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原因
来源：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2012年03期   2022-09-08 15:27:25

　　摘要：对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日本国内的历史教科书或含糊其辞，遮遮掩掩;或措辞低调，缩小影响;或粉饰侵略，避而不谈。日本的右翼势力包括政府官员甚至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日本战时利用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掩盖粉饰；日本右翼对“大东亚战争”的肯定;法官帕尔“东京审判史观”的影响；日本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和善待战俘的曲解。

　　关键词：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原因

　　欢迎按以下方式进行检索引用：王业兴.析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原因[J].南京大屠杀史研究,2012(03):21-26.DOI:10.13740/b.cnki.jiiohr.2012.03.006.

　　作者简介：王业兴，男，中国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教授，硕士生导师。1954年生于安徽太湖县，大学毕业。1987年晋升为讲师，1993年晋升为副教授，1998年晋升为教授。

　　南京大屠杀，是指日本侵华期间于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日军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手段，在南京及附近地区对平民及战俘进行的大规模屠杀，杀害的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万人以上。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端残暴的泯灭人性的法西斯兽行。抗战胜利后，甲级战犯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由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引渡回中国审判，处以死刑。对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日本国内的历史教科书或含糊其辞，遮遮掩掩;或措辞低调，缩小影响；或粉饰侵略，避而不谈。日本的右翼势力包括政府官员甚至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迄今为止，人们对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原因缺乏系统而有说服力的分析。

　　南京大学的专家学者对南京大屠杀有关历史资料有详细的发掘和整理。从现有资料看，南京大屠杀最高命令来自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根据第十三师团第一O三旅团长山田梅二的日记，1937年12月15日及16日两天，他分别派本间骑兵少尉、相田中佐去南京军部，联系处理俘虏事宜，得到的命令是“全部杀掉”。另一个较高层次的命令来自第十六师团。据该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的日记记载，他对待战俘的态度就是“随意处置”，“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由于俘虏以千万计，连武装都来不及解除，为防止发生意外，他决定增派部队乘坐卡车监视和引导。他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俘虏约有七八千人，他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置。中岛自己也亲自处置俘虏，他在日记中说：“今日中午高山剑士来访，当时晗有7名俘虏，遂令其试斩。还令其用我的军刀试斩，他竞出色地砍下两颗头颅。”日本步兵第七联队通讯兵小西与三松在日记中写道：“12月16日，部队在扫荡区域进行了扫荡，将抓捕的年轻人每5人绑在一起，押至长江下关沿岸枪杀。”据《步兵第七联队战斗详报》记载，扫荡持续了12天，仅该联队就杀死6670人。冈村宁次在1938年7月13日的《阵中感想录》说，他到中支那战场后，根据先遣官宫崎参谋、中支那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报告，“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日，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人之多。”

　　亲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已经甚少，能做见证人的都先后离世。时隔久远，如果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被淡化、被遗忘、被篡改、被抹煞、被否认，历史上发生过的战争灾难有可能再次发生，悲剧又有可能重新上演。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

　　一、日本战时利用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掩盖与粉饰

　　1937年12月13日军占领南京后，当局绝尽粉饰美化日本侵略之能事，由日本随军记者采访与报道有关南京情况，日本新闻传媒记者发出的“南京获得新生”、“南京一片祥和”、“南京人民喜迎解放、感激皇军恩德”的消息，欺骗日本，欺骗世人。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随军记者发布各种虚假消息，捏造南京“祥和”景象、南京市民感激日军“恩德”、掩盖与舆论粉饰日军大屠杀暴行的电讯、特稿与新闻照片连篇累牍地发出，刊登在日本新闻媒体上。例1：1937年12月22日，《东京朝日新闻》用了半个版面，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标题为《对昨日之温情——南京城内的亲善情景》。照片共5幅，是该社特派记者河村于12月20日在南京拍摄的。第一幅照片题为《接受治疗的中国伤兵》，内容是在一家医院里，日军的军医和护士正在为中国伤兵诊断和治疗。第三幅照片题为《炮声停止后南京城内的亲善情景》，内容是正在和中国摊贩打趣的日本兵，一派与战前没有什么区别的热闹的南京街头景象。例2：1937年12月30日，《东京朝日新闻》晨报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内容是戴着红十字会袖章的日军卫生班成员在原外交部大楼的医院里，为收容的中国伤兵、俘虏进行治疗与看护的情景。例3：1938年1月8日，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创办的中文《新申报》上刊登一则从南京发出的新闻通讯，题为《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宣称“南京市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阳光照耀着城市西北角的难民区。从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在已经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军人城以前，他们备受中国反日军队的压迫，生病的人没有医药上的帮助，饥饿的人不能够取得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无以复加。幸而皇军现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等等。德国侨民拉贝在日记中对这篇报道愤怒地斥责道，“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荒谬绝伦的无耻谎言，其造谣手段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至今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上用的都是当年这些粉饰日军大屠杀暴行的照片与说明。

　　日本随军记者凭空捏造的南京虚假报道迎合了日本当局的政治与军事需要，它掩盖、抵赖、美化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凶残、丑恶与罪孽，欺骗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因而这些粉饰侵略的报道，在日本各大小报刊上几乎控制了报纸的全部版面，成为当时日本新闻传媒的主流舆论。这些虚假报道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使日本民众一直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残忍的野蛮兽行蒙在鼓里，甚至一无所知。

　　其实，历史事实清晰可辨。1938年1月17日，时任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在发给日本驻华盛顿外交机构的秘密电文中说，“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使我们联想到阿提拉及其匈奴人的施暴形式。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这个电文被美国方面破译。德国1937年12月30日的外交档案中，已经明确使用了“NanjingMassacre”(南京大屠杀)这个词，当时西方的主流媒体《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等等，都对南京大屠杀有详尽的报道。中国国民党方面的《中央日报》、《大公报》当时都有很多报道，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新华日报》1938年5月30号也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报道。郭沫若在为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所作序言，以及毛泽东在1939年作序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这本书中，都明确写到南京大屠杀。

　　二、日本右翼对“大东亚战争”的肯定

　　从1881年起，日本右翼掀起了组织结社的热潮。据统计，1927年至1937年期间，日本右翼组织共634个，参加右翼组织人数达12.2万。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右翼与日本军部相勾结，从策动“日韩合邦”殖民统治朝鲜，到支持“满蒙独立运动”，全面进攻中国，到处都留下了右翼的痕迹。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对日实施军事占领的美国强行解散日本所有的右翼组织，严禁右翼骨干担任公职，右翼一度被迫偃旗息鼓。但冷战开始后，美国的对日政策由“抑制”改为“扶植”，宣布停止解散右翼组织，并解除对右翼分子“剥夺公权的处分”。据日本警方2000年的统计结果，日本的右翼团体数约为900个，总人数约10万人，已接近战前右翼势力发展的顶峰时期。另外，现在日本右翼还包括许多由暴力团体转化而来的“行动右翼”，其中由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认定的暴力团体就有24个。“右翼理论家”荒原补水还宣称，若包括不公开的“西装右翼分子”(指具有右翼思想但没有参加右翼组织的人)，日本右翼共有约350多万人。在思想理念上，现代日本右翼叫嚣要“打倒Y.P(雅尔塔和波茨坦)体制”，对内主张“废除占领宪法(现行和平宪法)”;对外则鼓吹排外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要求日本政府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思想理论界出现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认为，日本出兵亚洲欧美殖民地是为“驱逐西方列强势力”，“实现人种平等自由”，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和军队宣传侵华战争是“圣战”，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把亚洲人民从英美统治下解救出来，建设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战争是正义的。“日本士兵在国内接受的教育就是忠于天皇、武士道精神。当时在中国作战，杀中国人、杀八路军，心理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并且我们来中国侵略被说成是帮助中国统一，中国人民会从战争中解脱出来。”

　　1982年开始执政的中曾根康弘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概念。在他的“感召”下，一股清除左翼思潮、否认侵略历史的“运动”迅速兴起。1982年，日本教科书首次把日军“侵略”改成“进入”。1986年7月25日，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公开宣称：“我不认为东京审判是正当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和原子弹轰炸(广岛)哪个规模大?所以，必须要重新考虑东京审判的性质和意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邻国的经济蒸蒸日上，日本右翼又深感“不安”，“皇国史观”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且逐渐深入日本社会，政府也把它赋予了行动化。小渊惠三执政时期，日本国会设立了“宪法调查会”，着手运筹修改和平宪法事宜。此后，又陆续通过了被称作“战争法”的《周边事态法》及其相关法案。小泉内阁不仅延续了小渊内阁的政策，还让日本右翼史观进一步公开化、行动化、普遍化。一。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自由社发行的历史教科书把二战太平洋战区战事称为“大东亚战争”，称“这场战争旨在为日本求生存和自卫”。“由于战争初期日本的胜利，鼓舞了东南亚、印度等许多人独立的勇气。”日本兼并韩国是出于韩国无力应付列强威胁，“保卫日本的安全和满洲的权益”，殖民朝鲜是“正当的”，极力宣传军国主义侵略有功。日本横滨市教育委员会于2009年8月4日决定，全市18个行政区中的8个区从2010年春季开始使用这版初中历史教科书。此外，日本二战中陆军作战部科长服部卓四郎编写的《大东亚战争全史》，详细地记载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状况，以及太平洋战场各战役日军作战方案的决策内幕，是一本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资料汇总。书中声称，日中战争根本不是侵略战争。日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占有广大的中国领土，日本是要求蒋汪合作共同建设统一光明的中国。书里特别强调日本大陆政策的根本，是确保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将日本歌颂为光明和正义的代表。

　　三、法官帕尔“东京审判史观”的影响

　　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国际审判。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1945年12月16_26日的莫斯科会议规定，发表了特别通告，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时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其内容与英、美、苏、法4国在伦敦签署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基本相同。中国委派法学家梅汝墩为法官。由11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于1946年4月29日向法庭提出起诉书。被告28人，除松冈洋右等3人已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外，实际受审25人。起诉书控告被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审讯自1946年5月3日开始。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绞刑，木户幸一等16人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判处20年徒刑，重光葵判处7年徒刑。其中有7人于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自1950年起美国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将判刑的首要战犯陆续释放出狱。这次审判并不能代表所有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意志。但确认侵略战争为国际法上的犯罪，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者列为甲级战犯，是对国际法战犯概念的重大发展。此次审判有以下论定：(1)日军入侵并占领南京是事先预谋的。(2)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在2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3)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对南京进行了强奸、抢劫、毁房屋等非战争行为。

　　但印度籍法官拉达·彼诺德·帕尔对东京审判持有不同观点，他主张甲级战犯是无罪的，其观点是：(1)“东京审判是戴着法庭假面具达到政治目的的审判”，“是美国进行复仇的审判”。(2)“既然承认战争，杀人行为就是必然行为。在国际法中并没有发动战争就是犯罪的法律。无法律之处当无刑罚，无法律之处当无审判。”因此“东京审判是无效的。”(3)“在突袭珍珠港前，美国向日本发出的照会，若发给其他国家，即便弱小如摩纳哥和卢森堡，也必然为了自卫对美国诉诸武力。”(4)东京审判的审判团成员全部出自战胜国，没有一个战败国法官，这种构成本身就有失公正。帕尔的上述论调影响深远。一o1996年是东京审判50周年，日本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为了给东京审判翻案，还发给自民党议员每人一本小册子，作为理论的依据。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小堀桂一郎，还利用了奥野诚亮曾经担任法务大臣之便，把日本法务省地下仓库中存放着的、多年以来被东京法庭驳回的资料，全部偷偷地取出并加以复印，编辑了8卷本《东京审判驳回而未提出的律师资料》，后由日本国书刊行会在1996年8月出版，希望能够通过资料的挖掘，“重新修改东京审判史观”。之后，日本的右翼分子又出版了一套终战51周年丛书，也就是《南京大屠杀是谎言》、《卢沟桥事件的真实与谎言》、《东条英机夫人回忆录》、《不公正的东京审判》等等。这不仅仅是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更是企图彻底否定日本侵略中国乃至亚洲犯下的法西斯罪行。

　　四、日本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和善待战俘的曲解

　　按照国际惯例，每一份战后签署的条约，都有战败国战争赔偿的内容，且赔偿数额巨大。如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从1931—1945年日本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理所应当对中国人民进行战争赔偿。然而，战争结束后，日本曾极力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逃避战争赔款。在美国的支持与干预下，《旧金山和约》最终放弃了受害国对日本的赔款要求;继而，日本又迫使台湾国民党政权与日本签订的《日华和约》中放弃了对日本赔偿要求。日本没有向中国缴付赔款，但向缅甸赔款2亿美元，向菲律宾赔款5.5亿美元，向印度尼西亚赔款2.23亿美元，向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赔款3900万美元。中国战时损失，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按当时价格计算，不下620亿美元。

　　1972年7月以后，中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指示：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日本靠近我们;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在北京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请求。”战争赔偿本是按照国际法履行责任的表现之一。无论从《中日联合声明》还是从往后的日中交往看，日本国并没有把战争赔偿同其战争责任联系起来，对自己的战争罪责虽有时进行口头道歉，但并没有真正深刻认识和反省，甚至曲解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善良好意。1995年3月19日，村山富市内阁打算由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就日本侵略亚洲国家一事进行道歉并且声明日本将决不再次发动战争，决议遭到激烈反对。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说“这项决议将为赔偿要求埋下种子”，对此问题持反对态度，明显是不想承担责任。1995年3月21日，日本右翼为“反对道歉”决议，还征集了450万人的签名。12个县议会还在1994年底通过了向日本在二战中死难者表示感谢的决议。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甚至认为自己的“父亲于1945年8月16日被解除武装来到南京，在南京郊外的栖霞寺一直住到第二年1月份，”在南京期间，和他父亲在一起的还有250名日本士兵，“他们得到了当地人特别的善待，所有人都得以生还，为此他们都心怀感激。”然而，南京市民的善良，对战俘的优待，却被河村隆之视为“大屠杀不存在”的证据，认为“如果在那里发生过大屠杀，就在短短8年以后，(这些日本兵)怎么可能与南京市民如此令人温暖地交流。因此，我认为应该重新研讨所谓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这似乎真的印证了伊索寓言中“农夫和蛇”的故事。二战后几十年来，当战争受害国家努力以最大的善意来对待日本的时候，日本右翼势力却不断制造事端，为军国主义者招魂，一些领导人不断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军国主义在日本死灰复燃的迹象非常明显。以德报怨，忘恩负义，日本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和善待战俘的曲解和恶人心态，不能不说也是他们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