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深渊的慰安妇
1942年5月,滇西沦陷。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拉开了滇西反攻战的序幕。腾冲、龙陵、松山……日军被分割包围在一个个孤立的据点之内,插翅难逃,困兽犹斗,最后的战斗极为惨烈。“当腾冲城尚未打开的时候,国军都知道城内尚有五十多个敌人随军营妓,也被包围在里面,果真我军登上了南门城墙之后,面对着北门的一条小巷上面,常能发现三三两两的女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那儿匆忙的经过。后来,攻击的包围圈形成的时候,我军小炮及机枪封锁面上,也会见到一个个营妓花枝招展的在封锁吐经过,我军士兵停止了射击,招手要她们过来,营妓回头一笑,姗姗地溜走了”这是1944年9月18日中国随军记者潘世征从腾冲前线发回的报道《敌随军营妓调查——腾冲城内的一群可怜虫》中的开场白。这段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字,为我们揭开了滇西慰安妇的冰山一角。
慰安妇,几乎与日军同时出现在滇西的大地上。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失利,撤退回国,穷凶极恶的日军尾随其后,一举占领了毗邻缅甸的怒江西岸大片中国领土。
第一批滇西慰安妇来自缅甸。但由于从缅甸弄来的慰安妇数量有限,不久,日军又开始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台湾、日本本土和朝鲜输送慰安妇前来补充,扩充慰安妇的“阵营”。再后来,愈益疯狂,掳掠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每逢赶集之时,日军往往突然出动,包围抓捕青年妇女,令当地百姓不胜惊恐。在饿狼与羔羊的游戏中,羔羊几乎没有任何自卫的手段,只能任人宰割。
日军在滇西占领区,到处设立慰安所。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慰安所,不仅设在阵地中、兵营中,更为恶毒的是,故意将这伤风败俗的场所设在神圣的教堂、祠堂、学校之中,亵渎之意溢于言表。
这绝非偶然,而是有意为之,与征用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如出一辙,出于同样的险恶用心。据《远东审判案》记载,日军情报官大雄一男在给军部的一份文件中写道:“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安抚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正是基于这样的恶毒念头,日本军部下令:“今后可迅速在统治区和占领区秘密征召慰安妇。”
生死线上的慰安妇
日军对滇西慰安妇管理极为严格,有着一整套系统培训、管理、控制和处置机制,即使战斗进行到最后时刻,慰安妇的运行体系依然照常运转。
慰安妇等级分明,地位高的是日本籍慰安妇,专门“慰安”军官,地位低的则是朝鲜籍、中国籍、缅甸籍慰安妇,主要供士兵“享乐”。为了掩人耳目,日军给慰安所取的名字,往往冠以俱乐部、娱乐部之类的字样。慰安所内,每间房屋门上都张贴有慰安妇的花名以及卫生检查合格证,合格证每星期换一张,上面签有日军医官的名字,盖有印章。房内布置,尽可能体现日本式家庭氛围,榻榻米、木屐、和服等等,一应俱全。所有慰安所均实行封闭式管理,平时不许慰安妇单独外出,更不准当地百姓进入,因此,对慰安所内部的情况,当地民众并不清楚,滇西慰安妇被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后,长时间不为人知。
随着战场形势变化,慰安妇的真相才渐渐浮出了水面。1944年2月3日,《新华日报》的一则报道初步披露了滇西慰安妇的细节:“敌寇去岁(1943年)屡次犯我腾北,遭打击后,大部敌兵都感觉厌战,敌酋无法可想,只得以强拉民间妇女供士兵娱乐,来提高情绪,又在腾冲西华街设立俱乐部一所,由汉奸强拉我妇女同胞14人,凡敌兵人内取乐,每人每时收军票5元,战地负伤者免费。该妇女等不堪蹂躏,多忿而自杀。”
仗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底层的、非日本籍慰安妇除了极少数逃跑或被解救之外,多数被日军残忍地杀害,有的甚至为了节约子弹而被日军用木棍捅进喉咙而死,幸存者寥寥无几,而所谓“高级”的日本籍慰安妇,则备受照顾,,多数被提前护送到缅甸等安全地带,毫发未伤,少数在炮火硝烟中也受到日军掩护,甚至有些挺身而出,主动参战,操起刀枪,坚守阵地,与中国远征军对阵。远征军将士的回忆录中,不乏他们亲眼目睹的日本籍慰安妇参战的记载,有的冒着炮火、弓着腰、上蹿下跳、抢救日军伤员;有的推开受伤的日军机枪手、自己端着机枪疯狂扫射;有的用力投掷手榴弹,甚至经验不足、用力过猛而摔出战壕……日本籍慰安妇的最后疯狂,往往令人难以理解。
翻开尘封的档案,有这样一份对被俘日本籍慰安妇的审讯记录,这是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整理的,后被陈祖棵先生主编的《江山作证》一书收录,足以拓展我们对慰安妇的认知视角。“问:‘你叫什么名字?是日本什么地方的人?’答:‘我叫武代英子,是东京人。’问:‘你是怎么被强迫来中国滇西当慰安妇的?’答:‘我不是强迫来的。我是志愿报名来当慰安妇的。’问:‘你为什么要当慰安妇?’答:‘日本男人为效忠天皇参加圣战,流血牺牲死而无憾,我们女人也应为圣战献身,让男人们享受快乐得到安慰。’问:‘你谈谈你的经历。’答:‘我父亲是皇军108师团的中佐,在中国华北阵亡了。我母亲就带着惠子姐姐和我向军部要求为皇军服务。’问:‘那你们怎么来到滇西的?’答:‘我们乘船到了中国南京,1942年夏天转到缅甸当慰安妇,在中国远征军攻入棠吉时,败退的皇军为了不让慰安妇当俘虏,将我妈妈和惠子处理了。我既年轻又漂亮,一个军官就把我带出来了。1943年初,我们5个日本慰安妇和5个朝鲜姑娘一起被运到中国云南松山。’问:‘你们慰安妇是怎么为军队服务的?’答:‘我们不就是给皇军官兵们贡献身体吗?让皇军的英雄们得到点享受和安慰就是我们的本分。只是我们女人太少,一个女人要慰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男人,有些受不了。但比起男人们为圣战去流血去死,我们女人的奉献真太微不足道了。’”一问一答,将日本籍慰安妇的真实状态烘托而出。多年之后,我们再审视这段文字,能感受到什么呢?痴迷也好,疯狂也罢,都指向了那个军国主义肆虐的时代,这应验了英国学者亚当·斯密那句名言,即“比起个人来,时代更容易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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