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南京大屠杀30万冤魂呐喊第一人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 文/ 韩文宁    2024-08-21 10:00:56

　　导语：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是我国最早致力于南京大屠杀研究并取得杰出成就的学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在这一领域艰苦耕耘，成为新中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拓荒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为明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一史实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研究成果对中日两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了解事实真相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家仇国恨：斑斑血泪铭记心

　　家仇国恨，注定了高兴祖的一生与“历史”结缘。他之所以选择南京大屠杀这一专题研究，绝非偶然，其家庭背景是很重要的因素。

　　1928年12月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的高兴祖，亲历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而家庭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其父高柏桢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抗战中又投入到抢救和接应沦陷区多所学校撤退至大后方事宜，并和随员一起搜集、传递有关敌伪情报。后在一次行船中　　　　　　遭遇日机轰炸，不幸殉职，家乡的柏桢中学就是为纪念他而建。堂叔高谟之死，更是英勇壮烈。1937年抗战爆发后，这位毕业于中央航校的高才生已是一名优秀的中尉飞行员，他奉命驾驶战机飞赴淞沪战场参战，和战友一起先后击落日机6架。不久，又飞临上海虹口杨树浦日军阵地进行轰炸，敌高射炮、机枪齐发，他奋不顾身，猛烈投弹，杀伤大量敌人，自己身负重伤，为国捐躯，牺牲时年仅24岁。战火夺去了亲人生命，也烧毁了三河口的故居，独守老家的祖母险遭日寇杀戮。

　　高兴祖的女儿高宁回忆说，父亲生前经常讲起日本侵华时的情形。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常州，家人用泥灰将他脸涂黑，藏在船舱底下，一家人乘船向西躲藏，一路上惊恐不已。幸好当时没有跑到南京，否则将遭遇南京大屠杀，命就没了。

　　日军残暴的罪行，在高兴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憎恨的种子;国破家亡的悲惨遭际，更让他一生铭记。正是儿时的这种切肤之痛，使高兴祖后来的学术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学术成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高兴祖的学术背景，则为他后来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于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承担日本史的教学工作，又先后赴北京外交学院和北京大学东语系进修和学习日语并熟练掌握。这些经历，使他具备了良好的研究能力。高兴祖长期致力于日本史、日本外交史、中日关系史研究，其中，挖掘南京大屠杀真相，给历史和世人一个明确的交代，成了他后来孜孜以求的主要目标，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一艰巨的研究之中。

　　筚路蓝缕：著书立说揭暴行

　　高兴祖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时间要推到20世纪的1959年。那年秋季学期临近结束时，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教研室按照系里的规定，制订了新的科研计划，经教研室全体成员讨论，通过了两个项目，其中之一就是高兴祖所提议的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调研和记述。随后成立了以高兴祖为组长的南京大屠杀调研小组，潜心研究南京大屠杀真相。最初，小组成员有胡允恭先生和查瑞珍老师，其后吴世民老师也部分参与其中。

　　调研小组组织了7位学生，对日军南京大屠杀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高兴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走访了一大批幸存者和见证人，如李秀英、夏淑琴等。遭难者的血泪控诉和彻骨之痛，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令他深深感到，仇恨可以化解，但记忆定要留存，一定要搞清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真相。在学生们的协助下，调研小组搜集保存了一批珍贵资料，包括访问记录、档案抄件、报刊资料和书籍，存放在历史系所在的西南大楼底层一间教室。

　　据吴世民老师回忆，因他家在上海，而抄录文字资料的能力又颇为迅捷，因而在1960年春开学后不久，高兴祖邀约他一起赴上海报刊图书馆搜罗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在得到教研室主任蒋孟引先生批准后，他俩前往上海，大约有一周左右，每天从早到晚在位于徐家汇的报刊图书馆查阅和抄录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在此项工作完成后，吴老师并未进一步参与其间。

　　到了1961年秋，高兴祖又去找吴世民，告知他南京大屠杀书稿正在加紧编写，其中有两章，即第一章“南京沦陷前的情况”和第四章“皇军的兽行”，系参加调查工作的学生所写，由于学识有限，不符合要求，希望他能接手重新编写。于是，他利用相关资料，新撰了第一、第四两章，并参与了全书的通稿讨论。当时，大家同意将书名定为《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寇暴行实录》。

　　在书稿写作过程中，高兴祖曾与出版单位联系，江苏人民出版社有意出版。完稿后，高兴祖又和吴老师一起，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对书稿从头至尾又校读了一遍，并进行了文字润色。不曾料到，书稿出版竟中途夭折。1963年上半年的某一天，江苏人民出版社负责编审该书的编辑专程前来南大历史系，向高兴祖和吴世民致歉，言称《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寇暴行实录》一书原已发排，正待上机之时，接到上级指示，此书在当前强调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谊之际(大概在此前后，日本岐阜县和中国杭州市交换“日中不再战”和“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碑文，并相互在当地竖立纪念碑)，为了不至影响双边关系，故现在不宜出版，因而只好停机作罢。但为了弥补作者的缺憾，特地付印了15册样书作为纪念。对于图书出版突遭变故，未能顺利问世，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一时未有回报，更主要的是有关南京大屠杀这一史实未得正式公开发表，未让百姓了解那段惨痛的经历，这对高兴祖的打击相当之大，他的内心很痛苦，久久不能释怀。但他并未气馁，继续着南京大屠杀的深入研究，相信总有一天，这一成果必将会为世人所知晓。

　　1979年，在系领导的全力支持下，高兴祖独立将“南京大屠杀”书稿进行了修改、增删和调整，并补充了不少图片，易名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以日本史小组编写的名义，作为内部刊物，铅印出版。该书是在江苏省沙洲县(今张家港市)一个印刷厂印刷的，历史系倪友春老师是该县人，他的亲戚在印刷厂工作，而倪老师爱人与高兴祖爱人同在南大校医院工作，因为有这层关系，可以节省点印刷费用。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照片的数十块底板，是高兴祖老师让同在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工作的笔者另行送去的。当时本人对南京大屠杀不甚了解，在看到这些日军屠城，杀戮与强暴中国百姓的图版时，感到十分震惊和沉痛。

　　1983年6月，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将此书摘要发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编入《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一切开拓者从来都是披荆斩棘、历尽艰辛，高兴祖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亦是如此。其时，史学界流行厚古薄今，认为现代史不值得研究，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还算不上学术课题，不像现在这样受到重视，各种阻力还是相当之大。有些研究领域更是禁区，发表论文和出书都非常之难。他后来所写《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这本首次全面披露大屠杀始末的专著，198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初并未受到重视，全由他自己跑经费跑印刷跑校对，直到书于1987年再版，并在日本两次出版日文版引起轰动后，这才受到国内的关注。尽管如此，高兴祖依然执着。为了这项研究，他亲自翻译、缮写文稿，甚至自掏差旅费。他总有一种使命感，这无疑来自高氏家族中用血与恨抒写一生的父亲、堂叔和老祖母，更来自抗战中数十万死难者和幸存者。

　　1963年，南京大屠杀调研小组解散，几位老师相继离开，从事其他研究。高兴祖只能孤军奋战，他义无反顾地坚守这块重地，坚持不懈地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深入研究。他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不断以犀利的文字和无可辩驳的史实，掷向日本国内否认侵略、美化战争的右翼势力。他曾深有感慨地说：“尊重历史理应是中日友好的前提，怎样看待南京大屠杀，看待这场侵略战争，这是一个日本人到底是不是我们朋友的试金石!”正是由于高兴祖不畏艰难，从基础做起，通过实地调研，口述笔录，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再结合史证，厘清了许多问题。诸如像大屠杀30万死难者的数字，都是由他不断发掘、整理、统计后才逐渐明晰。高兴祖就像一名不屈的斗士，誓死战斗在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前沿阵地。在外定居的小女儿不忍父亲晚年一人独居，盼望与他团聚，以享天伦之乐。可高兴祖却有自己的想法：“天伦之乐谁不想?可我现在还不能走，一旦去美国定居那还研究什么南京大屠杀和侵华战争?!”即便后来他去美国短暂探亲，也是整日泡在图书馆里寻找南京大屠杀的最新资料。在高兴祖的带领下，一批学者编撰的《侵华日军大屠杀史稿》于1987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较大规模的研究大屠杀史的专著，以史为据，向日本右翼势力宣战。在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于1995年得以成立，高兴祖被公推为首任会长。他同时还担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

　　深刻批驳：铁证如山难抵赖

　　高兴祖或是用手中之笔让日本右翼势力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或在世界各地奔走疾呼，揭示南京大屠杀真相。一次，芬兰电视台记者问他，战争已过去多年，你为何还不能忘记?高兴祖坚定地回答道：“你们欧洲国家现在不还在追捕漏网的二战战犯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图图说过，如果试图忘却，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为自己的健忘而痛悔莫及，因为邪恶的过去阴魂不散。”他时常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文，以历史铁证批驳日本右翼的“胡说八道”，警醒世人。早在1991年，高兴祖就指出，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他经常深入日本各地，广泛接触日本社会，深感二战后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及其影响远未受到彻底批判和肃清，尤其是石原之流，不仅无悔过之心，反而千方百计歪曲历史，美化侵略。这部分势力人数虽少，能量却很大，应提高警惕，予以彻底的揭露批判。

　　高兴祖教授的一大学术成就，就是以“铁证如山”有力批驳了日本右翼的“世纪谎言”。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一直未停，20世纪70年代散布“无稽之谈”，甚至找出为日军暴行辩护开脱和应该对暴行负责的老军人作伪证;80年代，日本国内否认侵略、美化战争的谬论达到十分猖獗的程度，大肆鼓吹“虚构”论。其中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拓植大学讲师田中正明，另一个是国会议员、前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他们时常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田中还写有《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更是极力诋毁这一充满残暴血腥的史实，其用心险恶，危害不小。对此，高兴祖撰写了《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不容抹杀——评田中正明的九点质疑》，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是不符合己意的史实，(田中正明)就恣意篡改。如1985年5月，田中正明在编辑出版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时，把原文中南京败兵“数万”改为“数千”，对“中岛今朝来访，商谈掠夺”中的掠夺等内容删掉，还无中生有，加上原文中没有的会见外国记者一事，并作为编者注，胡诌什么“完全看不到关于南京屠杀受到质问的情况”。高兴祖经过仔细考证发现，如此肆意篡改之处竟达900多处。他强调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当时就传遍了全世界，但日本政府、军部和新闻报道的有关人员却对日本国民严加封锁，企图掩盖事实真相。高兴祖列举了大量“铁证”，对田中正明的谎言一一予以揭穿，有力地驳斥了他的谬论。该文在1987年纽约“七七事变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引起各方关注。针对石原慎太郎颠倒黑白的胡言乱语，高兴祖接连写了五篇文章，在美国和日本发表，予以有力驳斥。他把诸文汇集成篇，在日本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不容抹杀——驳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这些重量级文章，将两个右翼叫嚣者驳斥得体无完肤。

　　高兴祖还是大屠杀死难同胞研究、慰安妇研究、荣字1644细菌部队研究等众多领域的开拓者，所写的一系列论文，对侵华日军所犯下的罪行予以深刻揭露。1937至1938年间《纽约日报》等西方报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也是他最早翻译成中文的，成为日军屠城的血证。

　　高兴祖平日寡言少语，说话声音也非常低，性格上看似有些羸弱，给人感觉不是那种强悍之人。但观其行止，你又发现，在对待南京大屠杀这一问题上，他毫不含糊、敢怒敢言，显现出极强的斗志，是一副大将做派。他的论文，就像一枚枚炮弹，极具杀伤力。他在国外的名气很大，日本右翼势力最害怕，因为他的名字与不可抹杀的“南京大屠杀史实”紧紧联系在一起。

　　填补空白：开拓成就贡献大

　　高兴祖毕生致力于中日关系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把它当成自己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2001年1月8日，原本身体硕壮的高兴祖突然发病去世，令人意外。女儿回忆说，父亲去世后，她匆匆赶回南京，走进父亲的书房，发现书桌上有一封信，里面是他刚刚写好而尚未寄出的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稿件。真可谓“呕心沥血40载，揭露真相昭后人”。为了实现高兴祖的遗愿以及“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让后人不忘历史”的治学宗旨，其女对父亲的生前藏书进行整理，共计622册，其中中文书籍483本，日文书籍139本，于2002年4月9日全部无偿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供后继者利用。

　　高兴祖为人低调，做学问不赶时髦，治学严谨而执着。他笔耕不辍，成果丰硕，主要有《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合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合著)《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不容抹杀—驳日本议员石原慎太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不容抹杀—评田中正明的九点质疑》等，并担任《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见证》两书的总顾问。此外，还发表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现状和今后的研究课题》《日军第十六师团在南京的屠杀》《70年代以来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三起重大事件》《日军南京“荣”字1644细菌战部队的罪行》《南京大屠杀—日军有预谋的恐怖政策》等近百篇论文，其中30余篇在国外发表，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批驳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无耻谰言，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他将史据与实证相结合，开创和开拓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填补了史学界的空白，为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日本右翼活动依然猖獗，而南京大屠杀研究后继有人，继续着高兴祖的未竟事业。当年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查实、研究和论述的涓涓细流，如今已汇聚成不可阻挡的滔滔巨浪，冲刷着几十年来日本死不改悔的军国主义分子所搅起的歪曲乃至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一潭污泥浊水。

　　1985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立。高兴祖教授多方奔走，出谋划策，是筹建该馆的“高参”。与此同时，南京市政府成立了“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聘请高兴祖任“编史、建馆、立碑领导小组”编史组组长。在他的具体领导下，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和《侵华日军照片集》。这些图书资料集国内该领域研究之大成。

　　2005年8月15日，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立20周年纪念日。当晚，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中，南京市政府首次颁发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别贡献奖奖章”，分别授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开拓者高兴祖教授、香港著名实业家陈君实先生、日本南京大屠杀史实学者松冈环女士和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女士。朱成山馆长在颁奖时给予高兴祖高度评价：“高先生生前积极参加赴日、美、欧等国家和地区的学术交流，为维护南京大屠杀史实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了一名学者的优良品质和风范，给后人留下了很好的楷模和榜样。”代为领奖的高兴祖之女高宁深情地说：“父亲似乎活着就是为了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不管跟他谈什么，最后都会谈到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史学家，他希望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我为父亲感到骄傲!”高宁对记者说，父亲是名学者，他不图名与利，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研究上，体现了一名史学家的责任心。

　　南京珠江路小粉桥1号是一幢两层的小洋楼，这里曾是德国人约翰·拉贝的故居，现为拉贝纪念馆;20世纪80年代，高兴祖教授一家也曾在这里居住过，可谓“同在一个屋檐下”，“相逢”却未曾“相识”。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前者在1937年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用自己的良知，拯救了众多南京市民，被誉为“南京人的活菩萨”;后者则从60年代开始以笔代枪，为在大屠杀中死难的30万冤魂呐喊，冥冥中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上苍天意?但“殊途同归”的命运就是如此的神奇，这两位坚强的战士注定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和相同的使命感，不畏艰难，为捍卫正义而战，他们的人格和精神将长留人间。■(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