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期间2名外国人保护2万中国难民
来源：新浪新闻   2024-07-19 10:56:53

　　1937年的冬天，南京城仿佛人间炼狱，而城郊的屠杀更为惨烈。一队日本兵举着枪来到一座大型水泥厂，一面德国国旗和一面丹麦国旗挡住了他们，还有一个叫做卡尔?京特的德国人与一个叫做辛德贝格的丹麦人。“这里是德国和丹麦合资的企业。”他们和颜悦色却又毫不退让。在他们身后，是近2万名中国难民，衣衫褴褛，眼睛里闪烁着恐惧。

　　幸运的是，日本兵走了，难民们得到了安全庇护，至少在这座占地2400亩的厂区里是这样的。虽然他们住在破烂、低矮的临时搭建的草房里，忍受着饥饿，但毕竟没有人在这里被日本人杀害。与邻近的栖霞寺难民营和城内的25个难民收容所相比，这几乎就是个奇迹。

　　实际上，这家工厂是中国资本家所有，两名外国人只是被请来保护工厂的。但令人称奇的是，外国人不但成功保护了厂产，还保护了涌进工厂的厂外难民。至今，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老人，还念着“德国老昆”(京特)和“丹国人”(辛德贝格)的恩惠。

　　这段历史在研究者中少有人注意，直到近几年南京记者戴袁支的穷追不舍，两名“南京辛德勒”的故事才逐渐清晰。万里之遥的丹麦，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也开始了对英雄舅舅往事的寻找，她一直找到了南京。

　　2007年12月13日，玛丽安第二次站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仿佛看到一个个中国人在屠刀下毙命，混乱中，一个身材矫健、充满活力的金发年轻男子，筑起一道藩篱庇护了2万条生命。“是的，我找到了他，我的英雄舅舅辛德贝格，可是我真的很难想像，他是怎样做到的。”

　　“他的一生都和蓝色的大海、摇曳的棕榈、东方的声色以及枪炮的射击声联系在一起。他像任何一个一生漂泊于世界海洋的人一样，饱尝欢忧，经历战争、失败和胜利。”

　　1980年，69岁的丹麦人辛德贝格坐在一所退休公寓里，开始撰写自传。“在他闪烁的眼睛中，你依然可见眺望远方的眼神，你不知道何时风又会带着他漂流。”

　　战地记者的助手“辛德倍儿坏”

　　出南京城外20余公里，可见江南水泥厂，坐落于长江之畔、栖霞山下，1935年中国民族实业家袁心武、陈范有等人创办了这个工厂，规模居亚洲之先。同年，24岁的辛德贝格搭乘一艘美国轮船来到上海，开始了中国之行。

　　“他富有冒险精神，14岁喜欢上童子军运动便四处游历，祖父母不得不经常开车去找他，甚至动用警察。”玛丽安说。17岁时，辛德贝格终于成功摆脱父母，乘船去了美国。后来还去过俄国、格陵兰，参加过阿尔及利亚外籍兵团，但“艰苦的训练、单调的巡逻、凶猛的恶狗”与他浪漫的憧憬不符，不到1年便逃走。

　　来到上海，辛德贝格先在一家大饭店做前台接待员。“他年轻、英俊，一头金发，德语、法语说得和英语一样好，并有着地道的欧洲口音，因此他的上司将他带在身边，担任自己的书记员。从那以后，他白天穿着带条纹的裤子和礼服大衣，晚上则换上小礼服。”自传里，辛德贝格毫不掩饰对自己的满意，他在上海度过了一段愉快时光。

　　但很快日军入侵上海，他做过一个月的城区卫队队员，后来做过英国著名战地记者史蒂芬斯的司机、摄影师和助手，对方也把他当朋友，称他“辛德倍儿坏(sindbad)”。他们“伴着飞机和炸弹爆炸的轰鸣、枪弹的喧嚣工作、吃饭和睡觉”，直到11月11日史蒂芬斯被日军射杀。当时，他们攀上50英尺高的一座水塔平台，观察中日两军驳火。史蒂芬斯死时，辛德贝格就在数米远，他的腿也被子弹擦伤。

　　挂起德、丹两国国旗护厂

　　这年11月，江南水泥厂投产在即，但“淞沪撤守，战火迫近栖霞，遂告停顿”，大部分人士遣散，只余5名职员和30余工人留守。因工厂各从德国禅臣洋行和丹麦F.L.史密斯公司购进了电器设备和水泥生产设备，天津董事会决定“以夷制夷”，以江南厂设备款二成未付，尚未点火生产，“产权仍属丹、德”为由，请丹麦和德国以债权人的身份派员入驻。12月4日，辛德贝格受丹麦公司派遣从上海来到栖霞，34岁的德国工程博士卡尔?京特与他同天抵达，他出生在唐山，讲一口流利中文。

　　两人连夜让裁缝制作了一面巨大的德国国旗和丹麦国旗，悬挂在工厂上空，还在工厂外围插上标牌，上面画着这两国国旗。厂门口的牌子则换成了“丹德国合营江南水泥厂”。

　　为了避免日军轰炸，辛德贝格还命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刷了一面约1350平米的巨型丹麦国旗，他在给朋友信中写道：“我想这肯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当日机低空飞过，工人便用石灰和木炭，在地上组成黑白两色的德、丹两国国旗。这些举措都被证明是有效的。

　　被忽略的丹麦英雄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进行了为期6周的屠杀。难民们纷纷躲避到邻近的教堂、佛寺和西方人士的产业内。城内，以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代表处负责人拉贝为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建立了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有25个难民营，聚集着25万难民。城外，江南水泥厂和5华里外的栖霞寺则收容了大约3万人。

　　拉贝在大屠杀时期坚持写日记，记下了500多例日军暴行，但直到1996年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为撰写《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的调查才重见天日，作为西方人士的见证而为南京大屠杀新添铁证。他和魏特琳、威尔逊、约翰?马吉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开始被人们称为“南京辛德勒”。但辛德贝格、京特的名字则很少被提到，连史学界也一度忽略他们的存在。

　　2000年5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等人，利用访问丹麦奥胡斯市的机会，在报上刊登启事，题目是《寻找中国战争中的丹麦英雄》。很快得到回应，辛德贝格居然就是奥胡斯人，而且，刊登这份启事的报纸，早在1937年和1938年，就多次利用辛德贝格给家乡的来信而报道他的东方传奇。

　　“南京大屠杀中的丹麦英雄找到了!”该报用了欣喜的大标题。巧合的是，同一天，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站长戴袁支也来到江南水泥厂，一名退休的工会副主席告知，他只知道有昆德和辛波，还曾在工厂俱乐部的茶几肚里看到辛波的一本相册，有2张照片后来在大屠杀纪念馆里见过。戴袁支断定，他说的昆德、辛波就是京特和辛德贝格，只是译法不同。

　　丹麦找到昔日英雄的消息，虽很快报至相关部门，但距离隔断了沟通。2001年高兴祖病逝，戴袁支决定继续寻找。同年，他通过在德国工作的华人朋友，找到了京特夫人，京特已于1987年去世。“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中国人还记得我们，”电话里，她的声音在颤抖。

　　2002年4月，站在阔别半个多世纪的江南水泥厂旧居前，京特夫人感慨万千，她拷贝了京特生前的41张照片，里面就有辛德贝格。再历经种种曲折，戴袁支才最终与辛德贝格的妹妹比藤夫人及其女儿玛丽安取得联系。她们断断续续寄来了辛德贝格的照片，里面果然就有退休工会副主席所说的2张照片，而且，有8张被戴认为是第一次发现。更珍贵的是，辛德贝格在一些照片下面注有英文说明，这被研究者普遍认为是“对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杀虚构说构成了重大打击”。

　　炼狱中的奔走救助

　　辛德贝格的图片说明很具体，因而让人震惊：“这个农民的男孩被(日军)枪托打死，因为他没有脱帽”，“日本人只埋他们自己士兵(的尸体)，不埋中国士兵或平民(的)”，“野生动物和流浪狗正在吃这些尸体”……

　　在1937到1938年的这个寒冬，当辛德贝格目睹南京炼狱，他的心情远不如从前。他给家乡的朋友写信道：“你难以想像，这里到处血流成河……所有的村庄都被烧毁了，所有的牲畜和家禽都被掳走了。举目四望，看到的是农民和中国士兵的尸体，以及啃噬这些尸体的饿犬和野兽。偶尔能碰上一两个幸存下来的老人或妇女，他们在为寻找一点果腹的东西而孤独地流浪。”

　　江南水泥厂于1937年12月8日建立难民营，这也许不是以护厂为最高职责的两名外国人的初衷。但是，面对汹涌而入的难民潮，他们没有拒绝。而且，为了给伤员治病，辛德贝格派人背负他们进城，但日军不让通行。辛德贝格只好让其他人回去，自己则步行入城，找到拉贝。这天是12月20日，拉贝在日记里第一次写到他。

　　一天，日军来水泥厂附近村庄扫荡，抓鸡不着，便扔手榴弹炸，把旁边一名男孩炸伤，辛德贝格驾摩托车载他赶往城区，被日军阻拦后，他驶往另一城门，不等日军上前，即冲进城内，赶到鼓楼医院。后来，辛德贝格从鼓楼医院里请了2名护士，带上一些药品、绷带，在水泥厂创办临时医院，最多每天收治七八十名伤员。

　　与京特博士留守厂区不同的是，辛德贝格不时驾车在城区和栖霞之间来回，尽管路面已经被炸弹和坦克破坏得千疮百孔，“每一次出车都少不了震断一两根弹簧或者扎破几次车胎。有的时候，我不得不叫来十几名士兵帮我将陷在沟里的汽车抬出来。”

　　游历丰富的辛德贝格显然懂得怎样与日军打交道。他会给哨防送来一些啤酒，或者他会让一名士兵坐在车里，这样，进出城门就不再有人找麻烦了。

　　2万难民得以庇护

　　2006年4月，比藤夫人率领她的巨大家族，包括丹麦、美国、黎巴嫩三国、四代共18口人来到南京，下榻在南京饭店。戴袁支告诉他们，在1937年的4月7日，在南京经商小住的辛德贝格就曾受邀参加在这里的一次派对，当时它叫国际联欢社，是民国首都重要的交际场所。

　　“南京是一座有记忆的城市，”玛丽安说，她来南京就是寻找舅舅当年的影迹。戴袁支把他们带到了江南水泥厂，京特旧居中的一座已被火烧，但包括辛德贝格旧居在内的一批民国建筑都完好地保存下来了。然后，他们还见到了湖山村79岁的老农苏国宝，一个曾被辛德贝格救助过的大屠杀幸存者。

　　这个村庄曾有61人被日军屠杀和失踪，那时，苏国宝10岁，他3岁的弟弟“万久”被日军扔进河里淹死，姨姑夫则被绑在桑树上砍了头，“头没掉，皮还挂在脖子上。”一次大火中，他家附近的几十棚户遭灾，京特博士和辛德贝格便让翻译前来调查。苏的父亲为了多得到9公斤大米的救助，把他说成孤儿。苏过去给两人磕头，两人各给了一块大洋，还叫他留厂做工，以后送他读书，但他谢绝了。“那个德国人毛茸茸的，胖胖的，丹麦人要高些。”苏国宝回忆说。

　　现在，通过戴袁支等人的努力，玛丽安终于比较清楚地了解舅舅在这所不为人知的难民营里做出的英雄举动。他至少两次将栖霞寺和尚和难民的请愿书，驾车送到拉贝手中，拉贝立即将它们作为抗议信，送交日本外交官。辛德贝格还两次收到躲避在江南水泥厂难民的集体呈文，送到德国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手中，后保存在德国档案馆。

　　辛德贝格还驾车为城内正焦头烂额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送去粮食，每次都得到他们的举手欢呼。另外，他还带着约翰.马吉到栖霞山考察。马吉用电影摄影机拍了沿途以及江南水泥厂的15个场景，成为这惟一一部动态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电影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

　　京特由于他的德国人身份，似乎更为日本人忌惮。他办事严谨，多留守厂内，却亦有过人之举。日军火烧摄山镇，并架起机枪不让救火，京特闻讯带领一帮人就去了，日军只好收起机枪撤离。他还组织农民，打捞漂浮在江中的烧焦的尸体进行掩埋。

　　相比邻近栖霞寺难民营多为日军骚扰，江南水泥厂因了这2名外国人的庇护，难民少有性命之虞。当栖霞寺难民被迫遣散，他们又涌入到水泥厂，使难民增至近2万人，直到1938年4月大规模屠杀渐入尾声才最后撤离。他们在厂内搭起草棚，只敢在夜间潜入家里拿取少许粮食，一些人就在途中被日军杀害。一次，难民因不敢外出面临饥荒，京特命手下打着德国旗，去村民家收购粮食，回来再分发给难民渡过难关。

　　假结婚救走一名南京女子?

　　可能是战争的影响，也可能是年少轻狂，辛德贝格被工厂有些人认为脾气暴躁。由于没有明确他和京特的工作分工，两人也渐生龌龊。

　　1938年3月21日，辛德贝格离厂抵沪，丹麦公司另派人接替。但厂方对天津董事会的信函中，对他还是有很高评价：“系一见义勇为青年，闻其在厂时与南京一带外侨相处友善，颇能忠于职守，惟年仅廿八龄，阅历较浅耳。”

　　根据玛丽安此次来南京的讲述，辛德贝格为了不让一名南京女孩受日军残害，以假结婚名义把她从南京带到美国，但他此前却与另一南京女孩相好。这些故事，她都是听母亲提及的，这些年来，她一直试图找到赴美的女孩，但一无所获。

　　1938年底，工厂附近农村11人联名送他一幅丝绸，上书“见义勇为”。在日内瓦，他受中国方面邀请，为国际联盟成员和新闻记者放映了日军暴行的电影，因为这是一部“残暴的电影”，他坚持让妇女、儿童先前离开。记者们则被告诫不得报道此事，否则辛德贝格将可能受到报复。正在出席世界劳工大会的中国劳方代表团团长朱学范，在他的护照上题词，赞他为“中国之友”。

　　辛德贝格接着去了美国，成为一名大副。二战期间，他驾驶美国商船，执行了很多次航行任务，每次均化险为夷。后来他当上了船长，穿行于旧金山与哥本哈根之间。1972年退休，死于美国，终身未婚。

　　玛丽安从小就对舅舅感到好奇，“他总是家庭喜欢谈论的人物，”但舅舅的形象总有些模糊，他也很少讲述在中国的故事。“他似乎有些孤独。”在美国求学期间，她得到了舅舅赠送的这面“见义勇为”丝绸。现在，历经70年风雨，她已经将它赠还中国人，同时还有舅舅的勋章、护照和20张原版照片，它们在昨日开馆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新馆首次展出。

　　行走在南京城，玛丽安总渴望寻找到舅舅更多的影踪，这座古老和苦难的城市日新月异，70年前的梦魇依然挥之不去。“在西方，这段历史正在被遗忘，但历史终会呈现它本来面目，我需要了解得更多，寻找真相，是为了不再有悲剧重演。”昨日，当凄厉的警报再次拉响，她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