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宅巍：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六大原因
来源：中国抗战胜利网   2022-05-16 09:18:12

　　南京大屠杀最权威专家之一孙宅巍(中国近代史专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享国务院津贴)

　　关于侵华日军为何在南京“屠城”，而不是抵抗更激烈的上海?国内网络上存在多种说法，且存在诸多问题。实际学界早有定论，本文将截取孙宅巍先生的总结，其使用了大量日本权威专家和老兵回忆及记者采访史料，如松冈环著《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小俣行男著《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南京大屠杀.....》，本多胜一著《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等。还有不少美，英，德等国外史料。以最权威，最全面的方式说清楚了这个问题。

　　来源孙宅巍《南京大屠杀真相》南京出版社2016年12月版第42-69页。

　　“帝国在乡军人会”(来源于网络)

　　一，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

　　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暴行中最有代表性，最典型的事件。它的发生，除了有其本身特定的原因而外，与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的暴行，有着共同的基本原因，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与凶残。很明显，杀人者要有杀人的欲望与兽性，没有杀人者举起屠杀，扣动扳机，就不可能有大规模屠杀无辜平民的惨剧发生。日本军国主义是一切战争暴行之源，而南京大屠杀这样震撼世界的历史悲剧，则是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

　　日本自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时起，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方被迫终止。期间，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三朝。一般来说，明治时代，军国主义开始起步，抱着对中国的领土野心，向中国勒索巨款，以充实海陆军的建设和建立新的工业基础。大正时代，军国主义的程度进一步发展，利用在中国已经攫取的特权，掠夺资源，剥削劳工，抢占市场。昭和时代，军国主义发展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中国的侵略也从发动局部战争而至全面战争，变中国部分地区为其殖民地。

　　1927年4月，日本若槻内阁在一场金融危机中垮台，由恶迹昭著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继任首相。田中在六七月间举行的东方会议上，以“训示”形式，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总方针 。《纲领》宣称：“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和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当帝国在中国的权益及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7月25日，田中义一又在一份向天皇呈奏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中，露骨地提出日本对外扩张的总战略，内称:”惟欲征服支那，必须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先并吞“满蒙”，继而再征服中国的狂妄野心。

　　由田中义一一手创建的“帝国在乡军人会”，及其辅助组织“大日本青年团”,”青年训练所”和“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成为推行军国主义的四个全国性组织。这些组织及成员，便是日本帝国主义赖以存活的社会基础。明治初年开始实行的全国征兵制，使很多青年农民接受了军事训练。这种训练，实际使整个日本青年一代成为军国主义的国民。正如史麦赫司脱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一书中所说：“在乡军人会成为战前日本最重要的大众爱国团体，其中很多会员的狂热甚至超过陆军的领导”。“后备军人们和稍见逊色的青年们在1930-1936年间共同参加每一运动以压迫文人政府向外国和国内‘威胁’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日本军国主义的推行，还与天皇制度有着密切关系。1891年开始施行《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体的天皇统治之”，“天皇作为国家的元首总揽统治权”。“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有宣战，媾和和及缔结诸般条约之权力”。这种赋予天皇以至高无上权威与权力的天皇制。为近代日本不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重要保证。正如曾参加南京保卫战的日本老兵竹本清说：“杀死人是残酷的事情。当时的心情是只忠于天皇陛下的命令。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凡是反对日本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什么人，都得彻底打倒……说起用机枪杀人，那是用机枪‘啪啪啪’扫射。亲眼目睹人们当即死去的样子。在那种场合，不杀不行。”

　　日本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神道，也经过改造，成为推行军国主义的工具。从明治维新开始，由国家大规模操纵神社事务，使神道及其祭仪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现代神道”，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神道。神官们毫无保留地利用神社来宣扬阵亡者的荣耀。使神染上了鲜明的军国主义气息;同时，也使得神道与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紧密地结合起来。《神道与国家》一书指出：“正是在建立这神社与祭拜战死者之间的连带关系，使神神浸染于军国主义气息之内，证明了日本国家如何有效地操纵神道”。

　　打着浓重封建烙印的“武士道精神”，自然地为军国主义所接纳和采取。“武士道精神”镰仓幕府时期，本是日本武士共同遵守的一种封建道德，其内容包含忠君，节义，知耻，勇武，坚忍等。但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逐渐形成与发展，武士作为一种法律上的等级已被废除，但在学校中仍长期向学生灌输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成为近代日本推行军国主义的一种精神力量。

　　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用庸俗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宣扬“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蛊惑性地鼓吹所谓“种族战争论”，“民族解放论”，把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说成对亚洲各民族的“解放”。

　　用军国主义思想培植，教育出来的军人，变得野蛮，残忍与疯狂。日本战犯山冈繁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接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及其所形成的可怕的精神状态：“当时，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作英勇行为，并从崇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正由于有这些思想，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若无其事地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

　　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先驱—洞富雄教授

　　对此，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洞富雄教授解释说：“我认为，日本农民本来是善良和朴素的。正如前面所述，他们在维新变革后，有一种封建的，带有残暴性的武士社会的思想和习惯，作为‘国民道德’强加在他们头上，而且还得到了神国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他们成了法西斯军队的凶猛战士。我们必须这样理解。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日本人强加于人道的令人可怕的罪过，是日本五十年来宣扬‘皇道’和‘大和魂’之必然而不避免的结果。”

　　日本军国主义以无休止对外扩张为其特点。扩张需要征服，征服离不开暴力。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史上，侵略与暴力，从来就是同步进行的。他们侵略到哪里，就施暴到哪里。在向南京攻击的过程中，也是从淞沪战场一直杀到南京。所不同的是，在南京的屠杀最野蛮，最疯狂，规模也最大。

　　日本军国主义既然是一切战争暴行之源，当然不可否认，它也是南京大屠杀暴行得以发生的最基本，最根本的原因。没有日本军国主义存在，便没有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一切日本侵略者对华暴行的存在。也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二，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遭到报复

　　与此相对应，被侵略，被屠杀一方，即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则是南京大屠杀以至所有日军暴行发生的另一个基本原因。很明显，被杀者要具备被杀的逻辑上的条件，如若他们个个跪地称臣，逆来顺受，自愿做亡国奴，任敌人当作牛马驱使，纵然敌人会一时兽性发生，杀人取乐，当亦不致有太大的规模。正是由于南京国军，以及此前华北，淞沪国军的英勇抵抗，才使得侵华日军这支军国主义的军队，决心用最残忍的办法来发泄他们的兽性。

　　进攻南京的日本华中方面军，刚经过淞沪战场的三个月恶战，作战艰苦，伤亡重大，“三月灭亡中国”的迷梦被击碎;其中第6，第16师团与国崎支队，还经过了华北战场的苦战，忻口一役一度呈胶着状态。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和战争的进程，均超出了侵略者原来乐观的估计。曾参加过华北作战的士兵冈崎茂事后回忆说：“大别山的战役很激烈，平均有一个人战死就有三个有受伤。当时第38联队的第2大队(指第16师团—笔者注)全数覆灭，被杀了1000个人……所以我们在杀中国人的时候，比杀一只鸡还要轻松愉快”。

　　南京守军在日军已进抵复廓阵地的情况下，毅然拒绝松井石根的劝降通牒，用顽强的抵抗做出了回答。这使日本侵略军希望迅速解决南京战斗的意图，受到了顿挫。后来在夺取城垣的惨烈战斗中，日军与中国军队展开了肉搏战。日军官兵惊呼中国军人在紫金山战斗中，“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攻击中华门的战斗，是一场“惨烈的肉搏战”，其情景宛如一幅“地狱图”。日本军队在淳化镇，紫金山，雨花台，光华门，中华门，杨坊山等阵地的战斗中，都发生了较大伤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日军士兵山本勇描述，光华门城墙上的战斗，“双方多次展开拉锯战”，“刚打算顺着绳梯爬上城墙挂上日章旗，就和敌人发生格斗，或是被城墙上的敌人用刺刀挑落，总之，真是一场恶战”。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自从上海登陆以来，我军将士一直在进行残酷艰难的战斗。这些战斗使将士们对敌军产生了强烈的仇视情绪。”1938年2月新担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的天谷少将，则认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日本航空兵中士井手纯二曾目睹一名“40岁以下长胡子的应征兵”，一面吼叫着“为XX战士报仇!尝尝我的厉害”。一面挥动大刀砍杀中国俘虏。另一名第16师团的机枪兵吉川定国回忆了当年对中国俘虏的仇恨心情“到下关时不是傍晚而是白天。对方战败逃跑，下关处于乱七八糟的状态，极其混乱。有几百个俘虏集中在一起。望着俘虏，就产生了敌忾之心，认为这样辛苦都是你们的缘故。我们把败兵用刺刀刺杀。步枪中队也参加的，一样杀，那我们比他们先杀的。在南京杀人没有罪恶感”。

　　还有日军士兵把屠杀中国的俘虏，看作是为死去的士兵找“替身”，是为他们“报仇”。当年参加攻击南京的士兵秋山源治回忆说：“把俘虏排成排枪毙的场面我是见过的。说是给中队死去的那么多人找‘替身’，就5个人排成一排把人给杀了，说是‘报仇’”。一位留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外籍教授严厉谴责了日军这种集体屠杀俘虏的暴行。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现在是把他们认为曾服兵役的难民，不管是否冤枉，加以集体的屠杀。照国际公法，如无严格的军事上之必要，俘虏的生命须加以尊重。但这里不是讨论国际公法条文的地方，日本军人也不会有讨论的兴趣。他们早把国际公法搁到脑后，他们公开承认是为了复仇，为了要给现在占领南京的军队中已告阵亡的同伴们复仇“。

　　我们当然不能同意松井，天谷之流为日本屠杀暴行所作辩解。但是，他们在辩解中所揭示的战争残酷场景和日军的报复心理，应当是可信的。

　　翻开中外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一个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规律：有侵略，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反抗就有报复，报复是侵略，压迫的继续。古代罗马的斯巴达克起义及失败后奴隶俘虏的被残酷处死，中国明末清初的抗清斗争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最好的例证。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的英勇战斗，也加剧了日本侵略军的报复心理使他们在未来的暴行中表现得更加残忍，疯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京保卫战的进行，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成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基本原因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原因”，决不等于“理由”。“原因”只是事发之因，并不影响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理由”则包含了对于发生事件的理性上的肯定。如果把“原因”说成“理由”，那就成了强盗逻辑。

　　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松井石根

　　三，首都的特殊地位是南京大屠杀发生的直接原因

　　但上述两个基本“原因”，还不能回答大屠杀为什么发生在南京而没有发生在同样是由军国主义部队进攻，同样进行英勇抵抗的平津，上海?这就要进一步讨论发生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原因。

　　发生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原因，是日本侵略军企图在中国首都发扬“武威“而使中国”畏服“的方针。

　　南京是当是中国的首都，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南京的防守，蒋介石曾称“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他在12月6日离开南京前夕，又对防守南京部队师以上长官强调：“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对国内人心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必须固守”。蒋介石的这些看法，说明了作为首都的南京，在抗战中确实具有不同一般城市的特殊重要地位。而日军则正是企图通过对首都人民大规模的屠杀，迫使中国人民停止抵抗。

　　对于南京的重要地位，以及松井石根之流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有一段绝对的叙述：“当松井被任命为上海军司令官离东京赴战地时，他已经想好了在预定攻占上海后就进兵南京。他在离开东京前，要求给上海派遣军五个师团。因为他早已对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过调查，所以他对进攻南京作了实际的准备。1937年10月8日，松井发表声明说：‘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为要扩大上海周围的战区，于是任命松井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在1937年10月下旬，任命武藤章为松井的副参谋长。在占领上海后，日军到达了南京郊外。松井发出一个命令，大意是：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祥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招降置之不理，于是开始了轰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终于失陷了。进入南京的日军虽然是新编的部队，但它是由有经验的部队组成的。1937年12月27日，松井得意洋洋地进了城。自12月23日起发生了人所共知的‘南京大屠杀’”。

　　美国著名记者戴维.贝尔加米尼在其长编政治历史专著《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中披露：“攻占南京是在东京皇宫中最深处的密室里策划的，旨在迫蒋下台”。贝尔加米尼还断言：“南京浩劫的可怕部署始于1937年8月15日”。这一天，松井石根受命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他受宠若惊，迫不及待地向近卫首相表示：“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跨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数日后，松井又在东京车站对前来送行的杉山陆相说：“无论如何要攻打南京，使国民政府屈服，这是膺惩支那的特殊使命决定的”。

　　日本海军头目也十分清楚南京在中日之战的特殊地位。早在淞沪会战中高潮阶段，日本第3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便在9月19日发出的一份“通知”中指出：“日本海军航空队以南京系中国军事活动之主要根据地，兹为清除中国军队之敌对行动，早日结束目前之敌对状况起见，将于1937年9月21日正午12时以后，对南京城内及其附近之中国军队及一切属于华军军事工作及活动之建筑，采取轰炸或其他手段”。事实证明，日军飞机对作为首都的南京，进行了最野蛮，最猛烈的轰炸。据不完全统计，至南京沦陷前，日机总共出动1000架次以上，对这座城市进行狂轰滥炸。

　　战后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中判定：“日本军阀以我首都为抗战中心，遂纠集其精锐中而凶残之第6师团谷寿夫部队，第16师团中岛部队，第18师团牛岛部队，第114师团末松部队等，在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之下，合力会攻”。11月22日，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的日本华中方面军向参谋本部电呈：“为了解决事变，攻占首都南京具有最大价值”。他们表示，将”以现有的兵力不惜付出最大的牺牲“来达到这一目的。鉴于日本侵略军对于占领南京城价值的高度重视，当华中方面军所属各师团已进抵南京城郊时，松井石根命令于12月9日向中国部队散发了《劝降书》，宣称：“南京乃中国故都，亦为民国之都城”，“日军将严厉处理抵抗者，不予宽恕”。纵观中日之战全局，日方企图迫使中国军队订立城下之盟的做法，除南京而外，尚不多见。很显然，在日本侵略者的眼中，南京是一座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城市，他们把胁迫中国政府，中国军民停止抵抗的最大希望，寄托于对南京的迅速占领和彻底征服。目睹了南京城陷后遭日军屠杀的惨状的美国记者F.提尔曼.杜丁，也看出了日本侵略军的这一意图。他在12月17日发往《纽约时报》一则电讯中称：“大规模的抢劫，强奸妇女，屠杀平民，将中国人赶出家园，集体屠杀战俘，强迫壮年男人做苦工等暴行使南京成为一座恐怖之城”。“日本人似乎想让恐怖的景象留存下去，以此让中国人牢记抵抗日军的可怕后果”。

　　一些参加攻击南京的日本士兵也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谈到了南京的特殊地位在他们的屠杀暴行中所产生的作用。原第16师团步兵第38联队的士兵冈崎茂说：“我当时就想，只要打下南京，日本就能结束战争了”。“在南京，我砍了5个人的头。那感觉就跟杀苍蝇一样。诀窍是留着脖子前面的皮不要切断。我们让他们盘腿坐着，双臂交叉在胸前，所以头被砍掉的时候人就往前倒下”。另一名原第16师团第33联队的士兵泽田小次郎说：“南京进攻战是作得有点过分了。因为说它是反日的根据地，所以一直有命令要求我们把房子统统烧光。后来又说因为后续部队没有地方驻扎，所以又终止了烧房子。总之是有过房子统统烧光，人统统杀光，这样一道命令。”

　　尽管在古往今来的战争中，一国首都的失陷对于战争的胜负并不都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首都的守弃，毕竟在心理上，精神上与实际指挥上，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因首都失陷而亡国者亦不乏其例。尤其是占领者一方，一般都对占领对方之首都并以此炫耀武力，抱有超常的企图和欲望。因而，为了进一步发扬“武威”，使中国军民“畏服”，使对南京的占领具有更大的“价值”，作为侵略战争的延伸，以种种凶残，野蛮的手段，来达到既定的目标，便不难理解。

　　在这里，作为首都的南京，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构成了这场大屠杀发生的南京，而不是发生在同样进行了英勇抵抗的其他城市的主要原因。

　　四.九万大军滞留南京的严重后果

　　但是，其他英勇抵抗的城市，也可以在另外方面，具有超过南京的特别重要地位与价值。例如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金融集散地与经济中心，侵华日军未尝不想通过对上海军民施以凶残的暴行，来消靡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因此，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之所以发生在南京，除了南京是中国的首都这一特殊条件外，必定还具备有区别于别的城市的其他原因。这就是，由于唐生智不成功的撤退，使9万国军滞留南京，一部分被俘，一部分潜入民间。这9万名军人在补俘或潜入民间再被搜捕后，绝大部分均遭屠杀，构成了30万遇难同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队，大大增大了遇难者的数字和大屠杀的规模;同时，由于数万名军人潜入民间，也给日本侵略军的疯狂屠杀提供了借口，使大量青壮年难民因被怀疑为“便衣兵“(实际是日军屠杀的借口—笔者注)而遭处决。

　　大量军事档案资料，记载了这9万名大军滞留城内的混乱状况。第78军(宋希濂部，全军仅辖第36师一个师—笔者注)乃负责城防与维持秩序的部队，在唐生智的撤退令中，该部队本应与卫戍军直属部队一并渡江北撤，但“因麜集下关之其他各部队均行向和记公司拥挤，于是军属各部队悉被冲乱抢渡”。据统计，该军未能渡江，滞留于京岸者，计有：在三汊河担任掩护的第211团第3营全部，在中央路担任掩护的补充第2团第3营全部，在红山担任掩护的第215团第3营全部，在北崮山担任掩护的第216团第2营全部，已至江边但渡船被抢的工兵营全部，第216团第3营全部，辎重营第1连全部，通信营第1连全部及无线电排全部。该军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全部兵员为11968人，安全撤退者仅4937人，而该部在整个南京保卫战期间，除补充2团曾参加复兴桥，大小胡山战斗，有所伤亡外，其余部队因负责城内警戒，”未发一枪，未杀一敌“，故其因未能渡江而遭损失的数量，当在六七千人之间。宪兵部队按撤退令本在允许渡江之列，但因联络不畅，兵荒马乱，亦遭遇悲剧。”斯时，大军纷沓而至，拥挤不堪，枪声四起，血肉横飞，于是队伍为之散乱，行装为之全失……斯时，江中已无船可渡，乃扎木筏渡江“。该部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全部兵员为5490人，安全撤离到江北者仅2456人;而该部由性质决定，在保卫战过程中，乃以维持城防治安和部队纪律为主，只在光华门，棉花堤2处，曾辅辅助副本主力部队作战，遭受部队伤亡，故其在江边损失，实属惨重。

　　滞留在南京城的军人，群龙无首，一盘散沙，被俘者数以万计。南京城内外大量俘虏的出现，使日军屠杀俘虏的罪恶预谋得以实现。台湾资深学者李恩涵先生根据日本军方的“战斗详报”，“战斗日记”，“阵中日记”等资料，整理出了一份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屠杀俘虏，“便衣兵”，“散兵”的“清单”。其中直接与屠杀俘虏有关的内容为：

　　1937年12月13日，第16师团第33联队将俘虏3096人全部处死

　　12月14日，第16师团第38联队于尧化门外俘7200人，17日处刑;

　　14日(?)，第114师团经66联队杀俘一千数百人;

　　12月14-17日，第13师团第65联队于幕府山长江江岸大湾子处死俘虏13500人(或15000人，或14777人);

　　12月15日，第6师团第23联队于水西门附近将俘虏约2000人处刑;

　　第16师团第38联队将俘虏200人于马群处刑。

　　仅以上列举之不完全统计，已有27000余名俘虏被屠杀。

　　此外，尚有为数众多的所谓“败残兵”，“散兵”，“便衣兵”被集体屠杀。这一数字中，还包含了许多被指认为“兵”的无辜平民在内。据李恩涵先生所整理的资料，这一类屠杀主要有：

　　12月12-13日，第6师团第45联队歼灭由城内及下关脱出之“兵民”万余人;

　　12月14日，第16师团第30旅团在太平门处刑“败残兵”数千人;

　　12月14日，第16联队第9联队将4000名“散兵”，在城外“连行”;

　　12月14日至1938年1月5日，南京西部警备司令官佐佐木到一将城内“便衣兵”2000人，城外“便衣兵”数千人，在下关集体屠杀;

　　第9师团右翼部队在城内“扫荡”，歼灭“败残兵”000余人;

　　第16师团第30旅团在紫金山北“扫荡”，处死“散兵”数百人;

　　第16师团第20联队自“安全区”捕“散兵”约500人处刑。

　　上述各项总数，亦共近30000名，实际上，南京大屠杀中大多数遇难同胞，均是以“便衣兵”的名义被屠杀的。

　　大批放下武器的军入潜入民间，为日军捕杀平民提供了借口。当然，就日本军国主义来说，为了实践自己既定的方针和目标，即使中国人指挥官不发生任何失误，他们还是会制造种种杀人借口来进行屠杀。但是，南京军民杂处的局面，在客观上帮助了日本侵略军对南京军民的施暴和屠杀。日本侵略军进入南京城后，正是打着搜寻“便衣兵”的旗号，大肆捕捉无辜市民，恣意杀害。在许多场合，日军不分青红皂白，不论男女老幼，一概加以残暴的屠杀。但是，也有一些场合，日军确是按照一个军人可能具备的特征，如额头上是否有帽痕，手心，肩头是否有老茧等，来决定是否捕捉1名男性青壮年。据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写道：“任何人的手上只要发现硬茧，就可以指为当兵的证据，必死无疑。”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杜丁在一封电讯中称：“大多数留在安全区内的军人遭到集体屠杀。(日军)在全城有计划地逐屋仔细搜索，捕捉肩膀上有背包印痕或其他当兵痕迹的人。这些人被押到一处遭处决”。见证人张道富在证言中说：“日本兵到难民区来抓人，一看见男人，就检查头上有没有帽檐印，手上有没有老茧，如果有就认为是当兵的，抓去杀掉”。当然，用这样的方法来鉴定军人与百姓的区别，本身并不科学，或者说，本身就是侵略者施暴的一种借口;同时，任意将被指认为“军人”的中国人加以残杀，不论他们是无辜的百姓，还是已经放下武器的军人，都是违反国际公法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青壮年都因被怀疑为“便衣兵”而被捕杀。在实际执行中，更多的情况是，根本不查验当兵的标志，只要是青壮年，就要遭抓捕屠杀。

　　退休女职工邓明霞，其丈夫邓荣贵当年死于12月27日的集体屠杀中。她回忆说：“12月27日上午九点左右，日本兵闯入难民区，三挺机关枪对准所有难民，把中青年男子都抓起来，一个连一个用绳子捆绑着，押到大方巷塘边，用机枪扫射。这一次就打死了好几百人，塘水都被染红了。整个难民区一片哭声，老人哭儿子，妇女哭丈夫，孩子哭爸爸。”

　　南京沦陷时，家住云南路301号的妇女李春芳，目睹了将300多名难民在大方巷附近的空场进行所谓的检查和屠杀的实况。她说：“当时日军三次抓人，四个绑在一起，一次把难民三百多人赶到大方巷和二条巷之间的一个空场上，检验难民的手上有没有都其茧，有的就赶到一边，用枪打，最后来不及就用机枪扫，当时旁边的河(塘)都成了血河”。

　　这种借口搜寻“便衣兵”对无辜市民任意加以屠杀的情况，在一些日本兵的日记，回忆中，也有很多记载。日本记者本多胜在在《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一书中，引用了1名化名为山本五郎的上等兵的战地日记内容。日记记录了他参加在难民区屠杀500多名“便衣兵”的实况。这位上等兵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8时30分，中队列队进入难民区。残兵败卒都化成便衣，大多扔掉军服和武器，与成百上千的难民混在一起。我们和支那警官对他们一一检查，找出像溃军似的怀疑对象约五百来人，其中有连长级的军官。因为1个小队很难执行屠杀任务，所以向第1机枪队借来两挺重机枪，再将中队的六挺轻机枪及全部步枪都集中起来，然后将这些残兵败卒带到远处城墙的山边，轻重机构一齐扫射，予以全部杀死”。

　　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日军原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小田利吉事后回忆：“当时，因为士兵与良民无法区别，所谓‘把可疑的家伙都杀了’，那确实是上面的指示……‘可疑家伙’不知道该怎么区别，所以就集中起来。射击了便立即倒下，打中没打中也不知道”。在稍后进行的“良民登记”时，在日军的蓄意欺骗下，更有许多当过兵和未当过兵的青年难民，因“自首”而被处死。田伯烈先生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引用了1位目击外侨的信说：“金陵大学内，登记的手续开始了。日方扬言如果中国兵能够出来自首，将罚做劳役，可以保全性命。约240人真出来自首了，他们却全给捆载而去。其中有两三个人受伤后佯装已死，乘机逃脱，到医院来求治。据他们说，一群给机关枪扫射，一群则为日军刺刀演习的靶子”。当年隶属于承办“良民登记”部队的日本兵冈本健三战后披露：“当占领南京之后，对于谁是良民，谁是便衣队，是分辨不出来的。因此日本军队就制发一种‘良民证’。我隶属的部队每天都办理登记，叫他们填写出生年月，性别，职业等项目。可是，会写字的中国人很少，对于不会写字的人，虽然加以说明，但言语不通，于是，能讲得清楚的家伙，算他运气不坏;如果是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就认为是可疑，把他搁在琏，解决掉了事。”

　　那些被怀疑为“便衣兵”的青壮年难民，在有人担保或证明其不是中国兵的情况下，偶尔也能获得释放。日本《朝日新闻》的特派员足立和雄曾著文，叙述了自己与另一名记者守山义雄亲身经历的情况。他写道：“在朝日新闻南京分社的旁边，有个火灾后形成的广场。在那里，在日本兵的监视下，中国人排起长队。留在南京的中国男子，几乎都被称作‘便衣队’而遭逮捕。我们的伙伴证明其中一个人，在事变之前就与朝日分社有过来往，因而救了他一命。从那以后，到朝日分社乞求救命的妇女和儿童接踵而来。但凭我们的力量，实在是爱莫能助。‘便衣队’在妻儿老小的哭泣声中，眼睁睁地一个接一个地被枪杀了”。

　　类似日本军队严查混在难民中的中国士兵，在有人担保后又得到释放的事例，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也有所发生。在这里担任负责人的魏特琳女士及其中国助手程瑞芳均在自己的日记中作了记录。程瑞芳在日记中写道：“12月16日下午又来兵把小童的兄弟带去，说他是兵，他有一点像，两次都是华(指魏特琳女士)保下来的。他们工人听说，有长发的，日本兵要捉去。有些工人把发都剃了，不知日兵见了这样的人更利(厉)害，他们以为是逃兵把发都剃去了，这些工人悔之晚矣”。与此相对应，魏特琳在其12月16日日记写道：“有两次，日本兵推住我们的工人，说他们是士兵，要把他们带走。但我说：‘他们不是士兵，是苦力’。他们才得以逃脱被枪杀或是被刺死的命运”。她还在另一份工作报告中说：“他们(指日本兵)想带走几名头发剪得像士兵的工友倒是真的，但最终，在确认身份之后他们被释放了”。主述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大批中国军人滞留南京，潜入民间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给日军任意捕杀难民，扩大暴行提供了借口，诱发或促发一部分本可避免的屠杀事件的发生。这也是作为首都南京发生的屠杀暴行会有如此巨大规模的一个间接原因，或者说是一个诱导原因。

　　南京大屠杀罪魁—朝香宫鸠彦王

　　五.日本侵略军的预谋

　　前已认定，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也就是说，它的发生，并非只是由于个别军人，个别部队一时性的冲动而造成的偶然行为;恰恰相反，它的发生，正是这支军国主义的各级指挥员及其指挥机构精心策划的结果。

　　但是，从南京大屠杀的凶犯到极少数军国主义的辩护士，为了推卸日本侵略者的罪责，对于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现象，不是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就是把它说成少数日本士兵“军纪松驰”和“违纪”的结果。

　　显然，采取恐怖手段迫使中国屈服，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在这次中日战争中的既定方针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不久，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便于9月5日在议会发表演说宣称：为了迫使中国投降，“决心予以决定性打击”;“日本帝国所能采取的唯一道路，就是使中国军队完全丧失战斗意志”。9月24日，日军占领河北省会保定以后，1名日本将领扬言：日本军队的军事目标与其说是为了占领土地，毋宁说是为了歼灭，破坏和杀戮中国军队。当日军攻击到南京郊外时，已担任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发出了要在南京“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的命令。

　　12月7日，松井石根在他设于苏州的方面军指挥所亲自起草了《攻占南京城要领》规定：

　　一，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尚留在市内的情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入城。此时，各师团各选派1个大队为基干部队先入城，在城内分地区进行扫荡(即屠杀掠夺，下文同—笔者注)。

　　二，在敌之残兵仍据地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将到达战场的全部炮兵展开，进行炮击夺取城墙，各师团以步兵1个联队为基干的部队进入城内进行扫荡。

　　12月9日，松井又命令将以和平方式入城时，在城内分区进行扫荡的部队，改为各师团各选派3个大队。最终，大概是由于中国军队在城陷前进行了抵抗，因此“呼师团按照预先指示的攻击要领，各以步兵1个联队为基干的部队入城扫荡了城内”。原日军第6师团第23联队第4中队第3分队长中野忠之寿供认，“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方针”为：“决定在南京城内及其周围，将抗日军队及抗日爱国中国人从东西南北四方加以包围，逐次压缩包围圈，以实行一人不剩的大屠杀”。据日本军事资料称，各兵团在17日入城式前，“完成了南京城内外的主要扫荡任务”。实际上，这种以屠杀青壮年为目标的“扫荡”，还延长了相当的一段时间。

　　松井石根在命令部队扫荡南京城的同时，虽然也冠冕堂皇的加上了一些“防止违法乱纪”，“严肃军容风纪”之类的要求，但从日本军事当局的指导方针和南京失陷后的实际遭遇来看，《攻占南京城要领》中所说的“扫荡”，无异于对停止抵抗的军人和无辜的百姓进行屠杀的代名词。这种关于“扫荡”的命令，实际上就是对南京军民的任意进行血腥屠杀的屠杀令。美国驻南京副领事埃斯皮后来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报告说：“不尽于12月13日晚，14日晨，暴力就开始出现了。1支日本小分队开始围捕并‘肃清’留在城里的中国士兵，他们对全城所有街道和建筑展开了仔细搜查。所有前中国士兵和那些他们怀疑是的人均遭到有计划的处决。在分辨前士兵和疑似前士兵，但事实上却从未在中国军队中服役过的那些人的问题上，看不出日本人采取了什么措施。一旦稍微怀疑某人曾当过兵，被怀疑者似乎就不可避免地被拖走枪毙。日本人要把中国军队的残余分子全部消灭干净的决心显然是坚定不移的。”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美国人菲奇，对于日军的所谓“扫荡”，也作过很好的说明。他在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的证词中说：“日本人在抓人时完全无章可循，随意从难民营抓人。手上有老茧或头上有戴 过帽子的压痕就足以证明这个人曾经当过兵，成了他必死无疑的依据。实际上，所有难民营均遭一股又一股的日本兵多次闯入，他们随意把人抓走枪毙”。

　　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奉命扫荡紫金山北侧一带地区。收获虽然不大，但两个联队搜寻到数百名败兵，并予以枪决”。

　　“扫荡”一词，在军事上原本相对于“抵抗”。有“抵抗”才有“扫荡”。在南京失陷前，侵华日军实际上已将“扫荡”的主要目标放在那些已经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中国军人及战俘的身上。这一举措，是完全违背国际公法的。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所附的《陆战规则》第23条规定：“(禁止)背信弃义地杀死或杀伤属于敌对国家或军队的之人;杀死或杀伤已经放下武器，无自卫手段或已确定投降者”。1929年7月27日签订的《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强调，“每一国当尽力减低战俘面对之不可避免的严酷，与致力改善其命运”。其第2条更清楚地规定：“战俘系在敌对国家的权力之下，而非为捕捉他们的个人或军队所有;他们必须在所有时刻给予人道方式的对待与保护，特别不遭受暴力侮辱与公众好奇心之行为。对俘虏报复之措施，应予禁止”。

　　日军根本无视这一系列举世公认的国际准则，有计划，有组织的大量处死中国战俘。有关这方面的密令或秘密指示，至少可以追溯到1933年1月作为“机密”文件发行的军校教科书《对支那军战斗法之研究》，该书宣称：“支那人无守备之户籍法，且兵员多系流浪汉，其存在未被确认者不可胜数。因此，即使将其杀掉或放置他乡，断不会构成社会问题”。这种将对待俘虏的办法，第一列为“杀害”，第二列为“释放”，已属谬误，践踏了国际法对俘虏的准则;更为严重的是，根据日本记者本多胜一调查的结果，经历了杀害俘虏情况的人较多，而经释放俘虏的人，则从未发现。

　　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在《南京事件》一书中，对侵华日军在攻占南京前后屠杀俘虏的行为，做出了与本多胜一相似的论述。他认为：“第一线部队不能带着俘虏作战，没有收容的设施，也没有准备监视人员的粮食。如果请求收留，却不能接受，那就只能处刑或释放”。“被捕俘虏的部队向上级司令部询问的时候，几乎毫无例外，得到的回答都是处刑”。在日军由上海向南京进击的途中，曾下达了类似于“逢人便杀”的命令。陆军特约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提供的证言说：“我的确看到过这个文件，内容是这样的：‘不能饶恕共产主义的暴虐，为了粉碎共匪蠢动，不仅农夫，即使妇女儿童，也得格杀勿论’”。

　　日本军国主义者，故意把这种屠杀令同对付共产党，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其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替大量屠杀中国军民制造口实。

　　从已掌握的大量资料来看，对于屠杀南京的战俘及分不清是否系军人的市民，日军上自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及其司令部，下至师团，旅团，联队及基层军官，曾逐级下达，执行过屠杀令。

　　松井石根曾亲口命令对战俘“纪律肃正”，即屠杀。据当年任华中方面军专属副官的角良晴少佐(后升大佐)回忆：1937年12月18日，第6师团的情报参谋曾以电话报告方面军司令部，请示“在下关所掳获的中国难民十二，三万人如何处理?”角良晴听到该部情报谭谭长长勇中佐简单地发出命令：“全部杀掉”。角良晴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乃奔告松井石根。当松井从长勇处得悉“难民中杂有军人”时，遂命令：“混杂的军队都应予以‘纪律肃正’(即屠杀)。”长勇参谋长，亦曾对其同事田中隆吉大佐担陈，为了报复日军在通州遇到的顽强抵抗(即通州事变)，擅自下令将南京附近的中国俘虏全部杀掉。长勇对田中说：“在事变开始时，我很高兴，认为在通州杀害日本人事件进行报复的时机到来了。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然而，其中也有逃亡的人，不能说全部被杀掉。我相信，我不仅由于对通州的屠杀进行了报复，而且得以告慰已牺牲的无辜在天之灵”。

　　身为松井石根幕僚的长勇中佐，不仅在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下达屠杀俘虏和市民的密令，而且还亲到屠杀现场指挥，严厉监督屠杀令的执行。长勇的朋友藤田勇，根据长通对他绘声绘色的描述，作了如下的介绍：夹杂着妇女和儿童的大批市场，如同潮水一般，从被日军包围的南京城的一角，向着扬子江沿岸方向逃去。逃跑的人群中，混入了很多中国军人，让中国军人就那么逃走，对今后的战斗不利。因此，长中佐向架着机枪的士兵下达了命令：“打!”虽然混有中国军人，但正在逃跑的大多数是市民，所以士兵迟疑着没有开枪。于是，长中佐愤怒，“杀人不就那么简单吗!”他说着，用军刀将一个士兵从肩问斜着砍了下去。大吃一惊的其他士兵，一齐扣动了机关枪的扳机，从而造成了大规模的杀戮。

　　继松井石根之后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皇叔朝香宫鸠彦王及其派遣军司令部，也直接下达屠杀俘虏。朝香宫于12月2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5日飞离东京，3天后抵达南京外围战地。当他听说大批中国军队已被包围，将会投降时，便由他签署盖章，发出了一连串标有“机密，阅后销毁”字样的命令，内容十分简单：“杀掉全部俘虏”。

　　12月13日以后，南京已经失陷。日军第13师团第103旅团第65联队，在乌龙山，幕府山一带俘获到14777名中国军人。如何处理这批战俘?上海派遣军曾数次请示东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模棱两可的。于是，该军便做出了屠杀的决定，并命令执行。根据第60联队随军记者秦贤者回忆：军司令部向中央(指参谋本部，陆军省)请示了几次，最初发来了训电是，“好好谋划!”这一命令很不明确，也没有关于处理俘虏的方法。一再请求后，发来的训电也是“研究后处理!”如何研究好呢?军司令部觉得为难，于是第三次请示，得到的命令是“由军司令部处理!”军司令部认为中央的态度暖味。为迎接朝香宫中将而举行的入城式迫在眉睫，军司令部十分焦急，“杀掉吧”，军司令部就轻易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第103旅团长山田梅二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派本间骑兵少尉去南京，联系处理俘虏的事宜和其他事宜。命令说将俘虏全部杀掉。各部队都因缺粮而大伤脑筋”。第65联队第8中队远藤高明少佐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遵照军部命令，傍晚开始将俘虏的三分之一押送到江岸，由I执行枪杀”。日本记者本多胜一在采访了当年参加屠杀这批战俘的第65联队1名下士后，在一篇报道中确认，“根据上级的‘处理’命令，于17日入城式的那一天，解决了这群俘虏”。另一名《朝日新闻》的随军记者今井正刚也揭示了与上述背景时间大致相同的屠杀情况。他在一篇证言中说：“因为朝香宫殿下也要乘马参加入城式，如果有人投掷石块或开枪射击，那可不得了。所有进行全部‘扫除’就是当然的了。这种所谓扫除，就是大屠杀”。此外，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于12月14日在城东仙鹤门附近俘获了约1万名俘虏，在报告了派遣军司令部后，也接到了“直接枪杀”的命令。

　　在松井石根，朝香宫及其所指挥的方面军，军司令部的指令下，各师师团，旅团的指挥官，也纷纷下达了屠杀俘虏与平民的命令。

　　第16师团第30旅团第38联队副官儿玉义雄，曾在南京城郊接到师团部副官传达师团部的电话命令：“如中国官兵投降，可予接受，并予处置(屠杀)之”。儿玉称：“部队虽然惊诧，但有此命令，即可解决困难，乃下达于各大队;各大队此后如何报告，在激烈的战斗中，可以想象。”

　　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亲笔所记的“阵中日记”中，详细披露了该师团执行屠杀令的情况。他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二一，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 。但由于是以1000，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

　　二三，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一个大壕，但很难找到。预计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到地方加以焚埋”。

　　第16师团的参谋长中泽三夫大佐，也秉承中岛屠杀俘虏的意旨，向所属部队下达过类似的屠杀令。该师团部副官宫本四郎回忆12月13日在杀俘经过：占领紫金山后，师团正面的主要战斗告一段落，即整个作攻击进城的准备。午后三时，步兵之下士官自后方前来报告，有敌军1万，请至急来兵增援。……乃全队出去，甚至卫生队的武装兵也动员前往，不久，后方再传令来说，“全师之敌已为俘虏”。当请参谋长指示，参谋长即席对后方参谋说：“俘虏全杀!”

　　同样的屠杀令，还反映在日军13师团和第3师团的军事文书中。第13师团在1份战斗详报中，记载了有关战斗指示说：“俘虏数量多，射杀难，应予武装解除后”，“即予适宜处置可也”。此处之“处置”，实即为“屠杀”。第3师团长藤田进，在其《藤田部队会报追加》中称：“此后有关俘虏之调查，各队应严重处理”。这里的“严重处理”，亦为“屠杀”之意。

　　在旅团一级的屠杀令方面，有代表性的是第114师团第127旅团屠杀俘虏。该旅团所属第66联队第1大队战斗详报，详细记述了旅团部屠杀令下达与该大队执行情况。主要内容如下：

　　甲，根据旅团部命令：俘虏全部杀掉。其方面可以10名为1组枪杀。

　　…….

　　下午3时30分，召集各中队就俘虏处理问题，交换意见，经讨论决定，把俘虏平均分给中队(第1，第3，第4中队)，以50名为1组，由大监禁室带出，第1中队在宿营地南谷地，第3中队在宿营地西南洼地，第4中队在宿营地(东)南谷地附近，刺杀这些俘虏。

　　监禁室周围必须配置重兵警戒，将俘虏带出时，注意绝对不能让他们有所觉察。各部队应于下午五时前准备完成。五时开始刺杀;下午七时三十分刺杀结束。

　　第16师团第30旅团也下达过类似的不接受俘虏的命令。其所属第38联队于12月14日接到旅团部命令：“各队在得到师团的指示前，不许受理俘虏”。一方面是大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人已在他们掌握中，一方面他们又不得受理这些俘虏。为防止俘虏再度转化为有战斗力的敌手，其自然的结果，当然就是将其加以消灭。

　　屠杀令层层下达，直到联队，大队和中队的基层军官。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9联队士兵福田治夫回忆：在南京附近，“联队长发出命令：‘不管老人小孩全部杀掉’。只要看到周围有人就开枪杀死”。同一师团步兵第33联队老兵酒井伍郎则有大队长命令杀的深刻记，他说：“到了南京和平门，因为门关着，就用野战炮不停地轰击，抵抗停止后，我们登上了绳梯。里面的败兵接二连三的举手出来，大队长双手往下一挥，做了个‘杀’的动作。因为是命令，就都给刺杀了”。另1名第33联队的士兵西义雄回忆“处置俘虏是师团下的命令。实际上给我们士兵命令的是中队长，他下指令说：‘俘虏全部杀掉’。我不清楚究竟杀了多少人。每天每个小队一般处置五六十个人”。

　　目睹《朝日新闻》支局附近广场屠杀一二百名市民的从军记者今井正刚，在劝屠杀指挥官住手时，得到的答复是：“这是命令，没有办法”。

　　在德国档案中，德国驻华大使馆留守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在1938年1月15日致外交部的一份内部报告中写道：1月9日上午，在我们重新到达前数小时，克勒格尔和哈茨先生(奥地利人)在直接靠近大使馆处看到下列武士道精神的实际应用：使馆的左侧在英国庚教赔偿委员会所在地和所谓“巴伐利亚广场“之间有一个部分已结冰的小水塘。水塘中站着1个老百姓，水淹没到他的臀部。水塘前有两个端着步枪的日本兵，他们根本站在他们后边军官的命令开枪射击，直至这个人倒下。尸体至今还漂在水中。

　　在另一份报道中，罗森秘书一针见血地指出：“部队始终是其军官的写照。一个以政治谋杀而闻名于世的青年军官团要求它的属于所做的无非是南京所发生的一切”。

　　日军官兵深知，大屠杀的罪行是见不得人的。他们掩耳盗铃，每当进行屠杀行动时，“都把领章摘掉“，”只戴军衔肩章“，所属联队的符号也不佩戴，因而使人分不出他们是哪支部队的。战地记者今井正刚曾遍访这些屠杀现场的刽子手，始终打听不到他们究竟来自哪个部队。仅从这一侧面，也只以看出，日军所进行的南京大屠杀，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罪恶行动。正如日本作家森山康平先生在编录日军官兵关于南京大屠杀证言的基础上，所严正指出的那样：“可以肯定日军以分队，小队为单位，在南京城内外到处对无抵抗的中国人进行了集体屠杀。而且，这个大屠杀的行为是有计划地，根据地位极高的指挥官的命令进行的。这是不可否认的”。

　　日军士兵奉命屠杀的现象，集中显示了日军当局妄图迫使中国“畏服”的既定方针和各级军事机构下达屠杀密令的实质。事实证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绝不是什么简单的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有计划，有预谋的罪恶暴行。

　　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日本记者第一人—本多胜一

　　六.日军心态与战场环境分析

　　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它牵涉到中日双方的政略，战略和战役指挥等多重因素。同时，它还与日军士兵临占的复杂心态与具体的战场环境有关。

　　一场数十万人的大规模屠杀，需要成千上万的官兵去执行，需要他们一次又一冷鲜举起屠杀，扣动扳机。他们除了具有前述“效忠天皇”，“执行命令”，崇尚“武士道”等基本素质之外，还有哪些复杂的心态，帮助了他们去实现恐怕的讹诈?还有哪些战场环境，客观驱使他们走向疯狂?这是在研究与探讨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层面。

　　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军民的抵抗和反击。他们也会有人战死，这是必然的事情。侵略者的人员伤亡，带来了侵略者复仇的欲望和心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共同完成的“机密档案”中，记载了如下的内容。1名“肩章上有一颗星，手执刺刀，皮带上别着左轮手枪”的小个子日本士兵，于1938年1月23日凌晨，在外交部红十字医院杀死了我的1名勤杂工后，又胁迫1位姓常的医师交出姑娘来，他说：“你们的人在上海杀了我的1500个朋友，如果你现在不满足我的愿望，我就杀了你。明天就要回上海了”。攻击南京的日军，其各师团大多来自相同的地域。因此，在同一支部队的士兵，往往有着亲戚，同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士兵的战死，更加会激起部队中亲情复仇的心理。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第4中队上等兵增田六助回忆：“在攻击南京过程中，中队不断出现伤亡。这些人都是熟悉的年轻同乡，也有些是亲戚，堂兄弟或同胞兄弟。我的弟弟在中国战场战死了。所以我一见到中国人，就想到这是弟弟的敌人…..”。

　　该联队所属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其自传中，也不得不承认官兵的这种报复性屠杀。他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下午2时后，部队向和平门前进时发生的情况：“其后接连不断地有俘虏前来投降，其数量高达数千人。情绪亢奋的士兵丝毫不理睬上级军官的劝阻，将俘虏一个个杀死。回想到许多战友 流的血和十天来的艰难困苦，别说士兵了，我自己也想说‘全部干掉吧!’”。

　　有的士兵因为仇恨，因而把“见人就杀”的行动，看得很平常，原第16师团第33联队的士兵境昌平说：“那时候的支那人不是人，是东西。要是个人之间有过交往的话，那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了，也会有亲切感。不过战争中因为有敌忾心存在，所以对见人就‘杀’这个想法就产生了共鸣。我们就感觉‘这些家伙全干过’，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人被害了”。日本《每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曾目睹几名像是工兵的日本士兵，一边高叫着“这些家伙经常袭击我们”!一边“举起尖镐对准一个俘虏的头砸了下去”，“闪光的镐尖咔嚓一声扎进头颅，鲜血咕吐嘟一下冒出来”。他写道：“还不能不承认 ，每当看见眼前大批倒下的日军战死者，就会腾起一种一心想对敌报复的复仇心，就会闪出嗜虐心理”。

　　日军官兵普遍存在的复仇心理，正好适应了日本军国主义要在中国首都南京充分发扬其“武威”，以逼迫中国政府和中国军民投降求和的需要。

　　日本士兵还深深受到“大和民族优越”这种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在中国战场上，把中国人看作是猪，狗，甚至连牲畜都不如的动物。正因为如此，什么人性，忍受知等等人类应当具有的品德，便一概谈不上。

　　1936年5月，日本同盟通讯上海分社长松本重治，在长春向关东军负责谋略工作的参谋田中隆吉中佐(后任中将，陆军省兵务局长。)采访时，田中粗鲁说：“坦率地讲，你(松本)和我看待中国人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你把中国人看作是人，而我把中国人当作猪，无论怎样处置都可以”。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对此深有感慨，他说：“正因为军队首脑有‘中国人是猪’这种想法，就会下令‘不管女人，小孩，是中国人统统要杀，房屋全部烧毁’，下级士兵们形成‘强奸，掠杀，胡作非为’的风气也是必然的结果”。

　　怀有民族优越感的日军士兵，在处置战败了的中国人时，完全像宰杀，分割动物那样，野蛮而残忍。据原日军第114师团重机枪部队1等兵田所耕造描述：“为了让俘虏们看，也曾用过割掉耳朵，削下鼻子，或者用配刀捅进嘴里再豁开等方法。要是把刀横着刺进眼睛下面，立刻就有像鱼眼一样黏糊糊的东西耷拉下来。如果不这样干，就没有别的乐趣啦。这是登陆以来好久没玩的游戏了”。

　　对比上述事例，更为野蛮的是，有些日本士兵把民族优越感的驱使下，竟丧心病狂的连军马被流弹打死，也要杀害若干名中国人来报复的地步。世居上新河棉花堤的张春山，钟诗来，钟声三位老人，于1984年提供证言，揭露了日军“杀人祭马”的野蛮行为，其证言写道：“日本军有一匹战马被流弹打死(地点在棉花堤街郭光贵家现在的住址)，为了纪念这匹马，硬逼着棉花堤一些老人把马拖到现在拖拉机站埋葬。埋葬以后，日军把埋马的老人杀了九人，把人头砍下来，放在马墓旁，还竖了一个牌子，上写某某大队军马。”

　　对于日军的民族优越感和他们蔑视中国人的心理状态，日本华裔学者林伯耀先生在《围绕南京大屠杀的背景》一文中，有一段绝好的分析，他说：“皇军”士兵本身蔑视中国人，丧失了“为人之心”。士兵们在早期开始就具有天皇至高无上的日本民族的精神优越感，与此相应，脑子里被灌输了中国人只配成为掠夺，榨取，统治对象的劣等民族思想，对中国人抱着强烈的蔑视感。抱着优越感的日本人，对劣等的“支那人”和“呛骷颅”(按指对中国人的蔑称)施行任何狠毒的行为都可以。因为，“支那人”不是人，是“苍蝇”，“东西”，最好也不过是“狗”或者“猪”那一类的东西。由于这种蔑视观，通过军队内的“内务班”生活，士兵的人权感觉就是完全麻木的，再通过让新兵刺杀活生生的中国人的训练，新兵被锻造成“鬼”。

　　战事的拖延，战争的残酷，战场的艰苦，铸成了日本士兵性格的变态。他们因失去了对追求幸福生活，家庭温暖的信心，而变得冷漠，暴躁，麻木与疯狂。

　　进攻南京的部队，都刚刚经协了淞沪战场的恶战。一些士兵已经写信给自己的妻子报告说：“如果事情顺利的话，可能本年度就可以退伍。我想今年的过年，我们一家人一定可以团聚在火炉旁，享受天伦之乐”。但是，很快部队又接到要攻击南京的命令。这时士兵们普遍的不满与感觉是：“我们出征的目的，原来并非是为了保护上海的日侨。为何上海派遣军还必须进攻到南京呢?”“我以为好不容易的就要回到妻子身旁，如今又要我去渡危险的桥”。“上级长官都把我们军人的生命视为小虫一般，好像是消耗品，非得被人装入白木盆子(装骨灰)，才能回到日本”。士兵处于这样的心态下，他们便会采用一切粗暴，野蛮的方法，来宣泄内心的绝望与愤怒。而其最方便的宣泄对象便是被侵略的中国军民。原日军陆军航空兵军曹井手纯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以观看了一些老兵残酷屠杀中国俘虏的场面后，“我开始感到这些曾经夜以继日，拼上性命连续苦战，丧失众多战友的人们，他们的仇恨和兽性或许是可以理解的，我对于那些老兵甚至产生了一种同情”。

　　侵略战争使参战的士兵，变得疯狂和歇斯底里。原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上等兵东史郎在叙述攻击南京的战斗场景时写道：“眼前是狂人怒号的巨大地狱。子弹在唱着死亡之歌，人发出虐杀的吼叫跳着地狱之舞。我们在‘哇呀呀，哇呀呀!’歇斯底里般狂吠，扯得嗓子都快出血。现在，我们已经不是人，而是一头狂吼的野兽”。原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见到这些疯狂表演的事例后，感慨地说：“战时状态可以说是个疯狂的时代。由日本人记录下自己同胞所犯下的野蛮行径，心情实感抑郁。自己无法制止这种野蛮行径，然而又不能报道这些残暴行为(即使写了也无法报道，否则要被处分)，却还要专门写‘皇军之勇战’的情况”。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9联队士兵福田治夫对此有同样的感觉。他回忆当年在南京屠杀平民的暴行时说：“那时人都是情绪高昂，处于发疯的状态。谁也不想参加战争，但是叫我们去也不得不去”。

　　发疯了的士兵，能够做出人世间一切不可想象的坏事。他们既会因战争残酷与绝望而疯狂，也会因一时的胜利而陶醉，发疯。原日军第3师团步兵第34联队分队长曾根一夫，于12月14日在南京城郊幕府山附近，见到一处遭到血腥屠杀和罪恶轮奸的现场。他推测，昨天路过这里的日军部队，首先将一批男人和老年妇女杀死;然后挑出年轻，美丽的女子，杀掉其余的妇女;在轮奸了这些年轻，貌美的女子后，又将她们全部杀死。曾根一夫后来写道：“为什么采取如此复杂的屠杀办法呢?很显然，目标是年轻女人。”“那真是连习惯了腥风血雨的战场的人看了都觉得残忍的一幕。迷于战争的军队陶醉于胜利感的时候，就会干出这种残酷无情的事情业。这支队伍也在攻打南京的潮流中失去了理性”。曾根一夫还认为，经过以活人作靶进行杀人训练的士兵，在屠杀中已经完全丧失正常人的心态，他说：“随着作战次数的增加，正常心愈来愈淡薄，发现杀人不但是一种光荣，而且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产生。”

　　总之，侵略战争的滚滚浊流，改变了成千上万士兵的性格与心态。正如一位参加攻击南京的士兵，后来以佐藤信助笔名发表的文章所说：“战争改变了人，成了只考虑自己利害得失的人。在血腥的战场上日日夜夜中，所谓自制心或教养一下子全部丧失殆尽。谁都变得眼神可怕，开始出言粗暴，行动疯狂”。

　　还需着重分析日军进军迅速，粮食跟不上供应的问题。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曾经以粮草，给养供应不上作为“理由”，为日军“军纪败坏“及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进行狡辩。松井在解释军纪败坏的情况时说：“由于追击战之激烈迅速，我军的给养和其他补给不够充分”。天谷则声称：“需要说明的是，所以发生掠夺和暴行，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迅速进军造成了粮食供应不足，军队的疲惫导致了训练不够”。松井等人将日军的抢掠与暴行，归之于粮草供应不足，显属无稽之谈，别有用心。前文已论及，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发生，是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是对中国人民顽强抵抗的罪恶报复，也是日军当局有计划预谋的结果。但是客观的分析，应当承认，日军在攻击南京的战斗中，粮草跟不上供应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这一现实情况，也确给部队的行动和精神状态增加了一些复杂的因素。

　　日军第13师团第103旅团长山田栴二在其12月15日战场日记中写道：“各部队已无军粮，陷入困境。从被俘军官中获悉在幕府山有粮食，遂去搬运。要给俘虏吃饭颇成问题”。军队不可一日无粮草。这种”征发“粮食的事，给攻击南京各部队的日军士兵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的士兵酒井伍郎在回忆攻击南京情况时说：“因为粮草不到，所以去征发，征发不到物资，在中坛时就到农家去要米等东西。自己拿两三天的消费量。副食品也完全没有。没有办法去农家征发盐，盐是最好的。接着偷猪和鸡，用盐煮着吃。11月，12月很冷的时候，结着脂肪，雪白雪白的，相当好吃。士兵总是越来越聪明，我们靠征发为生”。原第16师团第20联队上等兵东史郎也在1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夜幕降临时，命令我们到后方征粮。我们搜查了村子里家家户户的各个角落，连1粒米也不放过”。

　　日军就地“征发”粮草之举，几乎与烧，杀，淫，掠的暴行都有直接，间接的联系。首先，“征发”是不给钞票的，这不是一宗买卖，而是明目张胆的抢劫;其次，在抢劫粮食，食盐等物资的过程中，增加了日军作战部队与中国平民百姓的接触，增加了用中国女子来发泄兽欲的机会，造成了大量的奸淫事件;再者，在抢劫粮食，奸淫妇女的过程中，遇有不顺从者，则杀人，放火，既惩戒不从者，又宣泄“胜利者”的淫威。正如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先生所说：日军现地征集粮食的做法，本身就是“抢中国居民的粮食吃”，而“抢夺粮食和物资又很容易诱发其他残暴的行为，其一是杀害民众…… 其二是强奸和强奸杀人…… 其三是放火”。

　　“征发“粮食作为命令下达，使日军的抢劫暴行合法化。在抢掠中，日军的心态也随之改变。原来为抢劫行为的罪恶感消失了。这个缺口一经打开，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于一切暴行的罪恶感的消失。原日军第3师团步兵第34联队曾根一夫在战后发表的回忆文章中，对此进行了揭露和剖析。他写道：向南京进攻的部队，从上海附近出发五六天后，就和兵站部队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时候，仅能做到战斗上不可缺乏的弹药补给，而在粮食方面就无法供给前线战士的手中。不论战斗精神如何旺盛，饿着肚皮的行动实在令人非常难受。

　　……以永不退却的精神标榜的日军作战指导者，却不让战斗部队休息，反而下达：“在当地征收粮食，以谋自活”的征收命令。征收命令听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这与抢夺当地居民的粮食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