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慰安”制度创始于中国上海,随着战争的进展,日本将“慰安”制度推向了日军铁蹄所能踏到的中国每一个地区。
日军在中国实行南进战略,将罪恶的“慰安”制度推向了云南滇西地区,他们在滇西瑞丽、豌町、龙陵、腾冲、潞西等地建立“慰安所”26家以上,在保山、德宏建立慰安所20家以上。日军为了消灭他们的罪恶,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日,残忍地将慰安妇杀害。从滇西慰安所的设置和管理看,其连续性和规范性说明日军“慰安妇”和“慰安所“成为一种制度。抗日战争期间,数千滇西妇女“出公差”,沦落为慰安妇。日军在滇西长期使用的慰安妇至少为800人。800名慰安妇中,其中500人是滇西姑娘。中国慰安妇遭受的苦难要超过朝鲜慰安妇,死亡人数也超过朝鲜慰安妇。
滇西日军慰安所的建立与分布
日军建立慰安制度,是因为日军军纪严重败坏。日军在占领地随意强奸当地妇女的现象始终不能遏制,以致造成性病蔓延,日军战斗力减员。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最先提出建立“特别慰安妇团”的主张,得到日军最高参谋部的批准并立即实施。日军在上海建立的慰安所具有半军事性质:一是服务对象仅限日本军人并随军队流动;二是“慰安妇”没有人身自由;三是实行严格的卫生检査制度。
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贵州一度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1942年,日军在中国实行南进战略,日军4个师团10万余人进攻缅甸,妄图切断中国的国际补给线,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云南,主要是滇西地区受到日军铁蹄的践踏。日本陆军省要求日军各部队加速建立慰安所:“将校军官以下的慰安设施,拟按以下规模:华北100所,华中140所,华南40所,南方100所,南海10所,库页岛10所,共400所。(《慰安妇问题研究》,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1942年5月,日军五十六师团由缅甸进犯滇西,根据日本陆军省的指令,在占领地滇西迅速建立了“慰安“制度并推广至所占领的云南各地。
▲1942年,日军占领龙陵县城,在董家沟28号设立慰安所
云南对日军“慰安”制度研究较晚,据“滇西抗日战争遗留问题民间研究会”有关专家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可以确认的当年日军在滇西瑞丽、畹町、龙陵、腾冲、潞西等地建立的“慰安所”至少在26家以上,在保山、德宏建立慰安所至少在20家以上。之所以说“至少”,是因为抗日战争结束已经多年,日军在撤退前毁灭罪证,当年仅存的遗址遗迹许多已经烟灭,加上受害者不愿意提及往事,有关慰安妇和慰安所的确切数字已经无法认定。
日军在龙陵松山腊勐大丫口的一块山坡地建设有松山慰安所,为日军一一三联队开设。慰安所最初建房2栋,系用竹子搭建,里面用报纸糊墙,非常简陋。慰安所开设之初仅有慰安妇三四人,后陆续从其他地方补充。该慰安所的慰安妇主要是朝鲜人,当地人称她们“朝鲜姑娘“。
1985年,该遗址经有关专家确认后,当地政府于1991年在此立碑:“松山慰安所遗址”,碑文刻:“日军盘踞松山期间,在此设立慰安所(军妓院)。日军败亡时,慰安妇(军妓)多数被杀害,少数被中国军队浮虏。”
▲在松山战场拍摄的慰安妇照片,右一为朝鲜慰安妇朴永心
当年的“朝鲜姑娘”朴永心,中国名若春,曾经在这里度过苦难的岁月。1932年,日军在朝鲜将年仅11岁的朴永心骗到中国东北。抗战爆发后,朴永心成为日军南京慰安所的一名慰安妇。1942年,年仅21岁的朴永心被日军送到中缅前线作“慰安妇”,1944年送往松山日军前线“劳军”,直至日军投降。2004年,82岁高龄的朴永心老人重返故地,在她曾被蹂躏过的腊勐大丫口慰安所遗址进行了指证。
龙陵县腊孟乡白泥塘有一个叫李连春的老人是当年慰安制度的受害者,她勇敢地站出来,揭露了罪恶的慰安制度。李连春的家当年靠近日军占领的松山:1943年8月,18岁的李连存到腊孟街买盐,日军在街两头架起机枪实施封锁,然后将封锁圈内20多个年轻姑娘强行带到大丫口,强迫她们成为慰安妇。在慰安所,她和同伴被迫打扮成日本人的样子,身着和服、穿着木屐,学习日本礼仪。
据李连春回忆,大丫口松山慰安所的领班是日本女人幸子。慰安所除当地女子外,有2个东北人、1个缅甸人、2个朝鲜人、1个菲律宾人。随着战事的扩大,慰安所也在扩大。日军先后补充了15个朝鲜人、5个日本人,慰安妇人数最多时达到40多人。李连春老人于2004年1月10日去世,终年80岁。
松山战役后,中国军队路过腊勐寨,发现少数年轻女人被剃光了头发,戴着头巾。当地人称她们是“出过公差的人”。所谓“出公差”即被日军强迫拉走充当“慰安妇”。当时几乎每个赛子都分配有慰安妇名额,凡当上“慰安妇“的女人,一律剃光头发,防止逃跑并易于识别。
腾冲下西街蔡兴国的女儿蔡兰辉,被日军腾越行政班本部长田岛看中,成了田岛的专属慰安妇,怀孕生了一男孩。
腾冲洞山村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叫尹老焕,当年被日军看中。日军放话,如果不将尹老焕送到慰安所,日军将对洞山实行三光政策。当地村民为全村老幼着想,只得将她交给日军。短短数年,日军撤退后,尹老焕虽有幸逃回洞山,但已成了一个目光呆滞的木讷人。
日军占领腾冲期间,在西华街建俱乐部,实为慰安所。《新华日报》记:“敌寇去岁(1943年)屡次犯我腾北,遭打击后,大部敌兵都感觉厌战,敌酋无法可想,只得以强拉民间妇女供士兵娱乐,来提高情绪,又在腾冲西华街设立俱乐部一所,由汉奸强拉我妇女同胞14人,凡敌兵入内取乐,每人每时收军票5元,战地负伤者免费,该妇女等不堪蹂躏,多忿而自杀。”(《新华日报》1944年2月3日)
1943年7月12日,德宏勐嘎的日本宪兵队长中岛宣布:“年龄在16岁以上的女子,无论是否婚配与人,一经本部官兵选中,即应与本部官兵结婚,”所谓“结婚”,实为充与慰安妇,日本高级军官往往有专属慰安妇。日军占领滇西期间,保山、德宏建立慰安所20个以上,数千滇西妇女“出公差”沦为慰安妇。
滇西慰安妇的归宿
日军情报部致日本陆军本部的文件称:“我们必须要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远征审判案》备用资料,第103册51章第342页)
成为慰安妇的中国女人被日军视为征服的对象,她们承受了过于痛苦和沉重的民族灾难。1942年8月,日军包围芒市的广姆、芒黑、等项3个村子,抓走卜哨(傣族姑娘)七八十人,装了2辆卡车。七八十个年轻的姑娘不知被日军送到什么地方,此后除1人逃跑回来,其余人均不知所终。
抗日战争胜利之日,成为绝大多数慰安妇死亡的日子。日军为了消灭他们的罪恶,残忍地将慰安妇杀死、毒死。中国军队攻克腾冲,日军突围,二三十个慰安妇跟随在日军后面,日军疯狂地将枪口对准她们射杀,大部分被杀死。少数幸免者为中国军队俘虏,基本上是朝鲜人,年龄在十八九岁到二十四五岁之间,后被遣送。
《扫荡报》战地记者潘世徴报道,1944年9月14日上午,中国军队攻克腾冲,在防空洞里发现一个10岁小姑娘及12具女尸。小姑娘称,她被日军抓来替慰安妇打杂。中国军队攻城时,她和慰安妇们躲在防空洞里。一个日本军官到防空洞对慰安妇开枪,小姑娘吓昏过去,捡了一条性命。潘世徽还报道说:“又在一处城墙缝里,发现了十几具女尸,她们都被蒙上了眼睛,死得非常整齐。”(《扫荡报》1944年9月26日)
日军溃退前,腊勐大丫口松山慰安所的中国慰安妇全部被杀害。有一个中国慰安妇死得很惨,她被日军用拐杖从嘴里塞进肚子里。日军给15个朝鲜慰安妇每人发了一瓶升汞片,让她们自杀。朝鲜慰安妇表示,她们宁可当俘虏,也不想自杀。日军将升汞拌入饭团,毒死11人,其余4人逃到中国军队阵地当了俘虏,后被遣返。猎勐大丫口松山慰安所的5个日本慰安妇成为俘虏,后由中国政府遗送回国。
远征军收复腾冲时,日军将腾冲光华街熊家的几个慰安妇丢到了并里。在腾冲某慰安所,有12名中国女兵,她们遭受了比一般慰安妇更多的苦难,最后全部被残忍杀害。《扫荡报》战地记者潘世徴说,这些可怜的女人生前为敌人泄欲,最后又被判处残忍的死刑,她们犯了什么罪呢?”(《扫荡报》1944年9月26日)。
滇西慰安妇制度分析
二战时期,慰安妇与军马、军犬、军鸽以及武器弹药一样,成为日军不可须臾或缺的“军需品”。日本军需大臣,曾有手令,慰安妇属军需品,但不得编号,不得建档。(江浩:《中国慰安妇》,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19页)
滇西慰安所与上海、南京、华中、华北慰安所一样,一般选择当地富裕人家的大房子,将大房子分成若干小房间,慰安妇每人一间,门上标有编号或慰安妇的“艺名”,贴有卫生检査合格证。
《扫荡报》记者潘世徵报道说,他普在腾冲城南参观了几处慰安所,有的叫营妓公馆。一个院子有几十间房子,每间房门上都贴着慰安妇的花名以及卫生检查合格证。这种合格证每星期换一张,上面签有日本军医的名字、印章。慰安所房内的陈设,有如日本式家庭,大约是想造成“这里就是家乡”的气氛,以提高士兵的战斗情绪。日军为掩人耳目,给众多的慰安所取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或叫某某军妓院,或叫某某俱乐部,或叫某某娱乐部,或叫某某庄,如“翠明庄”、“清明庄”等等(《扫荡报》1944年9月26日)。
滇西的慰安所与内地一样,由非军人的日本或者朝鲜老板管理,大门有日本士兵把守,日军官兵凭慰安券入内。从滇西慰安所的设置和管理看,其连续性和规范性说明日军“慰安妇“和“慰安所”成为一种制度是确凿无疑的。
日军在云南期间,有多少云南姑娘成为慰安妇现在还是一个谜。要解开这个谜,学者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滇西的慰安妇问题研究,由于“滇西抗日战争遗留问题民间研究会”许多学者辛勤的劳动,已经走在云南慰安妇问题研究的前面。这些专家认为,抗日战争期间,数千滇西妇女“出公差”,沦为慰安妇。日军在滇西长期使用的慰安妇国籍有中国、朝鲜、日本和缅甸等国,以中国妇女为主。在滇西,长期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姑娘至少为800人。800名慰安妇中,有500人是滇西姑娘,另300名中国姑娘来自广东、东北及南京等地区。中国慰安妇均为日军强逼,与日本慰安妇、朝鲜慰安妇有根本区别。中国慰安妇在日军投降后,大多被日军处死,少有生还者。
滇西慰安妇的主体是中国人,其次是朝鲜人,日本慰安妇为数较少。日本慰安妇与内地一样,是高级军官的专用品。二战时期,“据联合国调查报告,朝鲜慰安妇的人数达20万人左右”。朝鲜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金一勉认为,“仅战时死亡的朝鲜慰安妇就达14.3万人”(苏智良:《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学林出版社,2000年11月,第27页)。据苏智良统计,中国慰安妇的人数与朝鲜慰安妇人数差不多,也有约20万人。中国慰安妇遭受的苦难要超过朝鲜慰安妇,死亡人数也超过朝鲜慰安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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