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中的性暴力——受害者与加害者相关证言的研究
来源：《日本侵华史研究》2014年第2卷 松冈环   2018-09-11 16:48:03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 性暴力 证言    

      作者简介：松冈环，日本“铭心会·南京”友好访华团代表。

　　一、序

　　1937年7月7日，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12月份，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后，日军对南京城内进行了彻底的扫荡，丢弃武器的中国士兵以及无辜的平民被日军残忍屠杀;同时，许多日军官兵频繁的对中国女性进行性暴力侵害，其范围上至老妪、下至幼女。南京城内的道路、广场、民宅，乃至城外的田地、河流、森林、江岸都遗弃了许多中国人男女老幼的尸体。当时的具体情形，可以从受害方的幸存者及加害方的日军士兵证言中得知。

　　由于受传统贞操道德观的约束，南京大屠杀中遭受性暴力的女性受害者们大都不愿公开自身的受害经历，有的人只是一味地忍耐着痛苦，甚至到去世为止都未曾开口。而当时的日本国内对于性暴力案件依据了“不告诉不处理”的法律规定，因此日军士兵极少受到法律制裁，更何况侵占地的受害女性根本没有声张正义的有效渠道。

　　南京大屠杀中的性暴力受害女性的证言，是敦促日本树立正确历史认知观和恢复人类良知的诉求。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对手无寸铁的女性所进行的性暴力、轮奸案件数量极其庞大。日军有组织的剥夺女性、弱者的生命，摧残她们的人权、生活基础，性暴力的受害者们不仅遭受了民族差别的歧视，而且作为女性的尊严遭到践踏，同时还受到封建传统的制约，这些伤害即便到了现在依旧没有清除干净，许多性暴力受害者依旧处于痛苦的境地。

　　二、当时滞留在南京的人们

　　1.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长拉贝曾在发往德国本土的报告中提及了南京大屠杀的情况。其中写道：“至少发生了2万起强奸案件”。由于受到日军的监视，拉贝的活动基本上仅限于国际安全区内，不过，他和委员会的同僚们还是有机会收集到了城内外的受害情况。

　　2.国际委员会的贝茨在东京审判中证实：“(拉贝报告)之前，根据安全区内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南京至少发生了8千起以上的强奸案件。”

　　3.国际委员会的约翰·马吉曾前往强奸案件现场勘查，他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马吉录像带》于上世纪90年代初被从事日本战争责任研究的华裔美国人发现，这一录像带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城内外的情况，并拍摄到了被奸杀的中国女性尸体以及其他遭伤害的年轻妇女影像。

　　4.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的留校负责人明妮·魏特琳为保护中国女性，特意规定学院内的难民营只接受女性难民。即便如此，日军依旧连日翻墙闯入校舍，数次强奸、抓走女性，更有日军军官带领士兵强闯校舍犯下强奸暴行，这些情况都记录在《魏特琳日记》之中。

　　5.同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留校教师的程瑞芳也躲过日军监视，留下了当时中国方面唯一一本纪实日记。根据其日记描述，日军曾连续数日为了强暴女性而闯入校舍，同时，校外的女性为了避免伤害而纷纷来到学院寻求避难之所。此外，大量日军还闯入安全区后抓走逃难的中国士兵以及男性职员。

　　6.南京大屠杀期间，鼓楼医院是唯一能够为中国人进行外科手术的医院，在此工作的罗伯特·威尔逊医生记载了被日军用汽油烧伤的男性、被刺伤的孩子们的情况。《马吉录像带》中也拍摄记录了威尔逊医生治疗因抗拒日军强奸而负伤、被轮奸后感染性病以及被强奸后砍伤后颈部女性们的画面。

　　7.国民党政府在日本战败一年之前开始了关于南京大屠杀案件的调查。由“南京大屠杀案敌人调查委员会”收集制作的调查表中，记录了大量日军对中国人进行集体屠杀与零散屠杀的情况，其中就包含了诸多日军性暴力的案件。在一张B4尺寸大小的纸上，记录了受害者的姓名、年龄、职业、案发地点等信息，具体的案情有诸如“奸杀”、“强奸后将竹竿插入下身”、“奸后枪杀”、“奸后刺杀”、“强奸未遂后用步枪刺杀”、“因搜寻女性未果而杀害家人”等。

　　三、南京扫荡作战中日军的情况

　　日本华中方面军由九个师团和一个旅团组成。与南京大屠杀关系最为密切的部队是12月17日南京入城式之后，负责警备任务的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由久居第三十三联队和奈良第三十八联队组成)。该部队占据并驻扎在南京城内外的民宅或公共建筑内，在城内抓捕并集体屠杀了包括南京安全区范围内的诸多败逃中国士兵或被视为士兵的中国平民，在城外则进行了大范围的扫荡作战。

　　那么，南京的警备任务的真相究竟如何?

　　以下就佐佐木到一少将私记中有关到达南京之后进行扫荡和屠杀的部分进行梳理，由此可知所谓的警备任务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屠杀中国败逃士兵。

　　12月13日：“仅我部队应该就已解决敌军2万以上。”“之后，不断地有俘虏前来投降，人数达到数千。情绪化的士兵不顾长官的制止，屠杀了这些俘虏。”

　　12月14日：“两个联队全部投入城内外的扫荡作战，搜查出所有潜伏的敌残败部队。”“对抵抗者、不顺从者当即处死，绝不宽恕。各地终日皆可听到枪声。”“太平门外的巨大战壕内堆满了尸体。”

　　12月16日：“遵命扫荡紫金山北侧地区，虽说猎物不多，两联队共计捕获数百敌军并处决之。”

　　12月17日：南京入城式之日“七万人的鲜血染红了江南的大地山川。”

　　12月21日：“我师团负责南京城及周边区域的戒备，就任南京地区西部(含城内)警备司令官，城内警备相关事务直辖于派遣军司令官。”

　　12月22日：“就任城内肃清委员长，立刻召开了会议。”

　　12月26日：“城内肃清的任务在于搜捕混入当地民众中的敌败军，粉碎不稳定分子的阴谋。”

　　1月5日：“盘查任务结束，迄今为止共搜捕敌败军约2千人，关押在原外交部内。”“逐批抓捕了城外近郊不断发生不轨行为的敌败军数千人，并处决于下关。”

　　以上摘取的日记片段反映了在佐佐木到一的指挥下，搜捕、屠杀中国男性成了日常化行为。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下属的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三十八联队在南京城内长期驻扎，承担了对南京城内外有中国士兵嫌疑者的屠杀行径，同时还发生了诸多对女性的性暴行。而且即便是在没有扫荡作战的日子里，日军同样也犯下了许多性暴行案件。根据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证言，能够清楚地明白日军抓捕屠杀中国男性、性暴力侵犯中国女性的事实。此外，根据两者证言的相互印证，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日军犯罪行为都未被查处或审判。

　　四、日军频发性暴力的背景

　　自1997年开始，我对参与南京攻略战的日本老兵进行了采访。2002年将收集到的证言资料集中制作了证言集和照片展板。包括后持续调查在内，共收集了250名日本老兵的证言。2003年开始收集受害者证言，共留下了300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记录，并于2009年制作了纪录片《南京——被撕裂的记忆》。

　　我所采访的众多日本老兵承认了大量屠杀中国人的事实，并且证实日军士兵在驻扎休整之时，要么外出“征收”，要么跑出去赌钱娱乐，很多人日子过得非常懒散。

　　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第八中队的居付万龟男(已故)证实其中队长曾下达过“进入南京后允许烧杀奸抢”的命令。而就在侵入南京之后，上司还催促其“不要磨蹭了，赶紧去偷去抢。”同联队第十二中队的丰田八郎(已故)在日记中写道：“12月16日，周四，晴。下午出发征收粮草。”“17日，周五，晴。早上7点半起床，上午在城内征收酱油等物资，下午休整。”“24日，周五，晴。早8点起床，9点开始征收大米、被褥、石油等物资，中午返回后出发前往东南方向。”从中可以看出，战斗结束之后，日军的军纪非常涣散，起床时间也推迟了。而占据南京的时期内，日军忙于四处掠夺物资。丰田所在的师团在14日就结束了扫荡作战，数天之后调往南京城南部郊外的西善桥地区负责警备任务。连日的“征收”和下午的休整都反映了日军的涣散生活。24日回到宿舍后“前往东南方向”，究竟前往何处并不得而知。同联队第六中队的龟田德一(已故)在参加完13日的太平门扫荡之后前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从事警备任务。他在证言中说道：“13日的早上，从太平门进城后，用地雷将聚集在一起的500多男女老幼炸死。之后浇上汽油焚烧，第二天再给没有死的人补上一刀。”“有的士兵在警备任务结束后闲着无聊，就出去寻猎女性，在路边时常能目睹到强奸案的现场。由于警备工作内容有限，闲暇时间很长，我的部队里面几乎人人都加入了这一行列。”

　　华中方面军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在日记中写道，12月20日，在美国传教士、红卍字会等人的协助下，难民区中12万多中国人受到了保护。句末还提及“尚且未听闻滞留城内之外国人遭遇任何令人恐惧之事，随着我军占领的稳定，他们也应当会逐渐平稳。虽然一时间我军士兵参与了一些掠夺(主要是家具等)、强奸等行为，不过多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即便是松井石根，对于士兵犯下的大量强奸、掠夺行为也仅仅停留在“不得已”的认识程度上。

　　日军侵攻南京之初，许多南京市民为了生活所需，曾试图保护衣物、家畜、日用品不被日军掠夺，然而在遭到日军无情屠杀之后，只剩下逃离家园的选择。然而，大部分的贫困百姓虽然逃走避难，但是苦于生活难以为继而不得不短期内返回了南京。

　　许多日军士兵都曾说过，侵华战争初期，战斗一旦结束就会“抖抖羽毛”，所谓“抖抖羽毛”包含的内容就有掠夺物资、猎捕女性等暴行。

　　否认、矮小化南京大屠杀及性暴力犯罪的人认为：“军纪严格的皇军既没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且有宪兵队的纠察，不可能发生犯罪行为，即便有，也只局限于一小部分恶人而已。”很明显，日军日记证言中所记录的南京城内大部分日军漫无军纪的情况已经完全否定了这一论点。而南京城内取缔犯罪行为的宪兵队直到1937年12月17日为止，人数不过17人而已，单凭这点人数不可能阻止南京城内外广大区域内频繁发生的烧杀奸抢行为。

　　上述的日军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第八中队士兵居付万龟男证实道：“几乎没有看到过宪兵”、“后来中队里派遣了一些辅助宪兵，但是谁都不听他们的。”同联队第二中队的田中二郎在日记中记载道：“1月4日，因为要去‘征收’姑娘，众人都很欢喜。上司每天发出的命令都与女性有关。听说南京出现了私设的慰安所，叫什么樱、什么桃之类的。”“1月20日，今天总算抓来了姑娘，不过她说家里有婴儿，一直都在哭。”“1月23日，昨晚抓来的姑娘很吵闹，弄得都没睡好，看来我是有点胆小了。”可以看出，田中的部队把“征收姑娘”这种性暴力行为当成了一项“日常工作”。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中甚至还提及了宪兵消极对待日军暴行乃至直接参与强奸未遂案件的情况。其中第175项报告中写道：“1月1日下午4点，三名日军士兵在汉口路11号大学所属建筑物内强奸了一名14岁少女。同一房间内的另一名女性跑到大学门口求助于日本宪兵，但是宪兵反应迟钝，到达案发现场的时候为时已晚。”

　　南京大屠杀中之所以发生如此众多的性暴力案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就像1937年8月15日《暴支膺惩》声明所称的一样，当时的日本人存在一种蔑视中国人的情绪，士兵中间也普遍认为敌国的女性是一种战利品，可以为所欲为。

　　2.日军内部存在的残酷等级歧视制度产生了连锁反应，导致底层士兵肆意屠杀、强奸、掠夺被占领地人民，在中国人身上肆意宣泄不满情绪。

　　3.日军各师团的指挥层轻视物资运输，一味的煽动部队争相进攻南京，结果导致物资补给大都依靠于掠夺当地民众财产，这一军纪涣散的行为进而引发了大量对女性的性暴行。

　　4.宪兵配置人数过少，且日军整体蔓延着一种“胜者为王”的无责任意识，使得军队的不法行为难以得到取缔。

　　5.此外，军队的道德败坏等情况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对中国女性所犯下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人权侵害案件可以称作是人类近代史上为数罕见的群体性暴力事件。

　　五、有关具体描述性暴力案件的日军证言

　　在采访前述的自称接到中队长命令，可以在南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日本老兵居付万龟男时，问其“是否去过慰安所?”回答道：“我们部队没有人花钱去那里。当时我只是弄(偷)了些钱，不过经常看到过强奸的场景。”“我中队在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大学附近担任了1个月时间的警备任务，在门口站岗时就看到过日军各部队的军官进入了大学。经常还能听到女子的尖叫声，也多次看到过中国女性被卡车载着带走。一辆车载有50人，士兵上去后把车篷拉上后，车上的女性就没有声音了。几乎每天都有强奸发生。”同样的描述在魏特琳以及程瑞芳的日记中也出现过。

　　同联队第六中队龟田德一则亲手参与了太平门1300人集体屠杀。详细描述了太平门集体屠杀始末的他说道：“日本政府所言都是谎话，我自己就曾经参与过南京大屠杀。”后来，龟田的中队被派往金陵女子大学门口站岗，他证实说：“卫兵是三轮班制度，闲的时候大家就出去找花姑娘。新兵害怕老兵，不太敢做，而预备役士兵则非常‘积极’。有些躲在桶里面的女性被拉出来强奸，路上经常看到日军拿着手枪威逼强奸的场景。现在想想，那些女性很是悲惨，但当时却没有考虑到那么多。”

　　同联队第八中队的寺本重平(已故)因为护卫朝香宫亲王而迟于大队人马数日抵达南京。他描述道：“中队长一边担任亲王的护卫任务，一边每晚都抱着女人睡觉。女人也不是哪边都能找到的，有的藏在草丛中，有的藏在床底下。有一次5、6个士兵轮奸一个女孩，最后女孩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不论哪个部队都干过这样的事情，只有说与不说的区别而已。”

　　同联队第一中队的鬼头久一(已故、假名)证实在进攻南京之前，小队长曾下达命令：“草木也好、猫犬也罢，但凡活物皆杀之”，其说道：“我曾在南京强奸过女性。有的姑娘藏在床下，有的躲在窗帘后面，对她们随便做什么都行。因为我们是最前线的士兵，所以宪兵不会管我们。当时任凭谁都把强奸女性当成了一个任务。”分队的2、3个人在外面“只要说声‘看看’，女性们就因为惧怕而失去抵抗能力。南京占领基本稳定后，我们还去难民区找过女人。”说这些话时，这个老兵完全一副毫无反省、若无其事的样子。

　　田所耕太(已故、假名)曾是在南京担任警备任务的第三十八联队第一中队的士兵，在询问其南京是否有“慰安所”时，他回答说不仅去过军队“慰安所”，而且分队还自己去“征收”姑娘。他说道：“我们以分队为单位去找姑娘，女性主要藏在寺庙等地。在南京郊外驻屯的时候因为闲着无聊，除了吃饭就是玩乐。分队一旦玩够了一个女性，就会另外再找一个替代。当时打到南京很是辛苦，强奸的事情也曾干过。”“强奸过的估计不少于50人，我们是最前线的士兵，经常能看到裸露或是下体被插入竹竿的女性尸体。”对于那时的所作所为，他认为人处于生死一线天的境地，所以思考也变得异常。

　　许多日军老兵把集体屠杀、扫荡战中对中国人的屠杀看作是战争中的不得已之举。那么关于强奸他们是如何思考的呢?在我问及这一点时，他们回答说：“我们部队里面人人都干了这事”，“赢了就能为所欲为”。即便是在战争时期，日本的社会也未曾容许的杀人、强奸之类暴行，为何会在中国频繁发生，这与士兵们感染的错误认知是息息相关的。

　　可以说，日本士兵作为天皇制军国组织的一员，屠杀中国人的主因在于军队指挥官的命令，而性暴力问题上，即便没有命令，也会在一种所谓的“默契”中形成一种“共识”。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第十二中队的大门俊雄(已故)曾说道：“面对外出‘征收’姑娘的士兵，队长只会轻描淡写的说上一句‘不要干坏事哦’而已，军医也不过提醒士兵要先检查对方有没有病。”很明显，纵容是造成大量强奸、奸杀案发的相当重要原因，更何况本应当直接监督管理士兵的中、小队长甚至也参与了对女性的性暴行。

　　六、性暴力受害者的证言

　　1997年夏天，在南京市教育局的组织下，南京的一部分高中生利用暑假展开了“调查75以上老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言”活动。我们“铭心会南京”也组织了日本高中生、旅日华侨高中生共同参与。这次活动共采访了530名老人，在市教育局的协助下，我多次前往这些老人家中，对一些没有直接署名的证言资料进行了更深入调查。同时，在每次前往采访之际，我都会请被采访者推荐认识的其他南京大屠杀见证者，这也是我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进行调查采访活动的开始。至2003年为止，包括南京郊外及外埠在内，共收集了300人以上的证言记录，其中有一部分典型事件证言向我们揭示了日军性暴力犯罪的更多真相。

　　居住在南京南部雨花台区的郑桂英老人(1921年生)所在区域是日军第六师团第一一四师团曾经侵攻的区域，曾发生过多起集体屠杀及强奸案件。最初访问老人家的时候，一听到“日本人来了”，老人就恐惧的躲入厕所不敢出来。后来，好不容易才得到老人的信任，听其说道：“那时日军打过来后，先是把鸡都抢走了。因为害怕，所以就往沙洲圩的中洲逃难，然而日军在对岸朝我们大喊大叫，只好迎他们而去。日军登上中洲后，把年轻女性抓到空房里，只听到女性的尖叫声。日军离开之后，看到有女性被日军糟蹋后裸露下身正在哭泣。我家被日军烧了，有一天还被日军抓到过，后来侥幸逃脱，但是住在房屋残骸中的其他女性没有逃掉，被两个日军强奸了。”

　　住在中华门附近文思巷的杨明贞老人(1930年生)当年7岁，那一日的痛苦经历成为老人一生难以忘却的回忆。她说道：“南京刚沦陷后日军就闯入我家，强行要脱下我的裤子。父亲想保护我，颈部却被日军砍成重伤。第二天，另外两个日军再次闯入房子，在濒死的父亲面前轮奸了我和母亲。母亲曾数次向日军求情，请求日军放过我，竟被日军用步枪戳入下身。”之后不久，其父因伤重而亡，其母也终日以泪洗面，不久后身故。

　　家住长江北岸浦口的张秀英(已故)回忆起往事时不禁眉间皱起，“寒冬之际，日军从南边打过来后，放火烧了村子，见到男人就用刺刀刺杀，女人们则被集中在空地上，被迫裸露上身来回转圈。数日之后，我被日军抓住，遭到了强暴。家中尚在哺乳期的孩子被烧死。后来我带着3岁的儿子逃到山中，但依旧被日军袭击，手指被割伤，肩膀被枪托殴打，后来手臂就留下难以抬起的后遗症。”

　　长江岸边的下关地区有一家英国人经营的肉食工厂和记洋行，在此避难的陈文惠(假名、已故)与女性同伴早晨出门采集野菜时遭到近十名日军的袭击。陈文惠说道：“当时我已有身孕仍然遭到强奸，旁边的少女下身全是血。母亲让我不要和任何人说起这事。”

　　家住南京城内的朱秀英(1928年生)说道：“12月13日，日军闯入了我家的染织工厂，就在面前屠杀了在此避难的民众。之后我们躲入安全区内避难。有一天我在帮姨娘照看孩子的时候，有几个日军过来，原以为他们要找孩子的母亲，没想到日军居然强暴了还是孩子的我。当时的事情真的不想再去回忆。”

　　张秀红(1926年生)在安全区内的一间空房中被数名日军强奸，对当时的情形她描述道：“日军把我推倒在床上，一边说着‘姑娘、很好很好的’，一边脱去了我的衣服，很快我就没有了意识。日军走了之后，住在一起的爷爷抱着我痛哭。”在前往日本参加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会的时候，张秀红老人每次都要在胸前画十字，向神祷告。

　　时年8岁的陈俊英(假名、已故)曾在中华门外避难之际被日军侵犯，她告诉我说：“六十多年中，我没有向丈夫或者女儿说起过此事，所有的苦都咽进了自己的肚子。”在参加完日本举行的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会后她说道：“也许当年侵犯我的日军也曾经因此而苦恼，感谢你们听我倾诉了封印在心中的痛苦，心中那一块坚固的冰块似乎开始了融化。”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她的身体时常在颤抖。

　　黄惠珍(已故)当时与家人一同在位于阴阳营(金陵大学西侧)的难民区避难，后与数名女性一同被日军抓走后强奸。她说道：“丈夫知道此事后很是生气，有时还会打我。婆婆也曾骂我脏，这让我非常难过。”

　　以上列举的几位性暴力受害者都是我们在采访过程中结识的，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摆脱当年的创伤，边说边哭的人不在少数。为了抚慰这些老人，铭心会南京自2001年起，每年都前往南京市举行“疗心(慰问)活动”，邀请曾经赴日参加过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会的老人及家属一同用餐，此外还在每年春天专程一家一户的拜访这些幸存者，给他们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一点安慰。

　　七、尾言

　　在我们耗时10多年采访的300多名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中，许多遭遇性暴力精神创伤(PTSD)的女性们勇敢的前往日本，诉说了半个多世纪前南京大屠杀中的记忆。在这些饱经沧桑的历史见证者面前，作为记录者的我们曾经被无数次的感动。

　　南京大屠杀中，有无数的女性遭遇日军性暴力并被杀害，而且几乎所有性暴力受害者的亲人们也曾遭受过暴行。东京审判中认定的性暴力案件数有2万件，但是实际数量应该更高，日军“慰安妇”问题专家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就研究认为，这一数量接近7万。这些南京大屠杀性暴力的历史真相通过受害者及家属的口述传承得以保存至今。

　　南京大屠杀中的受害者人数非常巨大，每个人遭遇的情况虽有所不同，不过有非常多的证言描述了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的事件，形成了相互印证的效果。即便如此，日本方面的许多研究者却不认同中国人的证言，有人认为：“证言没有足够的可证背景，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夸大”、“证言过于感情化使得其缺乏客观性”。因此，在日本不仅是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势力，甚至连一般的历史研究机构也几乎不采用这些证言。

　　然而，有很多佐证可以证实这些证言的真实性。例如2001年12月南京大屠杀研究者发现的程瑞芳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日军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犯下的种种暴行。当时，每天晚上乃至夜间，程瑞芳都会把当天的所遇所见之事记录下来。例如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华小姐(魏特琳的中文名称呼)与我一直到12点钟才睡下。”12月17日写道：“现在是夜里12点，难以入睡于是续写日记。今天，我们成为了亡国之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避难的女性，附近的中国男性，以及驻屯的日本老兵的三方证言相互印证，使得南京安全区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区发生的性暴力案件的真相如实浮出水面。

　　另外一个方面也能更为清晰地证明证言的真实性。

　　在我们记录的250名日本老兵证言中，虽然有人坚持说“没有发生过大屠杀”，不过这些人却又不得不承认目睹过集体屠杀亦或是自己曾经参与过屠杀、性暴力等事件。众多的日本老兵证言又与受害者证言相互印证，使证言成为一种无法否认的事实。当然，有一些老兵要么是不愿意公开实名，要么只愿意说一些抢劫、放火的事情。这是因为日本国内有关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的历史修正主义逆流日益猖獗，致使这些老兵顾虑到自己或者家庭会受到右翼的伤害。

　　中国受害者的证言与日本老兵加害者的证言都是重要历史证据。在幸存者们逐渐逝去的背景下，有必要将南京大屠杀中性暴力相关的资料、证言等进行进一步详细整理。日本方面在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至今还未能将女性受害者作为一个研究专项，为了砸开战争性暴力封存之锁，有必要再一次将目光集中于1937年日军暴行下的南京，让历史真相更清晰地大白天下。同时，为了抚慰受害者们受伤的心灵，日本有必要在国家层面上给予她们足够的赔偿政策(例如在盟军战俘问题上，日本就有相应的赔偿政策)。

　　日本在参拜靖国神社、敌视中国的问题上充分反映了其企图扭曲侵略战争的居心，这使得全世界都在看其笑话。承认历史，向受害者道歉赔偿才是必行之路。受害者们有挽回自身尊严的权利，日本自己也需要通过正视战争责任以挽回其在亚洲失去的尊严。遗憾的是日本在战败后一直受美国操纵，连这么容易的事情都没能做成。虽然日本有过经济发展的时期，但是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成熟民主国家还为时尚早。

  　参考文献：

　　[1][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

　　[2][美]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日]松冈环：《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

　　[4][日]松冈环：《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