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期间国人如何反抗日寇暴行
来源：腾讯网   2024-12-14 10:17:03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我们以国家的名义，祭奠死难同胞。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那段血泪历史!

　　1937年12月5日，日军疯狂进攻中国首都南京。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对手无寸铁的民众与放下武器的战俘进行血腥屠杀，对南京妇女进行不分老幼的奸淫，对南京房屋财产、工商企业、文教胜迹进行疯狂的抢掠与纵火焚烧，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军的恐怖暴行延续六周。在这漫长的时日中，南京成了一座人间的“活地狱”。

　　面对日军暴行，依据国际公法原本已经放下武器的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在经历震惊、恐惧后，与侵略者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抗日爱国壮歌。

　　对日军大屠杀暴行的奋勇抗争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绝没有发生过仅十多个日本兵，就可以屠杀上万中国战俘之事。期间，日军在大规模集体屠杀成千上万的战俘与平民时，进行了周密充分的准备：选择难以逃脱的场地，在四周部署重兵，架着多挺轻重机枪，将中国军民驱赶入内，突然开火屠杀。此时，觉醒的中国军民即便手无寸铁，甚至是被绳索捆绑着，但面对侵略军喷射着死亡火焰的机枪，他们也呼喊着，前赴后继地奋勇冲上去，进行最后一搏，直到倒下。

　　例如，在南京城北下关江边，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在乌龙山山麓集体屠杀约两万名战俘与难民时，就发生了日军意想不到的猛烈反抗。一位日军辎重兵后来回忆道：

　　在我们清理尸体的前一天晚上，两个小队机枪队奉命出动，从公路上向下面沙滩的难民扫射。发出上述命令的高级军官认为，对手们毫无防备，他们已一星期没有进食，因而体力已经消耗，只消用两个小队的机枪就足够了……

　　机枪在黑夜中发出吼鸣声，积郁在难民们心中的怒火突然爆发出来，他们瞬间意识到机枪喷出火来意味着什么，便高声呐喊，像雪崩似的冲向机枪小队。总之，涌过来的是一大批人群，足以挤满皇宫前的整个广场，人们满腔怒火地冲了过来，因而两个小队—机枪队转眼间全被挤垮了，汽车队在稍高的公路上看到了这种情况，不得不随机应变采取措施。他们丢下了汽车上的汽油桶，把汽油倒在坡地上，点起火柴并向那边扔去。……这以瞬间的果断蜂拥而来的人群，很快被燃烧起来的猛烈的火篱笆压了下去，逃也逃不出，结果全都被杀害了。

　　再如，1937年12月17日，日军在草鞋峡江边大规模屠杀数万中国战俘与平民时，中国战俘与平民不顾日军机枪的扫射，高喊着“夺枪!夺枪!”赤手空拳冲向日军，直至全部倒下。第六十五联队陆军下士田中三郎(化名)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周围开始变得微暗时，在田中所在位置的对面，听说一个日本少尉被反抗的俘虏弄死了。传达过来的警告说，‘是他的刀被夺走才出事的，要警惕!’”据田中推测，俘虏虽被倒背手反绑着，但并没有串联在一起，所以能够被另一个俘虏用牙解开。大概是有的俘虏察觉到苗头不对，而采取了豁出去的行动。其他大部分仍被反绑着的俘虏不可能加入此行动。在一个日本少尉被弄死的事情发生后不一会儿，向俘虏人群一齐射击的命令下达了。

　　1938年2月23日，《大公报》(汉口版)第3版刊“中央社讯”，题为《敌兽行迭出，五百解除武装军士在京惨遭蹂躏杀害，活埋·淹溺·跌毙·火焚》，揭露了一起日军在南京以“新奇”的野蛮方法，虐待、残杀五百中国俘虏的暴行，还报道了中国战俘在最后关头与敌军搏斗牺牲的英雄壮举：

　　闻有数十军士知难免一死，等是一死，多挣扎挺身抢夺武器，或咬住敌耳部或腿部，以至被踢毙或刺死，然敌寇中亦有因之有数十人中流弹或耳坠流血致死云。

　　还有许多南京市民和溃散的中国官兵，在极其困难与危险的环境中，以血肉之躯，与穷凶极恶的日军拼搏到最后一刻。

　　1937年12月17日，汽车司机梁志成被日军抓去运送弹药。他拒不开车，当一个日军军官用枪威逼他时，他猛地一拳打倒这个军官，然后扑到他身上，用双手狠狠地扼住他的咽喉。其他日军发现后，用刀乱刺梁志成。那军官狼狈地爬起来，向梁开了一枪。梁志成昏倒在血泊中，日军以为他死了，扬长而去。但梁志成没有死，苏醒后爬回家中，第二天终因伤重去世。(《新华日报》1951年3月3日)

　　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午在《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中记载，在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

　　国破山河在!日军的武力攻占与残酷烧杀，不能征服南京的人心。南京市民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内心里时时盼望的，是中国军队早日打回南京城。

　　目睹在日军的屠刀之下，南京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饱含血泪，仍坚韧不屈、英勇无畏地与侵略者抗争，许多西方侨民被感动了。当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负责人乔治·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又译费吴生)写道：

　　未来如何?近期的未来决不会是光明的，但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痛苦的素质和耐力，还有许多其他的优良品德，最终必将赢得胜利。

　　日本鬼子拿着砍下的中国人头颅炫耀

　　坚贞不屈的南京妇女

　　南京大屠杀中，妇女是受害最重的群体。她们对日军暴行的反抗，也最为刚烈感人。

　　一位年仅19岁的妇女李秀英，已有7个月身孕，与父亲李松山一同避难于设在安全区内、由美国教会创办的五台山小学的一间地下室里。当数名日军要对其施暴时，她进行了殊死的抗争。她后来回忆说：

　　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九点钟，来了六个日本兵，跑到地下室，拉走我和其他十多个年轻妇女，我想宁死也不能受辱，急得没有办法，就一头撞到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当我醒来时，日军已经走了。后来我感到这样做没有用，我自幼跟父亲学过一点武术，可以跟他们拼一拼。

　　这天中午，又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把男人赶开，把两个妇女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准备奸污。这时一个日军上来解我的纽扣，我看到他腰间挂着一把刺刀，我急中生智，决定夺他的刀。我趁机握住刀柄，同日军拼搏。日军见状大惊，同我争夺刀柄。我刀不能用，就用牙咬，咬住日军不放。日军被咬痛了，哇哇直叫，隔壁屋里的两个日军听到喊声，就跑过来帮助这个日军。我一个人对付这三个人，没有办法，但我紧紧抓住这个刀柄不放，和这个日本兵在地上滚来滚去搏斗，其他两个日军就用刺刀向我身上乱戳，我的脸上、腿上都被戮了好几刀。最后，一个日军向我肚子刺来，我立即失去了知觉，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

　　日军走后，父亲见我已死，十分伤心。他找几个邻居在五台山旁挖了一个泥坑，把门板拆下来做成担架，抬出去准备埋葬。当他们抬出门的时候，由于冷风的刺激，我苏醒了过来，哼了一声。父亲听见了，知道我还活着，赶忙抬回家，又设法将我送进鼓楼医院抢救。第二天，我流产了，经医生检查，我身上被刺了三十多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了。经过七个月的医治，我才恢复了健康。

　　李秀英在鼓楼医院，得到美国医生威尔逊(Robert Ory Wilson)的医治，经7个月才恢复健康。美国传教士约翰·迹利斯比·马吉(John Gillespie Magee)牧师将李秀英在鼓楼医院就医的情景拍摄了下来，成为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重要影像史料。李秀英顽强地活到抗战胜利，活到21世纪初。她多次现身说法，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勇敢反抗日军暴行的绝不仅是李秀英一人，还有些南京民众愤然打死了强奸中国妇女的日军士兵。

　　据日军第十军第一一四师团重机枪部队士兵田所耕造回忆：“有一个新潟的兵，一人跑到城里去强奸，可是很长时间没有回来，大家就去找他，把见到的男人都抓起来，叫他们说出来去向。拉出一个人来，当场砍死给他们看。这才把我们领到一个好像防空洞的贮藏苹果的仓库，那个新兵已被杀在苹果堆里。他是抓了个女人去强奸时，让人从背后用三齿镐干掉的。”

　　许多南京妇女还舍生忘死地保护危难中的中国官兵。1937年12月底，日军在南京全城进行所谓的“良民登记”，企图在登记中发现与查获已经换上便衣的中国官兵。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在日军与汉奸的监督下，要那些可疑的男性青壮年，必须要有家中亲人来认领，如果没有亲人认领，立即抓捕杀害。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南京人，特别是许多南京妇女，勇敢地站出来，冒充亲人，谎称那些不认识的男性青壮年是自己的丈夫、儿子、兄弟、亲戚，帮他们逃过捕杀。

　　一位全家被日军杀害的妇女，在身上捆满炸药，在中华门外板桥附近的铁道上，舍身炸毁了一列正隆隆开来的日军军用列车，车身被掀出轨道之外，几百名日军被炸死炸伤。

　　还有位小学女教师，多次遭到日军侮辱，为了报仇雪恨，她设法搞到一支枪，藏在床下。当又有日军闯进其家时，她开枪打死五个日军，最后自杀。

　　防守南京的粤军部队下级军官黄谷柳，在南京城陷后，因故未能撤出，与几个粤军士兵一道被困在南京城中大方巷一家煤炭店的地下室中，面临着日军搜捕与屠杀的危险，幸得这家煤炭店老板娘的冒死相救，才得以在南京城里隐藏了两个多月，于1938年3月逃离南京，辗转回到家乡广州。他以亲身经历与对那位不相识的南京老板娘冒险相救的感恩之情，写下了一篇纪实文学《干妈》，发表在著名抗战刊物《文艺阵地》第3卷第15期上。《干妈》描述了一位善良、坚强的南京老板娘的形象，她实际上是当时受苦受难而坚强不屈的南京妇女的缩影。

　　日军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量同胞遇害

　　冒死密藏日军屠城血证

　　在日军屠城后的恐怖日子里，南京市民中发生过一件冒死密藏日军屠城血证的感人事件。

　　1938年1月，在南京长江路与估衣廊交叉口附近恢复营业的“华东照相馆”里，年方15岁的小学徒罗瑾在为一个日军少尉军官冲洗两卷120“樱花牌”胶卷时，发现其中有多张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奸侮中国妇女的照片，感到十分震惊与激愤。

　　震惊之余，他立即感到这些照片都是日军暴行的铁证，是以后有朝一日指控和清算日军暴行的证据，遂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加印了一套，保存起来。后来他将这种记录日军屠城血证的照片积累到30多张，密藏在照相馆暗房角落冲晒案板的下面。因为这家照相馆当时冲洗胶卷时，只能利用日光，因而使得有些照片由于曝光过头，看不出图像，最后，他只留存了20多张较清晰的2寸半照片。为了保存这些照片，他精心装订了一个小相册，挑选出16张最有典型意义的照片贴上去，并在小相册的封面上画了一幅图：左边画了一个深红色的心脏，中间画了一把刺进心脏的利刃，滴着鲜血，右边用红色写了一个空心美术体的、正方形的“耻”字，在字下面还画了一个问号。为了悼念死难的南京同胞，他又特地将心脏、利刃、“耻”字的四周勾上黑边。

　　罗瑾自制的相册封面，滴血的心和“耻”字

　　罗瑾当然知道收藏这些日军照片是要冒杀头危险的，但为了将来有一天能以这些屠城血证控告日军的罪行，为被日军杀害与侮辱的千千万万同胞讨回公道，他必须这样做。他小心翼翼地将相册保存了两年。1940年5月，罗瑾看到报上刊登交通电讯集训队的招生广告，他前去报考，考进了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的交通电讯集训队，学习电讯技术。交通电讯集训队设在南京市中心维新路(现名长江路)的毗卢寺大殿内。罗瑾以为这儿较安全，就将相册藏在自己宿舍的床下。不料到1941年初的一天，因同在毗卢寺内培训学员的伪宪兵二团，为迎接汪精卫来训话，在检查中发现了一只来历不明的手榴弹，就在全寺进行大清查。罗瑾在紧急中将相册藏到后院厕所的一个墙洞内，用泥巴糊上洞口。

　　也许由于风吹雨打日晒，糊在墙洞上的泥巴很快开裂掉落了，罗瑾藏在墙洞内的相册也随之落到了地上的草丛中。恰巧被路过的罗瑾的同学吴连凯在无意中发现。吴连凯并不清楚其来历，但翻看后他立即意识到相册的重要意义和巨大的危险性，就将它转藏到寺内一座佛像的底座下。

　　而罗瑾在发现相册丢失后，为防不测，就立即在家人的帮助下匆忙逃到离南京数千里外的福建省大田县。在那座偏僻的山区小县城内，他开了家小小的“上海照相馆”艰难度日。因迫于生活和安全考虑，他长期隐姓埋名。

　　吴连凯与罗瑾是同龄人，他在无意中发现了相册后，一直将其密藏在佛像的底座下。吴连凯有个要好的同班同学叫洪宗炎，悄悄告诉吴连凯，罗瑾曾把这相册给他看过，吴连凯因而知道了这个相册是突然间消失的罗瑾所保存的。1941年秋，吴连凯学成毕业，被分配到通济门外汪伪警卫师五团当技佐。他在离开毗卢寺时，偷偷将相册从佛像底座下取出，塞到小皮箱的底层，带回家中。此后，他一直将其密藏在身边，直到抗战胜利，才将它上交到南京市参议会，转呈“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这时，吴连凯为纪念抗战胜利，改名为吴旋。由于这16张照片极为重要的历史见证作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将其定为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京字第一号罪证”。该相册现保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90年夏天，罗瑾旧友的儿子前来大田探望，谈及上海《文汇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当年南京有一位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许多日军残杀中国同胞的照片，后来成了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证据。这让罗瑾回想起尘封50多年的往事。

　　以罗瑾为原型的电影《屠城血证》

　　1993年9月，罗瑾从大田回到南京，给母亲扫墓。他到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看到了那本他亲手制作、使自己逃亡40年的相册，并看到其中有几幅日军的暴行照片，被放大陈列在展板上。经过向展览馆馆内同志询问，罗瑾方才得知相册被辗转收藏的过程。

　　在侵华日军血腥统治南京期间，罗瑾与吴旋这两个普通南京年轻人的壮举，正是在日伪统治下国人誓死抵抗、奋勇抗争的鲜明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