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中，一个丹麦愣小子救了2万中国人
来源：“北京日报纪事” 微信号   2022-07-30 10:41:07

辛德贝格举着丹麦国旗，守护着水泥厂难民区。

　　辛德贝格，原是一个丹麦小伙子的名字。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曾庇护了近2万名中国难民，并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下日军的暴行。当时，在水泥厂难民区躲避日军屠刀的中国人，称呼他为“丹国人辛波”。

　　与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人无数的约翰·拉贝、明妮·魏特琳、约翰·马吉相比，辛德贝格并不知名。有限的记载中，他年轻、冲动、脾气火爆，常常与人发生冲突，是个横冲直撞的毛头小子。他做过水手，当过饭店前台接待员，开过卡车，是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在南京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中，迸发出了人性的光辉。他的善良和勇气，在那段黑色的历史中给人以希望。

　　辛德贝格是谁?

　　2000年以前，对于史学界，“辛德贝格”只是一个出现在《拉贝日记》中的人名。

　　《拉贝日记》中多次提到，江南水泥厂的丹麦人辛德贝格先生为他们送来食物。辛德贝格是谁?他为什么会留在战时的南京?他在江南水泥厂又做了些什么?对此，人们一无所知。

　　2000年，既是二战胜利55周年，又是中国、丹麦建交50周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应邀到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举办《珍爱和平和生命——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大救援》展览。

　　一直以来，高兴祖都被尊为中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开山鼻祖。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带领学生进行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田野调查。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各种研究，几乎都离不开他的基础调查。对辛德贝格的寻找，也是从高兴祖开始的。

　　在汗牛充栋的南京大屠杀史料之中，辛德贝格的资料只鳞片爪。去丹麦之前，高兴祖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几封信。

　　从史料上看，丹麦人辛德贝格当时与德国人京特博士同在南京栖霞山江南水泥厂工作。辛德贝格先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曾试图将几名受伤的中国难民送到南京城里救治，并曾委托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17000名难民致日本大使馆的请愿书。

　　在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中，辛德贝格似乎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辛德贝格的家乡是丹麦奥胡斯。到这座城市办展览，给高兴祖提供了一个契机：何不利用办展览的机会，在奥胡斯寻找一下辛德贝格和他的后人呢?高兴祖的想法得到了当地媒体的支持，寻找辛德贝格的消息很快见诸报端。但是展览活动时间有限，没等到回音，高兴祖就回国了。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报》驻南京记者站记者戴袁支，也从南京大学方面听说了高兴祖的这次寻访活动。当听说辛德贝格当年就在江南水泥厂工作时，戴袁支眼前一亮。长年在一线采访的戴袁支，对江南水泥厂很熟悉。于是，他骑上摩托车来到位于南京城西20多公里的江南水泥厂。

江南水泥厂全貌。

　　一听戴袁支是来采访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事，厂里的宣传干部为他找来了《厂志》。《厂志》里记载得很简单：“辛波，丹麦人，1937年日军入侵南京前夕来厂，不久即离厂。”看到“辛波”两个字，戴袁支心里一动。这个“辛波”会不会就是“辛德贝格”呢?“译音经常会有出入，‘好莱坞’不是还曾经翻译成‘荷里活’吗?”戴袁支对纪事君(ID：bjrbjishi)说。

　　一位老工人告诉戴袁支：有一个叫昆德的德国人，在厂里呆得时间长，直到解放初才走。后来，戴袁支发现，这个昆德正是《拉贝日记》中提到的德国人卡尔·京特博士。

　　不久，回到南京的高兴祖得知戴袁支实地探访了江南水泥厂，便亲自跑来向他了解情况。当老教授听说他发现了京特博士的事迹，很高兴，对他说，京特博士也非常值得研究。

　　然而令戴袁支没想到的是，当时还精神矍铄的高兴祖教授，几个月后便去世了。戴袁支感到自己有责任接过老教授手中的接力棒，把寻访进行下去。从此，他与辛德贝格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1年，他托在德国工作的朋友金存铜寻访卡尔·京特的下落。德国非常注重个人信息的保护，户籍中心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替金存铜查找京特一家的信息。后来，金存铜辗转找到法兰克福大学教授维登沃夫作保，户籍中心才同意帮他查询。可卡尔·京特这个名字在德国非常普通，户籍中心的系统里一下子搜出好几个卡尔·京特。经过比对排除，他们最终确定居住在汉堡的卡尔·京特有可能是他们要找的人。当金存铜按照地址找到京特家时，发现京特夫人竟然还健在。京特夫人的出现令戴袁支大喜过望。“我以为他们夫妇二人都不在了呢。后来才知道京特夫人比京特小18岁。现在老太太已经90多岁了，跟我还有联系呢。”戴袁支说。

　　从京特博士的侄女安妮塔·京特手中，戴袁支看到了41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其中有一张辛德贝格举着丹麦国旗的照片。时隔六十多年后，辛德贝格的形象重新回到了中国人的视野。

　　丹麦愣小子

　　虽然找到了京特的家人，但他们和辛德贝格也早已经断了联系。戴袁支只能另寻他路。他查询到，当年辛德贝格被派往南京是受雇于丹麦F·L·史密斯公司，这家老牌水泥公司仍存在着，而且还在北京设有中国分公司。于是，满怀希望的戴袁支给F·L·史密斯公司中国分公司写信，希望他们能帮忙寻找辛德贝格的档案。

　　但是F·L·史密斯公司中国分公司显然不感兴趣。他一连写了十几封信，都石沉大海。

　　这条路走不通，他又开始与丹麦驻华使馆联系。幸运的是，当时丹麦驻华使馆的一名副领事赖贵云是丹籍华人，她非常支持戴袁支的寻访工作。在赖贵云的帮助下，戴袁支联系到了丹麦F·L·史密斯公司总部。F·L·史密斯公司总部不但给他提供了当年派遣辛德贝格去南京的原始档案，而且还帮他联系到曾帮助高兴祖寻找辛德贝格的《奥胡斯教区时报》记者彼得·阿比德高。

　　阿比德高告诉戴袁支，辛德贝格还有两个妹妹在世，她们一直生活在奥胡斯。2000年高兴祖教授发起寻找时，阿比德高就找到了她们。只是随着高兴祖的离世，这件事就搁下了。现在，中断的线索终于又接上了。

　　从辛德贝格家人的叙述中，戴袁支终于了解到辛德贝格的身世。

　　1911年2月19日，辛德贝格出生于丹麦奥胡斯市。在家人眼中，他从小就是个不安分的孩子。辛德贝格的妹妹比滕·安得生告诉戴袁支，辛德贝格14岁时，就曾离家出走，独自跑到德国汉堡。1928年，17岁的辛德贝格终于摆脱了父母的管束，外出闯天下。在随后的几年中，他当过海军，做过法国外籍军团的雇佣兵。1934年他登上一艘从旧金山开往上海的轮船，做了船员。辛德贝格文化水平不高，年轻气盛，爱打抱不平。在船上，他看到有船员遭到虐待，便出来主持正义。结果，船还没到上海，他便被关了起来。

　　抵达上海后，辛德贝格在上海最大的饭店——华懋饭店做前台接待员。这段经历似乎很愉快，他在回忆文章《一位水手的人生速写》中提到，他曾有幸接待过著名的喜剧大师卓别林。辛德贝格脾气火爆的另一个佐证是，在上海不长的时间中，他因为与同事发生矛盾换过好几个工作。据档案记载，1937年丹麦驻沪总领事雪尔曾警告辛德贝格不要再与人打架，否则他将被逐出中国。

　　显然，当时年轻的辛德贝格在众人眼中是个爱惹是生非的人。不过，也许正因脾气火爆，他才有勇气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挺身而出，保护中国难民。

　　1937年年中，辛德贝格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他离开中国不久，便发生了“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辛德贝格的旅程使他恰好躲过了战火。别人经历同样的情形恐怕要大呼庆幸，可辛德贝格却在当年11月份又千辛万苦回到了上海。这也是他爱冒险的性格使然。只是，决定返回中国时，辛德贝格也不会想到，他将要经历的是怎样的一个人间地狱。

辛德贝格在中国时的留影。

　　辛德贝格一份保存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自述，详细记录了他从美国返回上海的情形。船抵达杨树浦码头时，他目睹了日军屠杀9名中国人的可怕一幕：

　　那名军官一声令下，日本兵站成一排，各自对应着那些即将被处决的中国人。这名长官又大声叫嚷着发布了一道命令，每个日本兵可以尽其所能地杀死他们所对应的中国人。第一个受害者被刺刀挑到了码头边沿，随后这个日本兵不慌不忙地拔出刀砍下了这个可怜的中国人的头，头颅掉进江里。然后，这个日本兵又把尸体推倒在码头上，再将尸体悬挂在半空中，鲜血喷涌出几英尺远……

　　回到上海后，辛德贝格发现他所在的公司早已经人去楼空。上海市面上的商业活动完全停止。丹麦领事馆规定，如果没有充分合理的理由，所有侨民一律不得留在上海。辛德贝格没有选择撤离，他加入了上海租界议事会组织的万国军团，成为了一名士兵。万国军团是一个临时组织，仅仅维持了一个月便被随后赶到的正规军队取代。不过，这一个月的军旅生涯给辛德贝格留下了刻骨的回忆。

　　他在自述中写道，上海先施百货公司被炸，他所在的小队被派往先施公司搜寻伤员。他看到沙发下面有一只伸出来的手臂，可当他挪开沙发后，发现那只是一只手臂，身体早不知被炸到哪儿去了。

　　“这儿有一颗头颅，那儿有一只胳膊，电话线上挂着肠子，到处都悬挂着支离破碎的残体。”这些残酷的画面，透过文字仍然触目惊心。

　　临危受命

　　1937年十一二月间，上海除了租界区已全部沦陷，日军开始向南京方向进攻。不巧的是，11月初，位于南京城外栖霞山的江南水泥厂刚刚安装设备完毕，点火试车成功。

　　江南水泥厂厂长助理张新华告诉纪事君(ID：bjrbjishi)，江南水泥厂的前身是中国最早的水泥生产企业——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启新洋灰公司建于1889年，最初名为“唐山细棉土工厂”。中国的水泥工业便发轫于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很快控制了东北。启新洋灰公司的销售市场主要在东北，可此时日本水泥产品占领了东北市场。为了应对时局的变化，“启新”在天津的董事会决定不分红，到南方建厂。

　　经过探测，厂方在栖霞山东麓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灰石矿和粘土矿，很适合建水泥厂。不过，栖霞山是江防要地。为了拿到批文，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颜惠庆亲自找到蒋介石疏通。1935年，启新洋灰公司股东投资240万元，创办江南水泥厂。经过全球招标，江南水泥厂与丹麦F·L·史密斯公司签订了两条生产线、年产水泥20万吨的设备购置合同。同时，他们还向德国禅臣公司购置了许多发电机。经过两年的建设，1937年11月，江南水泥厂设备安装完毕。就在此时，日军已兵临城下。

　　江南水泥厂是当时亚洲产量最大的水泥厂。眼看着新厂一天都没生产，就有可能被日本人夺走，股东们心有不甘。

　　鉴于江南水泥厂的设备来自丹麦，还有尾款未结，因此，江南水泥厂董事会向F·L·史密斯公司提出，款项未结清前，设备仍属于丹方所有，请F·L·史密斯公司派人守护设备。丹麦是中立国，超然于战争之外，因此答应了江南水泥厂的请求。当时，在华的丹麦人屈指可数，F·L·史密斯公司很快便相中了刚刚失业的辛德贝格。

　　江南水泥厂董事会觉得，靠丹麦人的力量还不足以守护工厂。德国与日本是“轴心国”，要是能找个德国人保护工厂就更好了。此时，唐山启新洋灰公司陶瓷厂的德籍技师卡尔·京特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京特一家与启新洋灰公司渊源甚深。1900年，卡尔·京特的父亲汉斯·京特就受聘于启新洋灰公司做技师。卡尔·京特本人便出生在唐山。据京特夫人说，他是先学会说中国话，然后才会说德语的。1935年从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卡尔·京特回到唐山，在父亲创办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陶瓷厂工作。

　　戴袁支告诉纪事君(ID：bjrbjishi)，江南水泥厂向德国禅臣公司购买电机是现金交易，当时交易早已完成，禅臣公司是不可能派人来保护设备的。于是，他们找到卡尔·京特，希望他能假扮成德国禅臣公司的代表前往南京护厂。在董事会的游说下，卡尔·京特决定冒险南下，保护工厂。

　　11月底，卡尔·京特与辛德贝格从上海出发，前往南京栖霞山。

　　现在，我们仍能看到，辛德贝格临行前在丹麦驻沪总领馆签下的“生死状”：

　　我特此同意志愿前往南京附近的栖霞山江南水泥厂，战时停留期间，风险自担，假设我负伤、伤残或是死亡(除了合理的医疗费用)，不对F·L·史密斯公司或任何其他方面附带任何要求……

　　戴袁支说：“从这份生死状可以看出，辛德贝格临行前知道此行的危险，他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

　　水泥厂难民区

　　1937年12月2日，辛德贝格、京特和江南水泥厂董事会为京特派的翻译颜景和、李玉麟一起前往南京。据颜景和后来写的报告记载，由于战事在苏州、无锡一带展开，沪宁之间不能通行，他们只好绕道江北，经南通、如皋、泰州、扬州，渡江至镇江，再驱车来到栖霞山。当他们走到江北时，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军队云集，难民塞途，船只封差，交通梗阻，日机轰炸，人心慌张，士兵检查，到处留难。”经过3天的跋涉，他们终于在12月5日到达了江南水泥厂。

　　就在辛德贝格一行到达江南水泥厂的当天，日军的飞机空袭了南京西华门。下午3时，日军占领了句容至南京途中的索野镇，据南京城仅14公里。下午4时，另一路日军攻陷南京东郊秦淮河畔的土桥镇。栖霞山附近同样情势危急。11月29日长江下游南岸的江阴要塞失守，日本军舰眼看就要开到栖霞山附近的江面上来了。12月1日江南水泥厂经理庾宗溎、副经理赵庆杰逃往武汉方向，后来他们在给董事会的报告中写道：“1日自朝至暮，厂内闻炮声隆隆，(栖霞山)火车站职员及公安局长、警均完全离去。”辛德贝格一行赶到工厂时，大部分工人已经被遣返回籍，仅有的20余名护厂工人也已吓得魂不附体。

　　京特和辛德贝格到厂后，立即升起了德国和丹麦的国旗，以防日军飞机轰炸。曾给京特当过8年厨师的退休老工人贾有永曾经向戴袁支回忆，京特让人在工厂北门的木桥附近，用石灰在地上画了一个很大的“卐”字。他还请附近的王裁缝连夜缝制了德国和丹麦的国旗，并在工厂附近的几个交通道口插上了“工厂保护区”的牌子，牌子上都画着德国和丹麦的国旗。

　　后来，辛德贝格在给友人的信中称：“我在厂里升起了中国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此外，我还让人在厂房的屋顶上用油漆刷了一面约1350平方米大的巨型丹麦国旗，这样在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肯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

　　12月8日晚，守卫南京的中国军队全线溃退。9日，第48师第287团在梅墓一带与日军展开了激战。这是距江南水泥厂最近的一战，直线距离仅一两千米。当晚，第287团火力不支，退出梅墓，栖霞山就此沦陷。

　　栖霞山沦陷后，附近村庄的村民不约而同地往由德国人和丹国人镇守的水泥厂跑。据颜景和在给董事会的报告中记载：

　　十二月九日战事迫近栖霞，公路附近，竟成焦土，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因此来厂避难者，数以千数。职因同属国人，为良心所驱使，不得不设法收容。自十一日起至三月下旬止，共收容难民有一万五千之多……

　　戴袁支着手研究辛德贝格和江南水泥厂难民区的历史后，曾多次访问过水泥厂的退休老工人和附近的村民。据贾有永回忆，当时江南水泥厂的正门是北门，后门是南门。工厂三面由护厂河环绕，沿河竖有竹篱笆，只留后门供人出入。难民区在工厂厂区之外，分南北两片。

　　曾参与过难民区管理的徐莘农留下的书信，也证明了这一点。据徐莘农记载，难民区南片自竹篱至蒋生记推泥车轨终点止。这个范围大致是今天江南水泥厂职工宿舍——红旗新村一带。北片，东起护厂河，南至工厂北大门，西至栖霞山山脚，北至工人住房。

　　通过现存的历史照片可以看到，当时工厂附近的丘陵上搭着各种各样的窝棚。据曾在难民区居住过的葛正银回忆，厂里盖了芦席棚给难民住，去得早的住在芦席棚里，去得晚的，就自己找竹子搭“草披子”(草棚)，铁路上和山上都住着人，估计有两万多人。

　　难民们从家里背来铺盖、口粮、锅碗瓢盆，有的还牵着牛。他们在窝棚外埋灶做饭。难民区里到处插着德国和丹麦的国旗。当时尚在年幼的苏国宝回忆，难民区里人挨着人，棚子挨着棚子，连解手的地方都没有。连下几天雨，就做不了饭了，人只好在棚子里干坐着。

　　人员密集的地方防火是关键。徐莘农在两片难民区各选了6名代表负责防火，每天他自己还要巡视一周。即便是这样，截止到1938年3月9日，难民区还是着了三次火。

　　难民区的生活如同炼狱，辛德贝格在给朋友的信中感叹道：“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些可怜的人是如何苦熬度日的。”

　　相与周旋

　　虽然有德、丹两国国旗的庇护，但日本人也没少骚扰难民区。1938年1月京特博士在给表兄的信中写道：“关于日本军人方面……每日来参观的人很多。”由于环境险恶，他在信中写得很隐晦，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日本人当然不是来参观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找碴儿和勒索。

　　颜景和后来给董事会的报告中写道：“日军占领栖霞后，即不时来厂骚扰、捣乱。一日或来数次，或数十次。”

　　日本人来厂首先是要搜查有无漏网的中国军人。从现有的史料看，当年水泥厂难民区的确庇护过中国军人。辛德贝格妹妹比滕家保存着这样一张照片：一个窝棚前站着7个中国男人，其中两个人负了伤。他们虽是老百姓打扮，但照片下面辛德贝格用丹麦文写着：“我的几个受伤的中国士兵。”

辛德贝格为这张照片写了说明：“我的几个受伤的中国士兵。”

　　当时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骑兵队兽医罗祚威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他曾回忆，栖霞山沦陷后，日本骑兵分散到各村庄搜查掉队的中国军人，边搜查边烧房子。他们逃到江南水泥厂，守门的工人一听他说的是北京话，连忙说：“我们都是老乡，快进门来!”这位北京籍的工人把他们安置在一间大屋里，并向一个外国人做了介绍。后来，这名外国人每天带罗祚威他们到河边去打捞死尸，葬在江边的小山坡上。罗祚威一共打捞起8具尸体，“全是被火烧过的残骸，面目都辨不清了。”

　　戴袁支对纪事君(ID：bjrbjishi)说：“大屠杀期间日军并没有放松对江南水泥厂的搜查。京特和辛德贝格掩护这些没有武器的中国军人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日军骚扰江南水泥厂的另一个目的是混吃混喝。对于这些没事儿找事儿的日本兵，辛德贝格和京特只能“殷勤招待，相与周旋”。应酬日军之费，每月高达三四百元之多。

　　同时，辛德贝格和京特也成为难民区和附近村庄妇女们的保护神。居住在林山村的村民郭世美曾回忆：“有日本人来糟蹋妇女，报告厂里外国人，丹国人就扛个旗子出来，说几句，日本人就走了。”这个丹国人自然就是辛德贝格。

　　1937年12月，日军全面控制南京后，留守在南京的各国友人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席就是约翰·拉贝。12月20日，辛德贝格借运送伤员进城就医的机会认识了拉贝。为了方便往返水泥厂和南京城，辛德贝格向拉贝借了一辆福特汽车。从此，他便经常往返于南京城和栖霞山之间。曾经搭辛德贝格车的斯迈士记得，有一次车开到半路，有个日本兵坐进辛德贝格的车里，他们进城时异常顺利。从此，辛德贝格得出一条经验：“如果车上没有日本兵，几乎不可能进得了南京的城门。”

　　在与日本人的周旋中，辛德贝格良好地运用了自己的交际手腕，以至于一段时期，他成为惟一能开车往来栖霞山和南京市区的人。

　　江南水泥厂地处农村，相比南京城更容易搞到食物。因此，辛德贝格经常开车给拉贝他们送食物。1938年1月23日，拉贝在日记中写道：“辛德贝格又来了一趟城里，带给我6只蛋和20只活鸭，其中3只因为熬不过上班的几个小时，在袋子里断了气。厨师说：不要紧，还能吃!”

　　辛德贝格送来的不单是食物，还有难民的请愿书。1937年12月20日，他第一次去南京城时，拉贝等人正在整理日军暴行的案例，准备起草请愿书，交给日本大使馆。受此启发，辛德贝格立刻回到栖霞山，草拟了《栖霞山难民致日本当局的请愿书》。拉贝将两份请愿书一起递交给日本南京使馆。在当天的日记中，拉贝写道：“日军士兵在栖霞山的所作所为同在南京一样恶劣。”这显然是他看辛德贝格带来的请愿书后的感慨，可惜他并没有把这份请愿书收录在自己的日记中。

　　然而，递交到日本大使馆的请愿书没有起到丝毫作用，日寇在南京城郊的烧杀抢掠，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小医院

　　在辛德贝格和江南水泥厂职员颜景和、徐莘农的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江南水泥厂曾经设立过一个小医院。小医院的设立，源于辛德贝格几次送伤员进城受阻的经历。

　　1938年1月14日，一个被炸掉一只眼睛、全身受伤的小孩被送到江南水泥厂。孩子的父亲说，日本兵在他们村里抢粮食。他们抓不到鸡，就用手榴弹炸鸡。一只手榴弹在孩子身边爆炸，把他炸成重伤。见孩子伤势太重，辛德贝格决定把他送到南京城里去诊治。可走到南京中山门，守城的日本兵不让他们进城。辛德贝格不死心，又绕道太平门，径直闯进城，直奔金陵大学医院。

　　眼看越来越多的伤员涌入水泥厂，辛德贝格和京特决定在厂里建一个小医院。颜景和的报告中记载：“地方民众，避乱难民，受枪弹之伤，以及患染疾病者，不知凡几。职目睹心伤，特设立医院，以供施疗。医士及药品，由辛波君赴京，向鼓楼医院、红十字会接洽，派护士二人来厂担任诊治，药品亦由该会供给。”

　　到小医院就诊的伤员为数众多，且伤势惨不忍睹。目睹了一幕幕人间惨祸后，辛德贝格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这份记录被称为“辛德贝格案例”，现存于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这些案例至今读来仍触目惊心。

　　12月16日，辛德贝格等人被一个农民叫到附近的村庄。他看到，一个年轻人的头几乎被砍掉了。年轻人的家属告诉他，这个年轻人原本已经躲进难民区。一天他和伙伴回村取粮食，正好碰到日本兵扫荡。日本兵硬说他是中国士兵，要处死。他们本想用刀砍下年轻人的头，可年轻人的衣领比较厚，头没有被完全砍掉。日本人把他丢下，让他自生自灭。由于伤势太重，年轻人挣扎了半个月，还是在1938年元旦去世了。

　　辛德贝格不但用文字记录下日军的暴行，还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约翰·马吉牧师请到水泥厂。

　　在南京救助难民的国际友人中，约翰·马吉鼎鼎大名。他不但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而且还用手中的16毫米摄影机拍摄下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马吉拍摄的4盘胶片、共105分钟的镜头是迄今为止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惟一的活动影像资料。其中，就包括一组“栖霞山之行”。

　　“栖霞山之行”的第一个镜头是几个农民抬着一名伤员进入一个小院，解说词说：“这是乡下人把伤员运往南京近郊的急救医院的情景。摄于1938年2月17日。”

　　在水泥厂的一处院落前，江南水泥厂厂长助理张新华告诉纪事君(ID：bjrbjishi)，这个小院就是当年的小医院。他指着院前的小路说：“影片中那几个农民，就是从这条路走过来，拐进小院的。”

　　不过，眼前的小路已从当年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影片中，江南水泥厂的标志性建筑——两层圆柱状锥顶小黄楼，如今也被郁郁葱葱的行道树遮住了。当年，院落中的一棵小松树，现在已长成参天大树。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70多年，周边景物也变化得翻天覆地，但还是能依稀捕捉到当年的影子。

　　马吉拍摄的5号影片中，还有一组镜头是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正在走廊上给一位伤员上药。这个镜头，很久以来都被认为是在南京鼓楼医院拍摄的。经戴袁支考证，它是在江南水泥厂小医院走廊第3和第4根廊柱之间拍的。这些廊柱是由不规则石料砌成的，每块石块间的水泥勾缝都不一样。他把影片中的廊柱和江南水泥厂小医院的廊柱进行了仔细对比，发现花纹完全吻合。“这些廊柱证明，这组镜头正是在江南水泥厂小医院拍摄的。”戴袁支说。

　　106天的守护

　　虽然小医院救死扶伤，泽被一方百姓，但随着医院规模扩大，就诊人数日益增多，辛德贝格与京特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辛德贝格刚开始在厂里搞小医院时，京特是支持的。他还从周边村庄找来中医参与救治。后来，前来就医的人越来越多。据徐莘农记录，每天前来就医的总有七八十人，再加上抬担架和前来探望住院者的，每天至少有200多人出入医院。工厂的门禁，形同虚设。当时栖霞山附近土匪横行，京特担心有贼人假扮成患者混入工厂，图谋不轨。京特认为，他们的职责首先是守护水泥厂，庇护难民乃是副业，他主张将小医院迁到水泥厂外去。可是，一手操办小医院的辛德贝格不同意。水泥厂外乃是荒郊野地，除了难民们自己搭的窝棚，没有别的房屋。当时正值隆冬，辛德贝格认为，只有厂里的水泥房屋能够当医院。

　　辛德贝格与京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据说，脾气火爆的辛德贝格在一次争吵中竟用武器威胁了京特。3月中旬，京特给身在上海的水泥厂经理们写信称：不能与辛德贝格共事，要求厂方把他调走。

　　接到信的水泥厂副经理赵庆杰，立刻联系了F·L·史密斯公司中国代表处，希望丹方能够另派一人协助京特工作。于是，F·L·史密斯公司选派丹麦人艾纳·尼尔森接替辛德贝格的工作。为此，F·L·史密斯公司还多给了辛德贝格一月的工资，作为违约金。

　　辛德贝格在江南水泥厂难民区只呆了106天，但这106天正处于南京大屠杀最血腥的时期。1938年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日本占领军的逼迫下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为一个救济机构，安全区也随之解散。3月份以后，南京城郊的难民区规模渐渐缩小，难民们也相继回家去了。

　　辛德贝格虽然走了，但是栖霞当地百姓们并没有忘记他。1938年12月，京特去上海时，栖霞山的乡绅请他带给辛德贝格一块白色丝巾，上面绣着四个大字：见义勇为。丝巾的右上角绣着：“辛佩先生惠存”。

　　辛德贝格离开南京时，日本人对他的身份产生了很大怀疑。1938年3月23日，也就是辛德贝格离开南京的第三天，美籍教授贝茨到日本大使馆申请旅行许可证。接待他的田中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辛德贝格的事，并且直截了当地问，辛德贝格是不是摄影师?

　　日本人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去南京前，辛德贝格曾给英国著名战地记者史蒂芬斯当过助手。1937年11月11日，在上海战场采访的史蒂芬斯惨死于日军的枪口下，辛德贝格也就此失业。这才有后来他接受F·L·史密斯公司的聘任前往南京的事。与史蒂芬斯一起工作的时间虽然短，但对辛德贝格影响很大。在南京，他拍了不少照片。

　　已故的江南水泥厂老职工王振庭曾告诉戴袁支：“都说辛波胆子大，开车在外面跑，看到什么就拍。”有一次，王振庭在厂俱乐部的茶几肚里发现了一本相册，里面全是记录日军暴行的照片。王振庭记忆最深的两张照片是一个中国士兵被日本兵杀害在水塘里和一个被杀死的小孩。

　　直到2005年，戴袁支才在辛德贝格侄女玛丽安妮的帮助下看到了这些照片。“虽然相隔60多年，但那些画面仍然触目惊心。”戴袁支说。

　　后来，戴袁支在一篇辛德贝格父亲写的文章中发现，1938年6月辛德贝格曾在瑞士日内瓦放映过马吉拍摄的影片。

　　1938年6月，辛德贝格在日内瓦与阔别已久的父亲相聚。当时，第24届国际劳工大会正在日内瓦召开，中国派出了以朱学范为团长的代表团。在朱学范的邀请下，辛德贝格在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放映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6月3日晚，国际联盟成员代表、各国记者约100多人参加了放映活动。放映前，辛德贝格坚持要求妇女、儿童离场。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在影片播放和讲解的几个小时中，不少观众流下了眼泪。

　　在南京的短短106天，辛德贝格写下了最辉煌的人生篇章。在那个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他给无数绝望中的中国人带来了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