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工程师见证的南京大屠杀
来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2022年第1期，作者：陆束屏   2022-06-02 11:13:48

　　【内容摘要】 德国商行礼和洋行的工程师克里斯卿·克罗格1936至1938年在南京生活、工作。日军攻占南京屠杀军民之际，他留在南京，协助约翰·拉贝管理安全区，尽力保护难民;同时，对恐怖笼罩下的状况作了长篇详细的记录。他的这些证词忠实记述了日军屠杀、强奸、掳掠、焚烧等暴行，其中一些片段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检方证据宣读。虽然在1939年1月离开后未能再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他对这个国度一往情深，对南京大屠杀期间遭受的苦难铭记于心，并在南京大屠杀50周年前夕，重新整理当年的目击证词，寄给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以示纪念。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克里斯卿·克罗格 证词

　　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肆意屠杀，犯下各种暴行，有27名西方人士在南京城内目睹并记录了日军暴行。在5位英美记者12月15与16日获准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之后，仍有22位西方籍公民留在城里管理安全区，为饱受蹂躏的老百姓提供住房、食品与力所能及的保护。22个人中有5位来自德国，他们均在不同程度上为保护难民作出贡献。除了曾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西门子洋行南京代理商约翰·海因里希·德特列夫·拉贝(John Heinrich Detlev Rabe)，德国商行礼和洋行(Carlowitz & Co.)南京分行的工程师克里斯卿·克罗格(Christian Kröeger)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国际委员会司库，负责财务工作。同时，他协助建立收容中国伤兵的外交部红十字会医院，为难民运输粮食，驱赶强奸妇女的日本兵，设法保护难民。更值得我们尊敬的是，他为后人留下为数不少的见证日军暴行的文字材料。

　　克里斯卿·克罗格1903年2月5日出生于德国汉堡附近的奥滕森(Ottensen)。他于1923年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成为一名工程师。1928年9月，礼和洋行派遣他到中国，主要在洋行的太原分支机构以及沈阳、天津工作。洋行的主要业务是机械、铁路和采矿设备、武器和弹药进出口。克罗格在出差南京时结识了埃瑞卡·布斯(Erika Busse)， 一位出生在山东芝罘的德国姑娘，她在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担任打字员。埃瑞卡的父亲马克斯·阿诺德·沃尔瑟·布斯(Max Arnold Walter Busse)早在1898年便从汉堡前往烟台谋生，经营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在烟台繁衍生息，同时因公司业务需要，他也时常到南京出差。

　　和埃瑞卡相识、相爱后，克罗格1936年申请调动到洋行的南京分行工作。1937年8月，日军开始空袭南京，各国驻南京的机构、使馆便疏散本国公民。埃瑞卡·布斯回到烟台她父母的身边。

　　1937年11月中旬以后，日军向南京进军，很多人包括礼和洋行的雇员，或乘船溯江而上，或乘火车沿津浦线北上，经徐州、郑州前往汉口。克罗格原打算去上海，但是由于需要处理洋行的业务，等待一笔由湖南发来的款项，而错过了时机。所以他在给德国军事顾问阿尔弗雷德·斯特雷希斯(Alfred Streccius)中将的信中谈到，他当时别无选择，只能留在南京，并不是完全自愿的。

　　虽然并非完全自愿，克罗格在大环境的驱使下，迅速进入角色，积极投入到组建安全区、难民营的工作中，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财务主管。他原本打算日军攻占南京后，局势会平静下来，不久便可以去上海，然后奉调去礼和洋行在香港的分行工作，在那儿和埃瑞卡相会，并预定于1938年3月5日成婚。然而，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残暴以及禁止西方人士离开南京，他始料不及。他在1938年1月6日写给同事的信中说，“由于决定留在南京，我们都想到了炮火，空袭轰炸和中国军队的掳掠，而不是来自被放纵的日本军队的主要威胁。这不仅是对外国房产而言，而是对中国难民实施的枪杀处决，洗劫和强奸，这几乎让人联想到成吉思汗 或阿提拉的军队。”

　　1938年1月13日他请求离开南京，最终获准于1938年1月23日在日本宪兵的伴随下，乘坐日本军用火车前往上海。他是第一位离开南京的西方人。在上海逗留的一周里，他就南京的情况和日军暴行发表了演讲。1月31日，他乘坐意大利轮船“红色伯爵”号(SS Conte Rosso) 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并于1938年3月8日在香港与埃瑞卡·布斯结婚。他在礼和洋行香港分行工作至1939年初，夫妇俩带着刚出生的长子彼得·克罗格(Peter Kröeger)离开香港去德国。由于约翰·拉贝受盖世太保的迫害，他在德国对南京暴行的情况缄默不语。除了在德国工作外，他1941-1944年在土耳其的安卡拉，1952-1954年在埃及开罗工作，并于1958年移居伊朗的德黑兰。他1962年退休，1993年3月21日在在汉堡去世。

　　二

　　在日军烧杀掳掠之际，克罗格努力帮助和保护中国难民免受日军暴行的侵害。1937年12月19日，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在给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信中提及克罗格和其他几位西方籍人士一道，“费了好多时间把闯入房舍的日本兵赶出去。” 克罗格本人也记录他目睹的类似案例，这些案例收入南京安全区的文件。安全区文件日军暴行案例33号便是他记录提交的：“12月17日，日本兵闯入珞珈路5号，强奸了4名妇女，抢走一辆自行车、被褥及其他物品。海兹和我到那儿时，他们迅速逃离。” 他记载的最为残酷的暴行事件莫过于案例185号：

　　1月9日上午，克罗格先生和海兹先生见到日本军官和一个日本兵在中英文化大楼东边，安全区内山西路上的小池塘里处决一名身着平民服装的可怜的人。这个人站在齐腰深的池塘水中，水面上刚破的冰在四处浮动，这时克罗格先生和海兹先生赶到。日本军官发出命令，爬在沙袋后面的士兵向这个人开枪，击中他的肩膀。他又打一枪，没有击中。第三枪击毙了他。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除了记录这些具体的暴行事件，克罗格还用文字及时记载整个城市在日军蹂躏下的情况并将信件寄送出去 ：日军的暴行、德国财产遭受的损失、救济难民的工作、南京城乡的状况。由于他的信件被当时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马丁·菲希(Martin Fischer)与身在汉口的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保罗·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转发给德国外交部，我们今天得以在柏林的外交部档案馆见到它们的身影。

　　日军攻占南京后，克罗格于1937年12月30日发出第一封信。由于这封信经由日本大使馆转发，被日本军方审查，他不可能在信中写真实的情况，也无法确知这封是否能够寄发出去。1938年1月6日，美国炮艇“瓦胡”号送三位美国外交官到南京重开美国大使馆。这个消息迅速在西方人士中传开。得知有可能以安全的方法送出信件，克罗格当日便给他的同事写了封长信。在这封信的开头，他提到“我有机会让今天抵达明天便返回的美国炮艇发送这封信。”实际上“帕奈”号并未在次日返回上海，而是前往安徽和县被日军炸沉的“帕奈”号水域参预打捞工作，此后留守在南京水域直至1938年2月初才回上海。然而，一同参加打捞工作的英国皇家海军救援船“绍斯”号(HMS Saucy)1月13日从南京启程，15日抵达上海，克罗格的这封信应该是由“绍斯”号带往上海。1月18日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菲希将该信转发给汉口的德国大使陶德曼，后者于1月28日将之转发给柏林外交部。这是克罗格第一次向外界描述南京当时真实的情况：

　　我在当时认为，很快就会攻占南京，然后将会恢复和平的局面与秩序，因而很快就能去上海。我估计最迟能在20日到上海。不幸的是，我的想法并不正确，因为日军在占领城市之后的所作所为，连留下的欧洲人都认为不可能并且嘲笑任何相关的描述。因此，日本人有充分的理由尽可能地封闭南京并且不让任何新闻泄露到那里去。因此，南京的封闭隔离导致无法寄出信件或发出电报。

　　中国军队撤退时以及交战期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死亡危险，然而被毫无军纪可言的日军攻占后，情况变得更加危险。南京任由日军大肆掳掠了整整十天，几乎没有房屋得以幸免，甚至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房产也不能幸免，或者只有极少数例外。甚至大使的寓所也被“掠夺”。不幸的是，在我离开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内，一辆小汽车从我的车库被窃走，同时被窃的还有几个轮胎和属于我的相机。与所有遭洗劫的房屋一样，这些损失在日本大使馆登了记。同样，我也会和罗森博士备案。总的来说，我估计仅德国房产受损约为30至40万元。

　　自1937年12月20日以来，日本人开始有系统地放火焚烧这座城市，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地烧毁了约三分之一，特别是城南的主要商业区，以及单个的商业建筑和我们家附近的住宅区。现在，焚烧已经有所减少，也就是，目前只是焚烧一些忽略了或遗漏的房屋。焚烧之前，所有房屋都被有组织的配备卡车的小分队洗劫。

　　1938年1月9日，由乔治·弗里德里希·穆拉德·罗森(Georg Friedrich Murad Rosen)，保罗·汉斯·赫尔曼·莎芬伯格(Paul Hans Hermann Scharffenberg)和阿尔弗雷德·马蒂亚斯·彼得·霍特(Alfred Mathias Peter Hürter)组成的德国领事小组回到南京后，向留在城内的德国公民了解德国房产与其他权益的情况。克罗格1月11日便提交了一份关于14名德国公民的寓所遭受洗劫的详细报告。他是一个有心人，在1937年12月13日、14日日军刚刚进城之时，他查访了这些房产。这时，房屋均完好无损，仆人仍住在里面守护着。一两天后，他再次造访这些房产，查看有没有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见到日本兵在房产上大肆掳掠洗劫，并威胁仆人，迫使他们逃离。在这份德国房产受损报告中，克罗格描述了一处由三位德国军事顾问居住的寓所：

　　12月13日下午，这所房子完好无损，仆人仍住在那里，并不打算搬进安全区。

　　12月15日，我在那儿发现4个日本兵，其中包括一名军曹，正忙着把马靴、衣服、餐具、手表、毛毯等物品运出去。我追上2个已经走出去的士兵。并劝他们把东西留下。那位军曹告诉我他的名字是和田部队水田上等兵。锁着的房间门都已被强行砸开，所有的橱子、箱子和行李箱，包括仆人的箱子，也都被打开。这名仆人受到严重威胁，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博夏特先生 的车已被拉出车库，显然他们曾试图发动它。下午我又在屋子里发现日本兵，17日以及随后的几天都见到日本兵。

　　17日，车已被拖走，仆人搬了出去，因为日本兵仍在威胁他，迫使他干许多活。尽管有日本大使馆的告示，日本士兵后来又到这所房屋来。这座房子醒目地悬挂着德国国旗，张贴着德国大使馆的告示，也关闭上了锁，日本兵只能翻墙或钻竹篱笆进去。

　　在设法保护德国房产的同时，他也在情况许可的情况下关注其他人的房产受损的情况，并提供他的目击证词，协助索赔。1938年1月22日，他为曾经担任孙中山法律顾问的美籍律师罗勃特·斯坦利·诺曼(Robert Stanley Norman)的房屋作证：

　　12月26日，我在中山门外苜蓿园察看德国朋友的房屋。由于我和罗勃特S.诺曼先生的友谊，我也同时去看他在陵园路187至188号的房屋。我可以很肯定地向你们保证那天他的房屋完好，大门关闭着，张贴着贵使馆的布告，显然，屋子没有被破门闯入，也没有被烧毁。

　　他证明这所房屋在1937年12月26日没有受损，但以后被焚毁，说明是在日军攻占南京后发生，遭日军掳掠后烧毁。此外，克罗格于1938年1月18日写信给美国驻南京领事约翰·摩尔·爱利生(John Moore Allison)描述新街口附近大华大戏院被日本军人焚毁的情况，“根据我的日记，1937年12月28日晚，我见到新街口燃烧着熊熊大火，便去那儿看个究竟。大约 7点到那儿，见到大华大戏院两旁的商店已在烈焰之中，日军的卡车，以及在一名军官指挥下的日本兵都在戏院的前面”。

　　三

　　然而，克罗格影响最大的目击证词则是他1938年1月中旬撰写的篇幅较长的 《德国目击者关于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1月13日在南京发生事件的报告》。陶德曼大使1938年2月16日将之转发至柏林外交部。为了保护克罗格，作者的身份被刻意隐匿。陶德曼在转发报告时称，该报告由德国军事总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提供给他。战后，1946年至1948年国际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期间，该德文报告被盟军翻译成英文，并被控方采纳为证人证据，并与约翰·拉贝1938年1月14日的信件一起编号为4039号文件，并作为第329号证据提交。1946年8月30日，起诉人美国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David Nelson Sutton)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松井石根(Iwane Matsui)时宣读了该报告的大部分段落，包括描述焚烧与杀戮的段落：

　　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城市的面貌已完全改变。没有一天不放火焚烧。目前已轮到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与珠江路。整个城南和夫子庙遭洗劫，被焚毁。就百分比而言，可以说城市的30%至40%已被烧毁。许多丢弃的军装让日本人有理由声称在难民区有许多中国军人。日军多次仔细搜查难民营，但没有真的费心搜索涉嫌的军人，而是不加区别地将年轻小伙子都一起抓捕，然后将所有由于某种原因引起他们注意的人也带走。尽管中国人在城内从未向日本人放过一枪，日军至少枪杀了5000名中国男子，大部分在江边屠杀，以免掩埋尸体。死者中包括市政部门，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的无辜工人。到12月26日，被绑缚遭枪杀的30名苦力的尸体仍横陈在交通部附近的路旁。在山西路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大约有50具尸体，一座寺庙中有20具尸体。到1938年1月13日在江苏路的尽头周围，还横陈着20具尸体。

　　另一个悲伤的篇章是虐待和强奸许多姑娘与妇女。不必要的残忍和残害，即使是对幼儿施虐，也并非罕见。

　　萨顿还宣读了提供详细掳掠洗劫情况的段落：

　　12月14日，由于推进迅速而没有充足的给养，12月14日日军在城里放纵肆虐，这支正规部队的行为举止简直难以言说。他们从难民那儿抢劫走所有能拿走的食物、羊毛睡毯、衣服、钟表，简而言之，看上去值得携走的一切物品。不仅是抵抗，犹豫不决或给东西略微迟缓，立刻用刺刀侍候，许多人，仅仅因为他们语言不通等原因而在此情况下遇害。这些野蛮日军暴徒一而再再而三地闯入难民区和拥挤异常的房屋，搜寻走前面来过的日本兵可能看不上眼的物品。以前没有，现在仍然没有尊重外国国旗，如果我们以积极的行动来保护我们的仆人或财产，我们便不得不受到日本兵的威胁和侮辱。一个日本兵驱赶4名不得不为他搬运掳掠物品苦力的情况并不少见。这种有组织的偷窃和掳掠持续了14天。即使在今天，遇上任何因某种原因出去“征用”的日军团伙也不安全。

　　克罗格的上述报告不仅收藏于德国外交部档案馆，坐落在德国西南角弗莱堡(Freiburg)的德国联邦档案馆军事档案馆中存放着这份报告的德文本与英文本。并且，这份英文译文并不是战后盟军翻译的那个英文文本，而德文本则与陶德曼发往柏林的报告是同一个文本，文字与内容一致。与这些文件在一起的还有克罗格1937年1月21日写给阿尔弗雷德·斯特雷希斯中将信件的节录，以及克罗格写的一份斯特雷希斯将军位于上海路11号与13号寓所遭受掳掠的情况。在信中，他告诉斯特雷希斯将军他即将离开南京去上海，并向将军描述了南京被日军占领后的情况：

　　城市陷落后恐怖接踵而至，南京遭肆意蹂躏，全城居民遭遇各种暴行达两周之久。所有的难民营均遭搜查，尽管平民百姓没有向日军放一枪一弹，大约有5000至6000名平民被押到城外下关屠杀。进城后，他们见人就杀，但在抢劫的过程中，被刺死的人更多。遇难者的人数无法估计，但成千上万，其中很多人被极其残酷地杀害。同样，遭强奸的妇女和姑娘也数量众多。

　　所有的房屋都遭到洗劫，悬挂的外国国旗也不能阻止日本兵。大使馆正在制定一份准确的淸单。您的佣人已拟定出一份您家中遭偷窃物品的清单。共计德国人有翰培尔、施梅林和埃克特4家的房屋遭烧毁，15处房屋被洗劫一空，24处房屋遭受轻度洗劫，约有14处房屋完好无损，或者只是遭窃。被偷走的汽车有13辆，美国人和英国人遭受的损失更为严重。有几名佣人为了对他们的主人尽忠尽职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据我所知，博典的房屋中就有一名苦力被杀害。

　　乡村也遭受了同样残酷的暴行，他们抢劫走穷苦贫民所有的财物，此后得靠救济为生。目前在南京约有5万人依靠施舍粥棚活命，我们建立起更多的救济设施之后，依赖救济的人数增将加倍。最重要的是，很难看出生活将如何回归正常。

　　约有80%的商店被烧毁，例如，整个太平路;住宅区约有20%至30%，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被烧毁。南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是一座死亡之城，不值得重返那里。

　　我曾几次试图照看您的寓所，但徒劳无功，因为要有人一直在房屋里并驱赶走日本兵，才能保护房产。尽管如此，有人用小推车拿走了一些东西。大使馆将向您提供详细的报告，您可据此提出损害赔偿。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房屋都能做到。

　　根据德国军事档案馆收藏的这些克罗格的文件来分析、推测，这些材料应该是克罗格邮寄给当时在汉口的斯特雷希斯将军，后者将它们整理打印后转交给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将军。上述报告的德文件上注有“1938年2月9日于汉口”字样，用红铅笔标注了一个大大的“绝密”(Geheim)，并用黑色铅笔提议修改报告的标题。这份文件供小范围传阅，修改标题后，再打印出来，由法肯豪森将军转交一份给陶德曼大使，后者于1938年2月16日发往柏林。陶德曼发给德国报告所用的正是建议修改的标题。这份报告的英文件可能是克罗格本人翻译，一并寄给斯特雷希斯将军。

　　由于这些文件存放在德国联邦档案馆军事档案馆中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档案之中，有理由相信在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使命于1938年6月结束后，这些文件随着德国驻华军事顾问的文档移交给联邦军事档案馆。该军事档案馆位于远离柏林，接近瑞士于法国的西南一偶，鲜有人问津。

　　四

　　克罗格起草上述报告不久，也许是同时，还撰写了一份篇幅很长的目击报告。或者，更确切地说，克罗格先撰写了那份内容丰富的长篇报告，然后加以取舍，抽出一些内容形成了篇幅较短的上述报告，因为两者有些相似的部分。位于柏林利希特费尔德(Lichterfelde)城区的德国联邦档案馆分馆收藏着一份克罗格的长篇报告，或者说是这篇报告的一个版本。这份题为“南京命运悲惨的日子：1937年12月12日至1938年1月13日(Nankings Schicksalstage：12. Dezember 1937 - 13. Januar 1938)”的报告没有署名，但根据内容来判断，无疑出自克罗格的手笔，或根据他撰写的报告取舍编辑而成，所包含的信息也远比前述报告多：

　　14日，情况迅速恶化。在快速进军的情况下，由于战斗和给养不足，部队到城里被放纵开来，并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对待那些最贫穷与无辜的人们。他们从难民那儿抢走米饭、所有可以拿走的物品、毯子、衣服、手表、手镯，简而言之，一切看上去值得携带走的东西。那些犹豫不决的人立刻被刺刀刺杀，很多人成为这种粗暴野蛮行为的牺牲品。遇害者数达几千，这些来势汹汹的士兵越来越多地涌入难民区和人口密集的房屋中，以抢劫他们的前任所蔑视的东西。今天这座城市里很少有房屋没有被极其野蛮地破门而入，翻查和掳掠。上了锁的房门和箱子被强行撬开，所有东西都被洗劫，被枪走或毁损得无法使用。外国国旗以前没有得到尊重，现在也仍然没有被尊重，甚至也不尊重德国国旗。我们只能通过剧烈的举止和指向德国国旗的方式来捍卫我们和我们朋友的财产和服务单位，而这种方式经常受到日本官兵的威胁。在与后勤供应部队的高级军官就恢复供水和水厂开工进行谈判时，即使前轮已经拆下，我的汽车仍然从车库中被劫走。在刺刀的威胁下，仆人被迫开门并交出一切。由于几个星期以来我家前面横陈着3具尸体，所以我不能指望仆人呈英雄，那样只会遭到严厉的处置。显然，他们特别想要交通工具，因为在极力搜寻汽车和自行车，到处都有车辆被盗的情况。在找不到运输工具的情况下，被迫搬运掳掠来的物品。用得上的婴儿车，手推车，驴，骡子，简而言之，一切适合用的都行。这种有组织且公开容忍的掳掠持续了14天，即使在今天，遇到任何外出“征用”的团伙，没有房屋是安全的。随着更有价值的物品掳掠殆尽，他们拖走家具、地毯、房门等等，有时仅仅用于烧火取暖。日军甚至也有自学成才的锁匠，尽管有些保险箱是直接用步枪射击和手榴弹打开的。在大约54所德国房屋中，只有约14座房屋是轻微受损，4座房屋被完全烧毁，15间房屋遭到严重洗劫，也就是，所有的物品实际上都损毁得无法使用，其余的被洗劫一空。已经有15辆德国汽车被盗走。然而，受害最多的是难民营，因为每次新来掳掠的日本兵都希望能够通过威胁和暴虐压榨出更多的东西，由此使难民陷入绝望。

　　他也用了不少篇幅对日军在南京大肆搜捕屠杀中国军民的暴虐行径给予细致的描写，提供更多的细节：

　　12月14日立即开始对这座城市，尤其是难民营进行严格的搜查，大量遗弃的军装向日本人显示还有许多军人藏匿在城里，尽管他们身着便服。然而，在这个信条下，所有残暴行径都被允许，无数次毫无意义的枪杀便是日常的状况。完全不分青红皂白地对难民营搜查，并根据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搜查，因此在几天之内，没有任何军事法庭审判，尽管平民百姓没有放过一枪一弹，估计有五至六千人，大多在江边被枪杀，这样免去了掩埋尸体的麻烦。该数字很可能太低而不是太高。即使在今天，每个居民都必须登记之际，这种甄别检查仍在继续，尽管现在只是针对个人。如果说对城市最初军事占领的标志是无辜枪杀很多解除武装的军人或伤兵、市政管理人员、电厂和水厂的工人、大批平民和农民，那么，对这些屠戮以及随后的对成千上万人的大屠杀是没有借口或正当理由加以辩解的。14日至26日大约30名遭捆绑被枪杀的苦力与军人的尸体仍横陈在交通部附近离街道很近的地方。离山西路不远的池塘里，约有50具尸体。在一座寺庙中，我见到大约20具，而在江苏路尽头附近仍有大约20具尸体，更不用说那些在山里遭枪杀被掩埋的人。显然没有战俘，尽管他们今天仍然想让我们相信很多被押走的人还拘禁在八卦洲上，或以其他方式押送出去了。

　　另一个非常黑暗的篇章是成千上万的女孩和妇女受到虐待和强奸。这种强暴的现象肯定会在任何一支军队中发生，尤其是在远东地区，但对未成年女孩甚至是幼儿的虐待，残害割以及完全没有必要的残酷行为是毫无意义的。所有这些都是由日本皇军本着武士道和古代武士的精神完成的。

　　然而，联邦档案馆柏林利希特费尔德分馆收藏的并非该报告最完整的版本。克罗格1938年初邮寄给斯特雷希斯将军的材料中还包含有一份长达14页的目击证词报告。这份现珍藏在德国联邦军事档案馆的这份报告也没有署名，使用的标题也和联邦档案馆柏林利希特费尔德分馆的藏本完全一致。

　　这个版本多出的内容主要涉及战场和战争的详细描述，中国军队混乱中撤退，红十字会医院的条件，他前往该市东郊的历程，城市自治委员会的建立，食品和蔬菜供应的短缺，以及供电供水等公共设施的恢复。简而言之，它更全面地描绘了他在南京度过的那一个月。尽管相关日军暴行的描述基本保持不变，他详细直观地描述了另一版本中没有的场景：

　　16日前往下关的途中，在海军部附近人们开车的确要在尸体上行驶，那里也横陈着许多被捆绑枪杀的人。从城市里清除尸体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2月29日，日复一日，人们不得不途径这些死者。如前所述，我家门口有三具尸体、一匹死马。严格禁止我们掩埋尸体，我1月9日将仍在那儿的马掩埋。

　　他详细描述了他1937年12月28日，开车潜出中山门前往栖霞山沿途见到的景象：

　　12月28日第一次去栖霞山的旅途令我震惊。尽管我们被严格禁止出城，但由于急需食物，所以无论如何我要开车出去，并顺利通过城门。如果我先前认为日军的严刑处决只是针对首都南京这个抗日运动的中心，我现在发现，如果不是更加不加节制地肆虐的话，日军在这儿也以同样的方式肆虐。中国军队撤离时烧毁了房屋和村庄。然而，日军并没有错过继续大规模纵火，并在田野上随意射杀农民以及妇女儿童的机会，这一切都是在“摧毁共产党的中国军队”的口号下进行的。在田野里和马路上横陈着很多被狗、乌鸦和喜鹊啮食的水牛、马和骡子的死尸。白天，农民们携带着行李逃到山上，只有老年妇女和老汉留下，但即使这些老人也受到威胁。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我甚至没有见到一个人，即使在大的村庄也是如此。所有的一切均被烧毁，打死，或在汽车接近时，早已逃离。在“千佛岩”上建立起一座由一万多周围地区的农民组成的大型难民营。然而，日本兵在此也没有歇手。他们在这里不加区别地将年轻人抓走枪杀，强奸姑娘，捅死任何看着不顺眼的人，或者用刺刀刺他们，以此取乐。寺庙的绘画被盗或被破坏，甚至和尚也难免遭受虐待。由于两个欧洲人，一名德国人，京特博士 和一个丹麦人， 恐怖的行为在水泥厂门前有所收敛，大约有四千 难民在那里居留。

　　面对土地被毁的情况，很难看出农民如何在没有农具，没有水牛和没有安全的情况下在田野里耕作，而安全是日常田间工作的先决条件。安全仍然不能得到保证，因此，如果情况没有明显改善，恐怕会发生饥荒。这种情况使人联想起三十年战争， 这在20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亚洲人民中也是如此。

　　在证言的末尾，他感到南京在不久的未来，前景依旧黯然：

　　在城市陷落前与陷落之际动人心魄的日子和激烈的战斗中，南京经历了恐怖的日子，陷入一股灰色的苦难境地，只有日军理性地确保人民拥有最重要的基本条件，首先是安全和行动自由，才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即使到那时，由于普通工人、商人、雇员和农民组成的民众内部也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已被剥夺了生计，而南京的面貌也完全不同。在今后的几个月中，它仍将是一座难民城市，直到这种转变发生，并且现有的物资还没有消耗殆尽之际，其人口必须得到最大程度的照顾和支持。

　　五

　　克罗格1938年1月23日乘火车前往上海，1月27日给罗森写了封短信，简略描述去上海的行程，途中所见，到上海后洗个热水澡，生活恢复正常状态，并谈到已安排好于1月31日搭乘意大利客轮“红色伯爵”号去香港，计划3月5日结婚。

　　1月28日，他又给拉贝写了封篇幅较长的信，比较详细地告诉拉贝他前往上海的经历。他不得不在一月的寒风中乘坐敞篷货车，在镇江站停留之际，不顾随行的宪兵的阻挠反对，换乘闷罐货车到上海。此外，他描述了沿途受战争蹂躏，摧毁的景象，日军官兵的掳掠洗劫无所不在：

　　远至常州(武进)，沿途都是一片荒芜而疯狂的景象，然后顿时情况有所好转，农民们在田野里耕地。显而易见，清剿残敌的行动已经完成。然而到处都是如出一辙的掳掠抢劫;因为在整个旅途中都有背着沉重包裹的日本兵上车，军官们甚至要当兵的帮他们搬运掳掠来的物品。

　　在信中，还提到他已就南京的状况做了多次演讲报告，并驳斥了日本方面企图掩盖事实所作的宣传，希望多做正面的宣传来回击日本人。此外，他的个人大事却可能不能如期举行。由于日军刚刚在烟台登陆，埃瑞卡·布斯不想在此刻离开父母，婚礼不得不延期。

　　幸好，埃瑞卡只耽搁了几天便到香港和克罗格相会，成婚。他们在那儿工作，生子，度过一段相对平静安稳的时光。克罗格最终于1939年1月底携妻儿离开香港返回故乡德国汉堡，此后终身再未踏上中国的土地。然而，他一直眷念着东方那个古老的国度，怀念他在那儿度过的十一个春秋，以及患难中与那儿的民众结下的情谊，特别是南京大屠杀时期的腥风血雨，惊心动魄，又充满恐怖的日子深深镌刻在他的脑海，终身不能忘怀。

　　南京大屠杀发生近50年后，年已83岁在汉堡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的克罗格意识到南京大屠杀纪念日50周年即将来临。对那段岁月的记忆仍然鲜活，不时涌动在心中。那一幕幕往事，不堪回首的画面又闪现在脑海中。他又一次将题为《南京命运悲惨的日子》的长文翻找出来，加以修订，用打字机重新打印。他没有改动内容，只是对个别文字加以修整，润色，补充一两个当时没有获得的数据，以此来重温自己撰写的目击报告，并纪念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1986年1月4日，他为重新打印的这份报告写了补遗：

　　这篇对此后被世界媒体称之为“南京暴行”的南京命运悲惨的日子的描述，当时德国媒体很少提及，因为日本和希特勒政府之间有个友好条约，这种类型的消息会干扰这个条约。这篇叙述在德国只在很小的圈子里，以及我的亲属中传阅。

　　我的朋友、时任委员会会长的西门子洋行的约翰 H. 拉贝在柏林做演讲时被捕并被拘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回到德国后，尽管对南京新闻的需求很大，但我没有效法他。

　　我无法对国际委员会个别成员的工作加以评论，几乎每个人都做了一切极为紧迫的事，但我要特别提请注意美国医生出色而无私忘我的工作，他们经常在及其困难的条件下做手术做到深夜，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甚至普通农民的生命。今天，我已经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也没有照片，因为在汉堡战争年代中丢失了。

　　1938年1月底，我乘坐火车离开南京，不久去了香港，我在那里结婚，长子在那儿出生。1939年1月底，我永远离开了中国，对此我深感遗憾，至今仍然感到遗憾。这篇报道是否刊载在报刊上我觉得并不重要。

　　1986年2月2日，他将这篇新打印的报告邮寄给当时任中国驻联邦德国的大使郭丰民(1930-)。他在给大使的信中写道：

　　阁下，鉴于日军攻占南京即将50周年，我作为一个陌生人，谨呈送1938年1月13日记录的材料。我当时是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这份记录从未发表，当时只是在小范围内为人所知，因为1938年的政治局势不允许将之发表。我认为这些 1938 年被世界媒体称为“南京暴行”的事件不应该被遗忘。亲爱的大使先生，这些记录交给您，以您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它们。

　　克罗格1993年3月21日去世后，他的长子彼特·克罗格在父亲的书桌中发现了这份目击报告。2009年约翰·拉贝做医生的孙子汤姆斯·拉贝自费出版了纪念祖父的文集《约翰·拉贝：他的人生，他的时代((John Rabe. Sein Leben, Seine Zeit))》，该书全文收录了1986年版的“南京命运悲惨的日子”及其补遗。 这一次，在目击报告标题的下方与补遗的末尾署上作者的名字，克里斯卿·克罗格。

　　六

　　南京大屠杀期间身陷南京城内的27位西方人士均离我们远去，但是他们当时写的各类文字记载却给我们留下珍贵的原始资料，使我们在七八十年之后，能够通过他们的文字真切地了解当时惨烈恐怖的状况，作为我们研究那段历史宝贵而可信赖的依据。如果说我们对13位美国传教士与约翰·拉贝留下的材料了解得比较多，作了相对较为深广的研究，我们对德国工程师克里斯卿·克罗格这个人以及他在大屠杀期间写的文字材料的了解与研究尚比较欠缺。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克罗格34岁，年富力强，正当壮年。可以精力充沛地在城内外四处查访了解情况。他曾积极参与筹建外交部红十字会医院收容中国伤兵;与日军谈判争取更多的粮食供应难民;在安全区巡查，尽可能阻止日军施暴，尤其较为有效地驱赶日本兵，保护妇女;1937年12月28日，他不顾日军禁令，开车从中山门前往栖霞山。他对这次旅途所见所闻的详细记述，使我们直观地了解了南京东郊的惨况与村民遭受的苦难。在1937年，仍有30多位德国军事顾问在职，居住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大肆掳掠、焚烧，这些德国人的寓所与财产也不可能幸免。克罗格多次在南京城内外有德国房产的地区走动查访，非常聪明地在日军进城之初的12月13日记下各处房产的状况，又在日军进城后一两周后再次造访这些房产，记录下遭洗劫焚烧的情况。这不仅比较准确地记录遭受损失的程度与范围，也证明这些损失是在日军进城后的暴行造成的。同时，他的这些记录也协助德国外交官早于美英外交官两三个星期向上级报告城内的状况与德国公民遭受的损失，并有充足的证据向日本政府索赔。所以，在这方面，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由于他在恐怖笼罩的状况下不惧个人安危积极开展的各项工作与活动，使得他有众多的机会近距离目睹、观察日军的暴行与南京市民遭受的苦难，从而写出长达14页的目击报告，不仅仅抒发了他内心的愤懑，将当时南京的状况与日军暴行报告给德国当局，也揭露了日本当局企图掩盖的真相，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供后代学者客观地审视历史上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克罗格从1928至1939年在中国北方和南方几个城市生活、工作了11年，其中有两年在南京度过。他对中国的风土人情、文化、语言应该有相当的了解和涉猎，对中国这片土地有不浅的情怀，再加上他妻子一家两代人生活在中国，他的妻子1911年11月21日出生在山东芝罘，到1939年1月27日离开香港去德国汉堡，在中国生长、生活，学习、工作，度过了她人生最初的27年，说她对中国这个国度感情深厚大概不足以表达她的情感。在她的影响下，加上他自身的经历，克罗格对中国一往情深便不难理解了。此外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对任何人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这几个因素便是促使他在1986年将当年的目击报告重新整理修订，寄给当时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郭丰民的深层原因。

　　然而，克罗格主要目击证词的德文原件直到2016年笔者才在德国外交部档案馆寻获;2017年在柏林德国联邦档案馆找到“南京命运悲惨的日子”的缩略版本;2019年见到该目击报告的完整版本，但为1986年的修订版本。直至2021年4月，笔者才在德国外交部档案馆的一位学者指引下，在位于德国西南角靠近法国与瑞士的小城中的德国联邦军事档案馆，查找到这篇目击报告1938年原始完整版本的德文原稿。因此笔者觉得有责任与义务将克罗格珍贵的材料翻译成英文与中文，对他这个人及其留下的资料作更多的研究探讨，以飨研究者。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  作者：[美]陆束屏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