,张秀英和她的丈夫威胁她们:“想死吗?”原来这里已是日军慰安所。根据实地调查,这个慰安所遗址应该是原鄂州关帝庙。〔陈丽菲2001年摄〕
进了慰安所,老板就命令大家将衣服脱光,以便检查身体。张秀英指着袁凶狠狠地训斥道:“你是游击队员的老婆(因袁竹林的丈夫去了四川),老实点”身体检查很快,因为都是良家妇女,根本没有什么性病。检查后,老板给每个人取了个日本名字,袁竹林被叫作“吗沙姑”(根据音译可能是“雅子”)。女孩子每个人分到一间房间,大小约七八个平方,里面有一张床,一个痰孟。图为袁竹林出席纪念活动。〔苏智良2003年摄〕
第二天早晨,房门口挂上了一块六七寸长,两寸宽的木牌,上面写着她们的日本名字。在慰安所的人门处也挂着很多这样的牌子。这天的上午,门外就来了大批的日本兵,于是,每个房间门口都排起了长队。一天下来,袁竹林连坐也坐不稳,下身疼痛得像刀割一般。图为袁竹林在上海师大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人员的陪同下,专程访寻当年受害之地,并在原慰安所前留影。〔陈丽菲2002年摄〕
此后,每天的生活就是被逼着做日本兵的性奴隶一般,妇女被规定要洗澡,但在厨房的木桶里轮流洗。据袁竹林回忆,这个慰安所的中国 “慰安妇”总有几十人,洗澡水到后来已脏得不行了。陈丽菲教授来武汉探望老人并陪同老人畅游东湖,袁竹林说,我尽管是武汉人,但这是我第一次到东湖游玩,图为袁竹林老人在游艇上用日语唱当年的歌谣。〔陈丽菲2002年摄〕
老板也强逼她们吃避孕药。开始,袁竹林害怕,常常将这种白色的药片扔掉,后来,老板发现大家都不吃,就看着她们吃下去。日军规定,士兵必须要用安全套,但很多士兵知道来的都是良家妇女,有意不用安全套,经过一段时间后,袁竹林就怀孕了。图为2000年,袁竹林在东京民间法庭作证时,坚决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认错。〔苏智良2000年摄〕
怀孕后,日子更苦了,于是她便暗中与一个被日本人叫作“路咪咕”(音译应为“留美子”)的湖北女子商量,决心要逃出去,但刚逃跑马上就被日本人抓了回来,日本人将袁竹林的头死命地往墙上撞,一时鲜血直流,从此她就落下了头痛病。她后来才知道,她的女儿蓉仙因为失去母亲的照顾,已活活饿死了。而从此以后,袁竹林也失去了生育能力。香港作家李碧华为袁大娘写了《烟花三月》一书。
以上图文选自《日本侵华图志》第十九卷《“慰安妇与性暴力”》,苏智良,陈丽菲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本头条号目的在于用老照片佐证历史事实,并祈愿中日永远友好,再无战争之残酷。历史真相的复杂性不是用数字或照片能够全部揭示的,期望读者能够独立思考,理性看待历史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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