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月的南京,大约比往年都要寒冷。12月10日,松井石根向日军下达总攻命令,战火自东向西沿南京复廓阵地燃起。中山门、太平门、光华门、通济门、武定门、中华门、雨花门、水西门和汉西门等东、西、南各城门相继失陷。随着战火而来的,还有日军残暴的烧杀淫掠。被困城中未及逃离的南京市民,或被强行拉夫抓走,或被集中血腥屠杀,老弱妇孺皆遭欺凌侮辱,手段之残忍远超人类想象所能及。原本不该写进历史的寻常人物和普通家庭,因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戮,成为南京这座城市无法回避的历史见证。
死人窝里活下来的夏淑琴
如果没有战争,1937年12月13日的这一天,8岁的夏淑琴可能被母亲轻轻唤起,吃完外祖母亲手包的辣油馄饨,再跟姐姐厮混打闹一番,便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去了学校。然而,这天上午,一队日本兵大约30余人敲开了新路口5号的家门,夏淑琴一家便租住在这里。
房东太太哈马氏于1945年11月2日写给南京市长马超俊的呈文里,描述了当天的情形。“日寇由雨花门破城而入,假借搜索中国兵为名侵入氏家,即指氏子国栋为中国兵并索取财物,见室内妇女居多,兽行(性)发作。”
哈马氏致南京市长马超俊呈文
据夏淑琴回忆,父亲夏庭恩(40多岁)见此情形,向日本兵跪地求饶,以期保全一家老小,却遭无情杀害。母亲夏聂氏(30多岁)惊恐之中,抱着1岁的小妹妹夏淑芬(1岁)躲在房间的桌子下面,被日本兵强行拖出,夺走母亲怀中的小妹,将其摔死在地上,扒光了母亲的衣服,轮奸以后,用刺刀将母亲杀死,并在她的下身塞进一只瓶子。
接着,有日本兵闯入隔壁的房间。外祖父聂佐成(70多岁)和外祖母聂周氏(70多岁)拼死保护夏家姐妹均遭枪杀。大姐夏淑芳(16岁)、二姐夏淑兰(14岁)分别遭到日本兵的轮奸杀害。大姐在被刺死以后,日本兵甚至将外祖母聂周氏的手杖插入她的下身。夏淑琴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巨大的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3刀便昏死过去。4岁的妹妹夏淑芸因为小,躲在被子里没有被发现,因此躲过一劫。两姐妹在亲人们的尸体里,哭喊着要妈妈。因为害怕,不敢外出,饿了就在家里找点锅巴、炒米充饥,渴了就在水缸里舀冷水喝。就这样,8岁的夏淑琴和4岁的夏淑芸,与亲人们的尸体一同生活了14天,直到后来被一位邻居发现。
夏淑琴的回忆,在房东太太哈马氏的呈文里也得到了部分的印证。呈文这样写道:“其状最惨者莫过同居聂太太(即夏淑琴母亲),全家男妇老幼九口同时遇害。次女二姑娘,敌将其四肢绑在长方桌之上,纵情轮奸,该女怒骂不绝,敌奸毕则刺其喉舌、裂其腹尚不足以遂兽行,觅一双妹牌香水瓶塞入阴户之内,以为取乐,其残酷之行为令人发直(指)心伤也。”哈马氏太太以为夏家被杀的是9口,实际上则是7口,她完全没有预料到夏淑琴、夏淑芸两姐妹能够刀口余生,并在死人窝里存活了14天。
时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听闻发生在新路口5号的惨案后,专程赶到现场,拍摄下了夏淑琴一家遇难的场景,那也是夏淑琴第一次向别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我们无法想象,那个8岁的小女孩是如何一字一句向别人讲述那些刺刀和尖叫,惊恐和疼痛,她要如何去理解强暴、兽性和死亡。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因为民族的苦难,蒙上了终其一生都无法消磨的伤痛。
美籍牧师马吉拍摄的夏淑琴家受害后的照片
跳江逃生的陈德贵
如果没有战争,1937年12月13日这一天,对15岁的陈德贵来说可能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打些零工,贴补家用,再约了小伙伴去往老城南的巷子里,吃上三两个鲜美的活珠子。然而,这天清晨,为躲避日军避难于下关“和记洋行”的陈德贵,仍然被抓了。他与2800多个年轻人一道,被日本兵从几千难民中抓出。他们被要求排成四人一排的队伍,并交出手表、戒指和银元等贵重物品,在搜身以后被关进了煤炭港的一间仓库。14日清晨,日军假意命令他们去工地干活,要求每10人一组陆续出去。每出去一组,便会听到一阵枪响。陈德贵在第三组出去时,心里已经明白马上要面临被枪杀的命运。在他后来的回忆里,他说,“当走到长江边时,我看到仓库背后的河堤上排列着30多个举枪的日本兵,我马上意识到屠杀就要开始了。当我站到水里,就在日军举枪射击时,我一个猛子栽到河里,潜游到对面,藏在一个倒在河里的火车肚子里,亲眼看见10人一批、10人一批被日本兵枪杀,从早晨直到傍晚。还有六七百人,被日本兵赶至河口,用机枪集体射杀。”陈德贵在寒冬的水里一直趴到天黑,直到日本兵离开后,他才从水里爬出,躲在尸体中间睡了一晚,虽被清理现场的日本兵用流弹打中,性命却得以保全。
与陈德贵一同在煤炭港附近遭屠杀的约3000名中国军民中,还包括首都电厂的40余名工人。这一点在首都电厂厂长陆法曾战后致南京市社会局的呈文和1937年12月22日的《拉贝日记》中都有相关记述。陈德贵、陆法曾和拉贝,共同记录了当日发生在煤炭港的集体屠杀,而这仅仅是持续一个多月的疯狂屠杀中的一例。还有很多像陈德贵一样的寻常小人物,在被杀害以后,甚至没有名字留下来,而只是那冰冷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数字。他们悄无声息地来,又悄无声息地走,有的全家惨遭灭门,有的尸骨荡然无存。然而,平凡的他们曾经是我们中的一份子,现在是,将来必然也是。
首都电厂厂长陆法曾战后致南京市社会局的呈文
“安全区”里被刺33刀的李秀英
如果没有战争,1937年12月13日这一天,李秀英可能安心在家待产,为即将出生的小宝宝准备冬衣 ,丈夫叮嘱她要多休息,出门之前告诉她,晚上收工以后会买她喜欢的糖炒栗子回来。可是,日军日益进逼南京,硝烟炮火将至,惊恐的人们,纷纷逃入西方人士所倡议设立的国际安全区。年仅18岁、怀有7个月身孕的李秀英没有在家等到宝宝出生,便跟着外祖父一起躲进五台山小学(美国教会学校)的地下室避难。然而,“安全区”并不安全。日本兵隔三差五便来带走一批姑娘,或杀掉他们认为“危险”的中国人。12月19日,3名日本兵闯入地下室欲强奸李秀英,因不甘受辱,在与日本兵的殊死搏斗中,她被刺33刀,最终倒地不省人事。后被送至鼓楼医院,经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抢救得以存活,腹中胎儿却未能幸免于这场劫难。
1937年12月19日李秀英在鼓楼医院接受治疗
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在1937年12月17日日记里写道:“我的院子里一共约有200名难民,他们像供奉神祗一样尊敬我们这些欧洲人。只要我们从他们身边走时,他们就跪下来,我们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
李秀英,一位普通的中国妇女,在受到日本兵残酷迫害的情况下,顽强活了下来,成为谈及南京大屠杀以及揭露日军暴行不能绕开的重要人证。感谢她的坚强,以必死之志护住了动荡年代里国人最后的尊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17年12月13日,我们在这里悼逝者,祈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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