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国家公祭日是民族成熟的标志
泛泛而论,祭祀作为一种典型的仪式,通常是文明成熟的标志。文明成熟,才有礼典。华夏文明发育较早,具有完备多样的礼典仪轨,而祭祀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即所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并依此创立了专门的祭祀日。传统节日中的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等都与祭祀有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祭祀文化的成熟。祭祀不仅包括宏大的天子祭,也包括士庶祭,都成为国家活动和家族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
不过,曾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礼典仪式现在已渐趋消亡,不再是常规性的重要活动,其规范也逐渐瓦解。这其中,有国家形态在近代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也有祭祀文化的生存土壤发生变化的原因,过去对天地鬼神的敬畏已不复现,对祖先的崇拜也由于家庭结构向原子化演变而削弱。近年来,虽然敬天敬地敬祖先再成时尚,但强调的也多是文化符号的意义,或者成为给地方经济发展搭建的平台,其本来意义已有所消散。相对而言,民间尽管失去了传统祭祀规范的许多内容,但仍然存在基于亲情的祭祀活动,而在国家层面的祭祀活动,尽管仍然零星存在,比如为“9·18”事变悼念、为“5·12”大地震悼念,但没有制度化规定。
那么,今天需不需要设立国家公祭日?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说过去因敬天敬地敬祖先而创造的祭祀文化,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成熟,那么今天是否会忘记历史,也在考验一个民族是否成熟。
国家公祭日提供的庄严感,有助于恢复历史的庄严,特别是在虚无主义消解历史的价值判断之时。历史的荣耀和悲情,需要我们正确体会;国家公祭日提供的舆论平台,有助于帮助我们连接历史和现实,为我们找到历史中的正确定位;国家公祭日有助于我们回顾审视历史悲剧,维护基于历史形成的判断,防止历史被人为歪曲。而这些对于历史的冲击,一直在发生。
南京大屠杀警示意义是世界性的国家公祭日就是通过直面历史上的悲情时刻,以达到以史为鉴、警示后人的目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不乏对于悲情时刻的记录。以什么样的历史悲剧作现实的镜鉴,有不少选项。为什么确定的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而不是其他?
其一,南京大屠杀象征着中国苦难近代史的高潮时刻。中国自近代以来所遭遇的外部压力,给整个民族留下了许多历史疤痕,而八年全面抗战最为艰苦,中国军民付出的牺牲最大,中国向现代性转变的进程被阻滞得最为严重。
其二,迄今为止,77年过去了,日本作为那场侵略的始作俑者,始终没有作出应有的历史反思。最近两年,还通过篡改历史、为侵略正名等方式,为修改和平宪法、重启军国主义之路制造声势。
其三,日本近年来的这些行为,不仅让中日关系降至冰点,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和安全体系构成了潜在威胁。
还原历史真相,需要一面真实折射历史的镜子。警惕历史反复,告诫颠覆历史的行径,需要一面真实的镜子。传递和平声音,需要一面真实的镜子。而无论从反法西斯主义还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南京大屠杀都不仅是历史留给中国人的伤痛,也是留给全世界的伤痛。如同奥斯威辛集中营,其警示意义是世界性的。
丰富公祭内涵避免一年一天有效期
国家公祭是最高层次的祭祀活动。不管从其意义的重大性还是从其现实的推广需要看,丰富其内涵,使其更好地与当下的社会和经济形态互洽,都是重要一环。除了有组织的悼念活动、鸣笛、针对性的影视宣传之外,国家公祭还应该成为全民国防安全教育的组成部分,通过对历史的追思增加安全意识。
此外,国家公祭还应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比如,美国的老兵日提供一系列针对老兵的优惠活动,以此增加老兵福利;以色列则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限制娱乐活动等等。这些举措不仅可以增加普通民众的感性认识,而且有利于普通民众参与对历史的审视。中国也有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深化国家公祭与社会活动的互动,避免国家公祭一年只有一天有效期,而削弱其应有意义。
不忘记历史苦难,不是要培养仇恨,而是要培养出大国公民应有的历史价值观,和与国际社会相处的尊严方式。这是个长期目标,在特定公祭日之外的日子里,也不能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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