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仍未治愈的创伤|他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唯一一个从事过“慰安妇”妇科检查的亲历者
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2019-03-28 16:41:25

       “慰安妇”制度，是侵华日军的一大暴行。

　　生活在广东省珠海市的钟泉老人96岁了，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唯一一个从事“慰安妇”妇科检查的亲历者，战争期间，他曾作为医务人员，在日军医务室工作。

　　钟泉

　　钟泉，广东珠海三灶人。1938年，日本人占领三灶岛时钟泉只有15岁。当时日军要求各村选出20个村民成立青年团学习日文，学会日文才有工作，学不会就只能做苦力。这所日文学校名为“兴亚第二国民学校”，其遗址至今仍保存在三灶正表村。

　　经过一段时间的日语学习，钟泉考试合格，被安排到日军临时医院接受再培训，学习注射、调药、喷洒、消毒等防疫工作。后来钟泉仍不断学习日文，不仅能与日本人熟练的交流，还能用日文书写。时至今日，老人还能完整地写出五十音图和自己的日文名字。

　　所谓的医院，指的是日军第二防备队医务室，钟泉还记得三个日本护士分别叫宫本和子、铃木松子和滨田杏子。钟泉在医务室学习了一些医疗知识，可以协助日本军医进行工作。当时，三灶岛上死人很多，郊野尸臭，春夏季节蛇虫鼠蚁、蚊子苍蝇也很多，腹泻、肺病等地方流行病开始在人群中出现。为防止瘟疫发生，钟泉跟随日本军医去各营房以及三灶岛北部的日本农业移民团，为他们防疫注射，喷洒消毒。

　　日本医护人员的地位较高，当时钟泉的胳膊上会戴一个医护人员的牌子，骑着自行车，带着医药箱给村民看病。一般的日军看到他都会主动放行，不会盘查。

　　钟老探访“慰安所”旧址

　　钟泉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协助日本军医对三灶岛上的“慰安妇”进行性病检查。

　　据他回忆，日军慰安所开在上表村。上表村原是三灶岛的一个大村庄。日军侵占三灶岛后，借口说上表村有人私藏枪支意图抗日，将全村成年男人七八十人都拉到长沙拦杀害，又将全村房屋拆掉，仅留几间泥屋和一座“阅报书社”青砖屋用来做慰安所。

　　日军在三灶岛开设的慰安所，早期设在上表村和莲塘村两处地方，后来上表村用上电灯，都集中到上表村，公开叫做“军人集会所”，挂牌在上表村“阅报书社”门前。该处慰安所是在日军的授意下，由台湾人开设经营，于1939年春正式营业。慰安所大门进去后就是一个吧台，慰安所的领班坐在那里，负责售卖啤酒、炒面和牛排三种商品，同时也是慰安所卖票的地方。左边的房间是厨房，右边是储物间，正中的大厅摆放着7、8张桌子，日本人就在这里喝酒、吃饭。等到他们酒足饭饱之后，就会由工作人员带领进入后面的慰安所。

　　钟老独自站在“慰安所”旧址内

　　据钟泉回忆，三灶慰安所一共来过四批“慰安妇”，分别是第一批10名台湾人，第二批9名广州人，第三批10名朝鲜人，第四批10名香港人。每到周末，“慰安妇”由领班带领来到第二防备队医务室进行性病检查。医务室有专门的检查工具，包括鸭嘴钳等。因为工作原因，钟泉得以近距离接触“慰安妇”。

　　三灶日军很害怕感染性病，对“慰安妇”的身体检查十分严格，首次从外地征派到岛上的“慰安妇”，不仅要在原来输出的地方接受体检，到了三灶后，还要再次体检，不光要查看有没有妇科疾病、性病，还会细致到妇女的子宫壁厚薄，进而推测对方生育过几个小孩。

　　钟泉至今记得两个“慰安妇”的名字，一个叫谢翠琼，一个叫黄玫瑰，谢翠琼有过三胎生育史，黄玫瑰有过两胎生育史，两人都得了性病，需要写名字填表申请休息，进行一个星期的治疗，他才因此知道两人的名字。

　　如果士兵染上性病，“慰安妇”会被日军军官狠狠地揍一顿，然后带到医务室进行性病治疗。

　　钟泉用手比划当年用鸭嘴钳为慰安妇检查妇科病的情形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驻三灶岛的日本军医因此离开。钟泉升职成为岛上的医生，他的报酬也从最初的7元半涨到了15元。日本军医走后，“慰安妇”的性病检查工作就由钟泉来负责。有时候，钟泉会和来检查的中国“慰安妇”聊几句。

　　回到“慰安所”旧址，钟老久久无法平静

　　   因为在日军医院中的工作经历，钟泉在日本投降后遭受了不少的非议。现在钟泉是澳门居民，回三灶颐养天年。

　　三灶岛上的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也都还记得日军慰安所的场景。钟泉的描述及经历也得了他们的印证。

　　谭贵爵生于1928年4月，是三灶岛上表村人。1938年日军占领三灶岛时才10岁，被送进“兴亚第二国民学校”学习日文。

　　据谭贵爵回忆，当时三灶岛上的日军有强奸当地村民的现象，日军指挥官下令禁止，于是便建立了慰安所。三灶岛日军慰安所里的“慰安妇”一共来过四批，每批10人，有日本人、台湾人、朝鲜人、香港人。日本“慰安妇”年纪大一点，其他的“慰安妇”基本在20多岁。三灶慰安所就设在上表村，称为“军人集会所”。

　　周一到周六日军可以到慰安所找“慰安妇”，周日因为“慰安妇”要体检，所以周日是慰安所休息日。因为他的日文很好，有几个“慰安妇”专门找到他让其代写书信，专门去他家里等他放学回家。书信的内容一般都是问候保重之类的话语，但一定要写两张纸，因为一张纸显得情薄。写完给“慰安妇”自己寄出去。

　　谭贵爵当时看到钟泉背着药箱跟在日本医生后面，做一些医疗辅助性的工作。每到“慰安妇”的检查日，钟泉也会帮助日本军医给“慰安妇”擦药、打针等。

　　谭添伦生于1931年，也是三灶岛上表村人。他的爸爸和爷爷都被日军杀害。

　　他记得日军在三灶岛上开的慰安所叫“南海莊”，是朝鲜人“慰安妇”，大约有10个人。

　　这些“慰安妇”白天在上表村，晚上回莲塘村，因为只有莲塘村有电灯。福大公司当时给慰安所提供后勤，有一间存储粮食的仓库，还有专供“慰安妇”的菜。管理慰安所的是一个台湾人，名字叫水木。

　　钟泉当时是一个类似于医生的人，每到周日给“慰安妇”做检查，上药水等。

　　曾丁莲生于1927年，三灶岛上表村人。

　　她记得日军的慰安所就在上表村的书报社。当时有个香港的“慰安妇”，20来岁，认她的外婆为干妈。这个香港“慰安妇”虽然长得很漂亮，但是右手食指没有了。

　　日本投降后，香港“慰安妇”就返回香港，但一直未婚。

　　此后还回到三灶看望曾丁莲的外婆，后来联系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